想想刚才那场面、那群人，就恶心。肚子里没有食却胀鼓鼓的。汪治国，说心里话，如果留下你坐在费小姐身边吃饭，那宴会还会让你恶心吗？恐怕就是香喷喷、美滋滋的了。人嘛，还不都是这两下子，别来这一套！你如果从骨子里厌恶这群人，耻于参加这样的宴会，压根儿就不会到这个你不该来的地方来。李局长拉你来赴宴明明是耍你，或者是借你耍高经理，你却当真了。当时心里不是还颇为高兴、颇为得意吗？自取羞辱，吃了个大窝脖也是自找！你也不能算成熟……

这样一想，我心里的火气开始减弱。本该如此，从你接受人家任命当个小官的那天起，就老是处在一种被动和软弱的地位上跟领导打交道。你有志气吗？往汽车底下钻！在电线杆上一头撞死！不敢——那就凑凑合合地活着吧。人嘛，就是这份德性，一方面抱怨生活的无聊像无边无际的黑海洋，一方面还活得有滋有味。得势了，有张狂的理由；失势了，有苟活的根据。咒骂自己、鄙视自己是给自己顺气的最好办法，即使是自视甚高、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也能默默忍受自己一顿臭骂。人家当官都是有尊严，我当了这几年院长却把自己做人的尊严弄得破碎而模糊了！

公共汽车像一只笸箩，从这一站筛到下一站，一站一站地晃荡。我站在车头高出一块的台子上，看着一车厢无精打采的脑袋，像元宵一样滚来滚去。六月流火，热浪卷着尘土从没有玻璃的窗口灌进车厢。人们被烤蔫了、筛昏了。我也算是公用公司的一名职工，对公共汽车却一直感到陌生，建立不起感情来。只要这个社会分等级，世间万物就有等级。它的一切制度、政策、福利也就是先为当官的考虑，让上层舒服满意。下层则是赶上什么算什么。好了好讲究，穷了穷对付。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忘了自己的阶层随便上人家的小汽车，反把自己的自行车丢在家里。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再有人用小汽车来接我出诊、开会、赴宴等等，我要先问好管送不管送，倘若不管送就请捎上我的自行车，或者我宁愿骑自行车去。

我赶回医院，食堂早下班了。好在饿上一顿两顿的对我是家常便饭。最难办的是平军和几个好事之徒正在眉飞色舞地议论向香港明爱中心申请赞助的事，一见我回来非要问我宴会的气氛怎么样？费小姐又谈了些什么？坐谁的车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参加下午的汇报会以及为什么这样快就赶回来了？等等。

叫我怎么说呢？我能忍受羞辱，别人不一定能理解。受了气我能想得开，别人不知会怎样看我。同事的好心、热心、无边无沿的同情心、不费力气的义愤之心，实在是我的负担，只会使我更尴尬。人一生有许多隐秘的耻辱，需要一个人偷偷地慢慢地咀嚼、玩味。将隐秘的耻辱公开就更觉耻辱。但是这件事我不说也瞒不住，索性实话狠说，把自己说得比被撵出宴会厅时的实际感受更难堪、更狼狈、更窝囊。你把自己嘲骂得过了头，别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平军苦笑着摇摇头：“你呀，太软了。我要是你，就一屁股坐在外宾的身边，看他们能把你怎么办！要知道人家外国人是冲着你来的。”

我赶紧更正他：“是冲着咱们学校来的。”

“那还不是一样。告诉你，宴会少吃一顿没关系，不会少长肉的。要钱的事和去香港学习的问题你可不能退！”平军瞪起眼珠子。去香港不会少了他。目前八字还没有一撇儿，何必这么着急！

“预算怎么做？”我赶紧把话题转到正事上。

“要三十万人民币。”

“要这么多？”我吓了一跳。“别狮子大张口把人家也吓住。如果人家以为咱是穷疯了，最后一分钱也不会给。”

“你说要多少？”

“有十万元足够了。反正也不能重盖教舍，无非是买点教学设备，给教师增加点讲课费，适当地改善一下学生的生活条件，这能用多少钱？要知道人家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赞助，没有责任非得白送给我们钱不可。我们的市政府、民政局，还有我们的顶头上司，有义务也应该帮助我们，不是连一分钱也不给吗？我们向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香港小姐要这么大个数字合适吗？”

“是她找的我们，又不是我们找的她。要多少在我们，给不给不是在她嘛！既然张一回嘴就大大方方的，不要白不要，要一次就像一回事。要得太少了反而被人家认为咱没见过世面。小里小气像要饭的，还能干大事情吗？”

他说的也有道理，这种事还是依着他为好。

整个下午不论我坐在办公室里还是走到什么地方，都得回答这样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跟谁一起去？”

“明爱中心能给我们多少钱？这钱你打算都用在残疾人身上，还是医院里的职工也有一份？”

“别忘了你首先是我们医院的院长，其次才是附属残疾人职业学校的校长。去香港不能光带学校的人去，应该跟医院一家去一半。你一碗水端平行不行？”

“没有医院哪有学校。如果我们不看病了，都去学校教书，行不行？”

小赵、小钱更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甚至准备叫我从香港给她们买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而且不必交钱给我。给我人民币到香港也不能花。依她们看，我在香港呆好几个月，凭我的医术，凭费小姐对我的器重，不用犯愁会没有大把的港币。

好像我真的明天就可以去香港。我可不能为没影儿的事再造成什么误会，凡有人问，就耐心做解释：

“费小姐不过是顺嘴溜出的一句客气话，也许是有嘴无心的一种应酬，你们就当真了吗？”

“人家跟你客气得着吗？这种事是顺嘴乱说的吗？”

“即使是真的，究竟谁能去香港还说不准呢。”

“谁不去都行，没有你不行！”人们说得那样肯定，仿佛他们是明爱中心的第二代表。

好像我本人不愿意去香港，还需要他们的鼓励，或者是我故作姿态，拿捏人。人们对残疾人的热情突然高涨起来。钱瑛和赵力力平时明和暗不和，最好为望风捕影的事争风吃醋，今天突然联合一致，反倒希望那位修长洒脱的费莉娟小姐对我越看重越好。这就是她们曾多次暗示给我的对我的真实感情。我在她们眼里肯定不如一件她们渴望得到的洋货更值钱。赵力力对我已相当疏远，突然又亲热起来，钱瑛刚松了一口气，神经又紧张了，背后把小赵骂得更不是人了，她说叫我买东西是假的，目的是搅得小赵也买不成。女人的小心眼儿，难以捉摸……

我的兴奋逐渐冷却，费小姐未必是我的福星，也许是一颗灾星。又烦、又饿、又累，头往椅背上一靠，闭上眼想休息一会儿，也好冷静地想想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香港叫谁去呢？沈丹实、平军是非去不可的。我心里希望白星春能去，但她是医学院的老师。带一个编制不在我们医院的人去，医院里那些红了眼的医生定会大闹一番。我们四个都走了学校怎么办？最好分两批，学生一放暑假先去两个。沈丹实家里离不开，那就是我和平军先去。下一批也让沈大夫带个女同志去，方便，彼此好照应。今天晚上见到费小姐都向她说清楚，定死。

老郭冷不丁站到我面前，面色灰白。

我一激灵：“你找沈大夫？她中午就回家了。”

“不，我找你。”

“找我？”

“我要走了。”他说完就转身。

“你去哪儿？”

他已无影无踪，真是怪人！

我突然睁开眼。我肯定刚才并没有睡着。也肯定看见老郭进门来了。然而即便揪下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老郭此刻能到这儿来。除非他有魂灵……

我感到脊背上渗出冷汗，脑袋昏昏沉沉，像逃避什么东西似的离开了办公室，要找个有太阳、有生气的地方呆一会儿。然而太阳也迷失了方位，这时应该在西方，却悬在北方，光线苍白而冰冷。这是个冻太阳。让我失望的太阳。我寻找它，别人却在躲避它。大墙边、屋檐下，树阴里，凡阴凉的地方就有学生在用功，或单兵独马，或三三两两，他们拼命为考试做准备。我没有给他们提供真正的校舍，这些简易棚的顶子只糊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即使是此刻这种病恹恹的太阳也能毫不费力地就把它晒穿，使棚里变成蒸笼。宿舍里拥挤，教室里也不宽敞，上自习课只好放羊。又没有校园，甚至连个稍微安静的环境也没有，医院里人来人往、又脏又乱。只有到医院下班了或大清早还没有上班的时候，学生们才敢抱着讲义钻出抗震棚。

我在他们面前走过，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一种自己被残疾学生所需要的感觉安慰了我，鼓励了我。

力量有不同的类型，残疾人不见得比上午来的那些领导人软弱。我是他们的教师，又何必自轻自贱呢？应该引以为荣，对得起他们！

于青和几个女同学在教室里互相提问。她的课桌上放着一块湿手绢，不停地用它擦眼睛。我走过来叫她抬起头来：“你怎么啦？”

刘莹嘴快：“她是偷着开夜车熬的。”

于青忽然急得要哭：“上午还不这样哪，午休以后就疼得睁不开眼了。汪校长，快考试了，您说我怎么办？”

她两眼肿如醉枣，根本不是熬夜熬红的。我叫她别着急，守着医院，守着大夫，自己也正在学医，有个小病小灾还用害怕吗！赶紧回宿舍仰面躺好，头下垫块干毛巾。

“你得的是红眼病，我马上给你治。否则明天你就睁不开眼了，也无法参加考试。”

我到街上买了两个小号的西瓜，回到于青的宿舍先切开一个，果然很新鲜，业已熟透，每只眼睛扣上一块。嘱咐她：

“用手扶好，别让它掉下来，一直捂到吃晚饭。晚上不要看书，再把另一个西瓜切开捂上。捂的时间越长越好，直到你感觉两块西瓜都发热了再取下来。”

她感到新鲜：“这行吗？”

“行不行明天再说，我保证还给你一双好眼睛。”

“这是什么道理，您能告诉我们吗？”

“先治病，道理以后再讲。你们先想想。”

于青连同跟进来瞧热闹的几个学生都很机灵，有心计。我要先考一考他们，然后再告诉他们答案。

平军也进来了，我一见他的脸色心里咯噔一下。

“沈大夫的丈夫去世了。”

“我知道了。”

“我刚接到电话，你怎么会知道？”

“他来跟我告别了。”

“谁？”平军大骇，两眼离离激激地望着我，活像大白天看见了鬼！

“老郭。”

我又重复一遍，然后不再答理任何人，径自走出女生宿舍。

平军追上我。我们两个先到食堂吃了点饭。平军叫我去宾馆找费小姐谈正事。他带着钱再拉上几个人到沈大夫家帮助料理丧事。

我对他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武断的命令口气：

“你去见费小姐，该谈什么、怎么谈，完全由你自己做主。我必须立刻见到老郭。”

平军一定以为我中了邪！

烛影摇曳。细烟如魂魄，丝丝缕缕缭绕不断。

老郭的脸闪出一片黄灿灿的光，比活着的时候平静而舒坦。他不像是一切都结束了，生命倒像进入了一个更辽阔深邃的境界。没有烦扰，没有痛苦，没有任何欲念，在无边的安全的夜的托浮中完成自己。表现出一种从容安详的气度。

我注视着他的脸，一种空寂寂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祝贺你，我来给你送行。你肯定已经知道了走到生命的玄妙的边缘是怎么一回事，你了解了生命的奥秘，你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肯定比我这个常年医治和挽救生命的人更深刻。因为你走过了死亡。但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你的灵魂就这样抑郁地离你而去了吗？

生命的结束比生命的诞生更隆重，轰轰烈烈，繁文缛节。老郭是个有成就的建筑设计师，住着一套三间的单元房子。另外两间里脚步杂沓，乱作一团，被老郭的亡灵召唤来的各色生者，做着各种超度亡灵的准备。突发性的呼天抢着，大哭大叫；没完没了的欷歔哀叹，同情劝慰；窒息般的沉默，阴沉沉的疲惫。只有老郭躺着的这间房子是安静的，好像有一扇无形的大门把生和死隔开了。

人死如虎。可能是外面的哭声惊动了老郭，他散发出森森冷气，让一切活着的人都感到畏惧。唯有像我这样的医生，经常跟死亡打交道，对死人并不陌生。郭颢活着是我的朋友，他死了我也不惧怕。我给沈大夫帮不上什么忙，更不想对她说什么安慰的话。作为老郭和沈大夫的朋友我想自己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陪伴他度过在人间的最后一个夜晚。

他的大儿子我见过了，穿着花格衬衣和只能盖住大腿根的短裤，头发鬈曲，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子站在门洞里抽烟。神情古怪，大概想表现出男子汉临难不惧的劲头。老郭不在了，他就是这个家庭里的第一男人了。但老郭不喜欢他，他也未必肯陪父亲过最后一夜。老郭的另外两个孩子尚小，没有胆量守尸一夜。沈大夫负担太重，要支撑整个送走老郭的典礼。但愿她自己不要垮掉。中年丧夫！今后就全靠她一个人来供养三个孩子、支撑这个家庭了……这个家庭还有吗？还需要支撑吗？

我拉开白布把老郭的脸遮住。他对这个纷纷世界再也没有感觉了，把对这个世界的许多绝妙的看法也带走了。我刚才心里对他的那股温暖的情谊突然消失了，躺在我面前的不过是具尸体。他不再惧怕强大的病魔，从痛苦中解脱了。

沈丹实为什么要痛哭呢？她不也解脱了吗！丈夫的死给她的生活提供了更新的机会。惠英的死使我的生命更新了吗？我重新成了自由人，但我自由吗？

惠英在不知道的一瞬间完成了死亡并带走了女儿，她是幸福的。不幸的是我。我仍旧生活在她们娘俩的温馨的阴影里，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她们的存在。然而她们确实不存在了。真正存在的只是一种回忆，一种无穷无尽的自我折磨。那个年月产妇生产后三个小时就得出院，不管大人孩子死活，实际都是被赶出医院。当妻子把那一团温热的颤巍巍粉红色的嫩肉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惊慌失措了。这就是我的孩子吗？我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做父亲的欢乐，她就开始抽风。诞生只有三个小时的小东西抽风必死无疑。产科医生和有经验的老产婆子们都说她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了，无法喂药，无法打针，无计可施。只能眼巴巴看着她把从娘胎里带来的热量消耗完然后就不会再动了。还好，她没起名字，没有报户口，严格地讲还不算个正式的人。由于太小，来到人间的时间太短促，父母对她没有感情，不会太心疼。

不，在我身上最先觉醒的是做父亲的责任和承受灾难的勇气。孩子既然投奔我来了，我不能让她这样再回去。我把她抱在怀里按子午流注扎针。三个小时的生命，太小太嫩，经络难分，穴位不好找。再小也是人，是人就有穴，难找不等于找不到。子午流注如果是真经，就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有效。

我下针的时候惠英不敢看：“这孩子够受罪的了，活不成就叫她少受点罪吧，你可别再给她罪上加罪！”

她既然有勇气往我汪家投胎，也叫她知道她父亲是干什么的。

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抽风的时间越来越短，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她让我体验了做父亲的自豪。我也为女儿感到骄傲。真争气，两个月后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婴儿。我为她起名“子珍”——子午流注针挽救了她的生命。到派出所为她报了户口，这个世界上有了她的位子。凭国家对她的生命的承认我买了配给的鸡蛋、排骨、红糖、奶粉。我狂妄的自以为能够战胜死亡了，最后还是被命运打败了，命运就是靠死对人类实施最终的最严酷的惩罚。我不顾一切地从它手里夺回了女儿，最终还是又被它抢走了。子珍，我真正的女儿！要活着的话差不多跟老郭的小女儿一样大。噢，老郭也死了！

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类有多少种死法？

平军领着几个医院的同事来了，他们向死者鞠躬之后又撩起白布单子看看老郭的遗容。他们发出惊叹：“呀，比活着的时候倒胖了！”

“太可惜了，正是好年纪，家庭不错，工作也不错，再干几年就光等着享福了，谁想他这么快就撒手闭眼了！”

他们就不怕惊扰了死者！

我的这些同行们都见惯了死人，并不敬畏死鬼。平军的心思也没有放在老郭身上。

“治国，公司那帮狗娘养的不让我见费小姐，我一进友谊饭店他们就盯我的梢。说不经外办允许不准私自接触外国人，外事纪律可了不得！我说你别拿外事纪律吓唬我，外国人经常到我们医院看病，也没见外办干涉过。不是我愿意来，是费小姐约我送预算来的。周主任叫交给他代转。我也不知道费小姐住哪个房间，也只好把东西交给了姓周的。”

眼前躺着死人，家属在隔壁哭号，再谈论向外国人谋求赞助和去香港学习的事情，真有隔世之感，是对死者及家属的不敬。我恍如夹在阴阳两界的中间层。那些东西全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听其自然吧。

平军催我回家休息，明天好照顾学校和医院那两摊子工作。反正不能三个人都留在这儿，总得有个人回去支应局面。他说我留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还碍手碍脚。他当仁不让要留下帮助沈大夫操办一切，直到送老郭入火为安。

“沈大夫同意明天上午火化吗？”我问，按一般规律家属都希望把死者多留几天。

“不同意也得同意。天这么热，明天上午不火化，到中午人就得臭了！”平军的话冷酷得像判官。

“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硬，这么难听，要体谅沈大夫的感情。”她知道梅纯的事吗？这对同床异梦的夫妻，表面上令多少人羡慕！

我夹在老郭和沈丹实中间感到难受、尴尬，似乎帮着一个欺骗另一个。心里不得不承认办这种事平军比我强得多。明天他和沈大夫不在，医院和学校里就只耍巴我一个人。也确实没有必要坐在这儿恍恍惚惚地尽发痴想。对不起，老郭，我要失陪了，请你保佑我们！

亲戚、朋友、来帮忙的、来吊唁的围住了沈大夫，成吨的同情和惋惜向她倾倒，这些好心、热心、怜悯之心完全能把她淹死、压死。正像珍馐佳肴，摆在桌上是精美食品，太多了，倒回大桶就是垃圾。大批的人集中来表演一种激烈的过火的美好感情，免不了也会产生大量的感情垃圾。何况如今的感情也像人民币一样正在贬值。她只顾应付别人肤浅的痛苦和琐碎的事务，无暇体味或浸沉在自己的痛苦里。没有机会也没有精力用自己的心灵去深刻感受亲人的死亡。好像丈夫的死只给她带来一堆杂乱无章的形式主义的具体事情。她听说我要走，摆脱围着她的人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心里不安，这种时候她居然还有心思顾全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虚礼！

她送我下了楼仍不回去，要继续陪我往前走，却又一句话不说。我心里越发感到不安，不知怎样劝她，该劝的话别人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也许她想借着送我在黑暗中多走一走，让头脑冷静下来，想想丧事和丧事以后的事情。我推着自行车慢慢跟随着她。不是她送我，而是我陪她。躲在黑暗中的沉默，即使是悲苦的、沉重的，也别有一番滋味。疼得钻心，疼得没有动静。我非常紧张，生怕她说出我不想告诉她的事情。在这浓重的悲伤中潜伏着一种慌乱而辽阔的空虚。我终于耐不住了：

“你要保重自己，把杂事都交给平军处理。”

她不接我的话茬儿，也许根本就没听见我的话。又沉默了一段时间，她按照自己的思路开腔了：

“治国，是我生生地把他的病给耽误了，不然他不会死的！”她又哭了起来，这是那种自发的不是为了配合吊唁者也不是哭给别人听的真哭。悲从中来，痛彻肺腑，双肩剧烈地抽动，哭声尽力都压回胸腔。“我还算是什么医生？也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

我放心了，她不知老郭生前已另有所爱，否则不会有这般痛不欲生的凄惶和悲怆。人一死把什么债都一笔勾销，还是让她只记住老郭的好处吧！我又有点慌神了。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在这黑幽幽的大街上不知什么地方会坐着乘凉的人。中国的闲人们是不会往好处猜测一个趁黑夜在外面大哭的女人。何况旁边还跟着个哑巴似的男人。我有一种亵渎了沈大夫的犯罪感。用一只手扶车，腾出一只手扶她往回走。我真是无能为力，甚至连智力也钝滞了，不够用的。这时候需要语言，无论蠢话、废话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转移她的精神，冲淡她的痛苦。我这时才明白过来，亲戚朋友围着她，用滔滔不绝的废话轰炸她，疲劳她，不让她单独跟自己的痛苦呆在一起，不是没有用处的。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滔滔不绝，只要滔滔不绝就有用，爆破这到处弥漫的黑夜，给陷于极度绝望中的同事以救援——

“沈大夫，不要自寻烦恼了！如果能从头再来一遍，你能治得了血癌吗？能挽救老郭的性命吗？有责任的是他而不是你。是他害你、拖累你，而不是你害了他。死是用来惩罚和恐吓活人的，不是对付死者的。生活的真正味道就是体验从生到死的缓慢过程，其他都是调料。每个人都是可怜的，在灾难的威力面前显得软弱卑微。想开了，痛是不痛不痛是痛。视死亡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种幽默，你还会为了老郭的死而想耗尽自己的生命吗？我喜欢老郭就在于他设计的建筑都带着一种精神。精神一败就不是人了！越想越苦，越苦越想，还能活吗？您现在尝到的这滋味我早尝过了。所以我有资格劝您，不管怎样都得活下去。赖活不如好活，苦活不如甜活，凑凑合合地活不如大大方方地活……”

如果不是又回到了她的家门口，我就继续给她讲《易经》或“阴阳八卦”……

楼洞口吊着一个寂寞的大灯泡，为的是照出两边的花圈，制造一种死亡的气氛。也在沈丹实的脸上映出块块光斑。不幸和劳累使她变丑了，变老了，眼睛迷惑而忧伤。

是“福不双至”还是“祸不单行”？市政府一纸通告搞得人心惶惶，至少我们这种“棚子单位”六神无主了。大地震十周年的忌日快要到了，市政府在七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召开隆重的抗震救灾祝捷大会。各式各样的低矮破旧的抗震棚或一排排、一片片，或星星点点散落在各个角落里，像城市的脓疮。有碍观瞻，散发着腐烂的气味，让人们一看见它就想起那天塌地陷的情景。十年来市里盖了不少新房子，可抗震棚不见减少，每个棚子里都有人有物，好像离开它还不行。人是最能和和的，有多少地方就占住多少地方，市里决定动用行政命令彻底根除抗震棚，专门成立了一个“拆棚办公室”，监督各单位必须在七月二十日之前拆除所有棚子！有不想拆棚者，市“拆棚办公室”将派出自己的雇佣军——专业拆棚队——一帮小流氓和无业游民式的人物组成的队伍，配备有推土机和各种破坏工具，所向披靡，顷刻间就把抗震棚铲为平地，砖瓦木料当场拍卖充公。说穿了就是谁拆的归谁，大部分都进了拆棚队哥们儿的口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在中国办事最省劲儿的办法就是一刀切。不这样动厉害的，抗震棚就会一辈儿一辈儿地传下去了。这一刀切可把我们切死了，意味着解散公用医院和残疾人学校。这比闲言碎语和领导人难看的脸色可厉害多了！

市政府的通告像抽在我身上的鞭子。沈丹实还没有上班。平军做买卖被人家骗了，赔了一千多元，情绪恶劣，成天骂爹骂娘一脑门子官司。我跟他商量正事，抗震棚拆了以后我们怎么办？他没有心思，也没好气儿：

“你着什么急呀？又不是我们愿意拆棚子，是上边叫拆的，上边自然会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难题。车到山前必有路，随便找栋房子也比这抗震棚强得多！”

我很清楚，“上边”不会拿我们的困难当一回事的，只能自己救自己。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救救平军，让他那花花脑子多为眼前的大事想点主意。我说：

“服务部赔钱的事不要声张，我拿钱把这个窟窿堵上。不就才赔了一千多吗？应该认便宜。你用不着这么着急。”

“不行，怎么能用你的钱！我能捞回来……”平军嘴上还硬，看到我真的把两千元存折塞到他手里，心里也不免感动。“治国，多亏碰上你这样的头头，换个人一定会怀疑我从中捣鬼，自己捞了好处。谁相信像我这样的人还会上当，传扬出去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我安慰他：

“我相信你就跟相信自己一样。别看你浑身冒精气，嘴上说买卖一套一套的，真正做买卖不行。你的心太善。奸商奸商，无商不奸，不奸怎么赚钱？算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还是商量正事吧。能不能打个报告，让市政府网开一面，留住我们这两排抗震棚？”

“恐怕不行。市政府正拆红了眼，不可能破坏自己的统一号令。连公司都不拿我们当回事，市里会这么器重我们吗？”

“副市长不是刚陪着外国人视察了我们学校吗，他总不会这么快就对我们没有一点印象了？”

“他能同意留住我们的棚子，就没有理由不留别人的。那‘七二八’还能‘祝捷’吗？头头们认为留着抗震棚就是给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抹黑。”

我承认他说的有理。这家伙没有好心眼儿，对人不往好处想。他接着说：

“即使我们想抗，公司不抗也是白搭。公司的头头绝不会为了我们违抗市里的命令，不等市里拆棚队来，公司就会来人把我们的棚子给拆了。”

“医院不怕，反正是铁饭碗，不怕关门大吉。公司的职工都在我们医院看病，公司不给房子职工们就会有意见。我担心的是学校……”我说。

平军瞥瞥眼好像有了主意：

“我正好不为学校担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键是你不行。你心软性子绵，有治病救人的勇气，没有治人抗上的勇气。”

我接受他的激将法：

“我有这勇气又怎样？”

“你要有这勇气到那一天就躲起来。我带领学生围着教室手拉手一坐，都是瘸子拐子，什么都豁得出去。吓死他们，谁也不敢动我们的抗震棚！大地震把我们搞残废了，市政府还想再搞一次地震断我们生路、搞得我们无家可归吗？”

这个主意很有诱惑力。我却坚决给予否定：

“不能那么办，残疾人火性大，那会惹出大乱子！”

“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不会同意。”平军怏怏然，半天没有再吭声。

我却在心里打好了主意，让学生提前考试，在七月二十日之前放假。决不能让残疾同学看见教室被毁的情形。那将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和拆棚队的小子们发生冲突。

“你不同意我的办法，学校就很难保住了。”

“那样也未必就能保得住学校！”

我心里焦急，后悔自己沉不住气。拆棚子的事先不要闹腾得太厉害，让学生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好在医院里真正为医院将要停业、学校将要吹灯拔蜡担心着急的人没有几个。什么病人的利益、社会影响，人人都抱着不哭的孩子，谁都比我想得开！只要不直接伤害自己的利益，天塌下来也幸灾乐祸，站在一旁看热闹；光明也好，黑暗也好，全给它个一眼睁一眼闭——这就是现代人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