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经理办公室主任周冠五，急眉火眼地冲进我的诊室。他可不是我们这里的常客，是医院请都请不到的人物，需要什么针药捎个信来只会有人给他送去。神色怪异，既有求于我又带着命令的意味：
“汪大夫，快收拾东西，把针、药、按摩器等你的所有家当都带上，跟我走。”
“出了什么事？”
“当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然还用得着我来请你？丰田车就在外面，快！”
我应该猜得到他是来请我出诊。找我还会有别的事吗？
“可眼前这些病人怎么办？”
“找个别的大夫替你一下。”
“这些病人都是冲着我来的。”
“我也是冲着你来的！”
不错，他一个人的分量比这里一堆人的分量还重。别无选择，我拗不过他，只好叫赵力力告诉病人，愿意找其他医生看病的请自便，一定要叫我给看的请明天上午再来。我不能失信于自己的病人。
和周主任相比，赵力力那一点骂技不过是小儿科，倒显得还有几分可爱。而周冠五不过是个处级公司的科级主任，到我的医院来去都如入无人之境，他已用不着骂，用不着说什么，也用不着对那些无职无权只能排长队的病人多看一眼，几乎是不容分说地就把我从病人和女人的包围中解脱出来。然而我憎恶这种解脱，它是又一种陷入。我身不由己地被他从自己的诊室里抢走了，任尊敬我相信我的病人着急生气发牢骚骂街全不顶用。这里也是人命关天！中国人也真是不争气，既然生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生那么多病？他们也许会以为什么地方出了大事故，有了十万火急的危难病人，才这么风风火火地把我接走。普通的不了解情况的群众还能怎么想呢？
坐进了小汽车我才问：
“谁病了？”
“高经理。”
“为什么不送到医院来？”
“这里条件有他家里好吗？”
是啊，医院里还不如一个处级经理的家里条件好，居然还有人争着想当这样一个医院的院长。这样的院长不过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而且是不付费的家庭医生，这就比奴才还不如了。有权利把大夫请到家里的人，谁愿意到医院里来排队呢？我克制着又一阵袭来的晕眩和恶心，不再说话。
撕开那封正阳县的来信，一张红格纸上写着几行拙劣的字：
汪大夫：
您对我的请求还没有给以答复。您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吗？我日夜盼着您能送给我一个好消息，指给我一条生路。
连下跪也不能的残疾人
刘莹
又是这个刘莹，她求我不是给她治病，而我只会治病再无其他本事。只有权力才能救她，要不要跟高经理讲一声？他有能力帮这个忙，可他会帮这个忙吗？我恐怕没有这个勇气，也决不会求他的。当官的对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总是十分冷淡的。
高群生经理，公用公司强有力的人物，我们医院的顶头上司。那肥厚有力的下颚永远像咬紧的老虎钳子，是铁的手段的象征。张开口的时候也一贯用强硬语气说话。据说公用医院就是他从市里捡来的，它的前身是市立第四医院，还没有完全建好就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巨浪给冲垮了。高群生出山后开始收破烂儿，招兵买马，自己有个医院用起来总是方便些。公用医院的人都感激他，包括我在内。这百八十号人毕竟有了个干活领工资的地方。谁管都一样，谁给钱就听谁管。这个医院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货真价实的医生，甚至是出类拔萃的医生，由于政治上失意或命运的捉弄等种种原因，变得爹不疼娘不爱，进不了像样的大医院，只好流落在此暂栖身。还有更多的人，不知以前是干什么的，也许什么都干过，唯独没有行过医。也不知都是怎么进来的，大概像我一样走投无路、饥不择食地送上门来或者为了图轻闲、图医院的名称好听通过社会上的各种渠道，特别是公用公司的关系流进来混进来钻进来的。对这些人来说，到哪里去找公用医院这样的好地方？有人给钱，没人管事。当然那是说别人，我可不愁没人管。只有好事人家才不会想着我。每天从八点开门到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从两点到六点，医院里就很少有病人不排队的时候。我老是奇怪哪来的这么多病人？十几年来我总感到全市有一少半的人被我切过脉了。别看大街上摩肩擦臂、万头攒动，能有几个没毛病的好人呢？我成天忙得连喝水的空都没有，似乎是白忙、瞎忙，治表不治本，越治病人越多，越治病越难治。真是医道高一尺，病魔高一丈。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大地球，八成是出了什么毛病，把我累死也不管用。老实说，医院里像我这样忙的没有几个人。这是公司领导对我的照顾，谁叫你是头头呢？你不是不想叫别人说闲话吗？你不是名气大吗？病人不是都喜欢找你吗？那就成全你吧！他们总怀疑我会在工作时间写论文捞外快或者搞我的“子午流注”研究。只有上边的头头派车来接我去看病时，才没有人敢挡驾。虽然有人心里未必舒服，但嘴上不敢说什么。这心里未见得就愿意给头头看病，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占工作时间出诊，暂时逃离一下医院里拥挤的气氛，我也乐得喘口气，放松一下。至于门外那些病人……算了吧，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看不过来，这么多病人。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病，真是能要命的病也不多。说到底还是人太多，生病的人太多，负责的医生太少。你稍微认真一点，不论是为了病人还是为了自己的事业，病人都会蜂拥而至，挤破你的门口。中国人生了病也是很朴实可爱的。等在门外的这些病人早早晚晚还得由我来给他们诊治，他们是有耐性的，今天轮不上明天再来。我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高经理的客厅我来过几次了，不论侯门多深，当医生的进来不用担心会受到慢待。经理的家人远接高迎，递茶送烟。高经理斜躺在长沙发里，穿着厚厚的用杂色毛线织成的衣裤，毛茸茸像只受伤的狗熊。但仍有几分威严，让人戒惧。脸上臃肿倦怠，强打精神睁开眼，眼底坠着的那个网兜更明显了：
“治国不抽烟，给他削苹果。”
经理夫人态度亲热而又得体：“还数人家汪大夫是好人！”
我出诊有个习惯，不吃不喝，只管看病。有些家庭的气味，让我不能不警惕。作为医生我对任何气味都不在乎，病人身上无论多么肮脏、多么危险的部位我都敢触摸，且毫无厌恶厌感。作为一个平常人，我对进口的东西却格外挑剔，对气味出奇的敏感。上午有外人进过我的房间，到晚上我下班回到家里还闻得出生人的气味。妻子曾为此闹过别扭，以为我对她的品格产生了怀疑，骂我长了一个狗鼻子。狗鼻子算什么，据说嗅觉最灵敏的是苍蝇，能辨别五十公里以外的味道。中医大夫有一个有特异功能的鼻子，是多么幸运！不熟悉高经理的人，单凭他的头衔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家里会是这种气味。这个家庭大概是喜欢吃虾酱、臭豆腐、大葱、大蒜等刺激性强烈的食物。气味说不上来的复杂和难闻，我每次来须过了十几分钟以后才敢顺畅地喘气。当医生就得有这个本事，鼻子特尖，还得什么气味都能闻，装做若无其事。
“哪儿不好受？”
“昨天脑袋淋了点小雪，实际是半雪半雨，回来后咳嗽头痛，恶寒发烧，浑身肉皮铁紧，碰哪儿哪疼。”
我让他伸出舌头：“再伸长点。”舌苔薄白，脉浮紧，症属邪在太阳，肺卫不宣。我取出银制镵针，浅刺鱼际及肺俞穴。
“怎么不用金针？”
“不是金的就比银的好。哪种针对病有效就用哪种。一会儿保您出大汗，汗一出病就好。”
“也不给我放音乐了？”
“不必。”
“看来我真是老了，只烧了一天浑身的骨架像散了一样。治国，扎完针，用你那音乐如意按摩器给我通身到下好好揉巴揉巴。”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感到屈辱和恼怒。他是我的病人，可仍然是我的上司。我在认真地为他治病，可还得受他的指挥。我做医生的尊严和意志受到侵犯，多么可悲！刚才我还庆幸自己能出来缓缓劲儿，偷点懒，扔下一帮眼巴巴想求助于我的病人于不顾。此刻我宁愿累一点儿多治十个普通病人，也不想伺候一个这样的特殊病号！表大爷周如清的师祖据称是御医，常进宫给皇上看病。我常被召去伺候市长、局长、经理等等有头有脸的类似土皇上式的人物，算是什么医生呢？医术越精越难保住自我。轻闲自在是庸医。医院里还有多少人在妒忌我，他们托我买电冰箱，买彩色电视机。“你常给头头看病，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你说句话人家就会把东西送到你家里。”我不做解释，解释也没有人相信。
高经理开始冒汗，那张仿佛没有骨骼的平脸现出生气。
“治国，我算服了。你真是神医，手到病除！”他比平时亲切随和多了。
他的家人们也像其他那些因亲人得救而变得嘴灵舌巧的普通病人家属一样说着俗不可耐的却是真诚的恭维话。我拿起用宝石做的如意按摩器，准备再为他用气功点穴按摩。没有比当医生更下贱的职业了。他的儿子从里屋搬出一个巨型收录机：“放什么曲子？”
我从兜子里拿出《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高山流水》，不直接问病人，而是吩咐他的儿子：“先问问高经理喜欢听什么曲子。”
“流水、流水！”
我感到恶心，一句话也不愿多说。医生是最善于克制自己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声色不露，排开胸中的不快，运气行功。按照“子午流注”的规律先朝开启的穴位下手。我的气血通过指尖的宝石变成一股热力注入他体内，传导经络内达脏腑，外通四肢。圆滚滚的指形玛瑙，坚硬无比，套在我的十个手指上，便于发气用力。它按到病人身上却是柔软的，并不感到硬邦邦扎肉硌骨。凉丝丝的玛瑙按摩器一会儿就变热了，我的双掌像烙铁一般。他心荡神驰，浑身酥软，悠然似仙，哼哼唧唧：“噢——好美！治国，你让我过电了——我好像喝醉了。晕晕乎乎，真舒服——我要睡着了……”
他的叫声让我那么厌恶！我本应该对病人的这种反应感到高兴。他昏昏然进入美妙的假寐状态。
我却越来越感到双手沉重，使不出力量。身体虚飘，头晕眩如飞转的陀螺，眼前一片白蒙蒙雾气缭绕。高经理臃肿庞大的身躯在我头顶上旋转，我的双脚倒似踏着天花板。但心里非常明白，手指并未按错部位。我这是怎么了？近来老出现这种空虚虚的头脚倒置的幻觉，是什么征兆？
忽然，气血倒流，如闪电般轰开了我的大脑。真浑，耍蛇的被蛇咬，这还用问吗？今天我要走麦城！
我四肢瘫软跌坐在地板上，心里仍很清楚，我不会出问题，只是不由自主地想闭上眼睛。我太累了，浑身的骨架都散了，像一堆烂泥瘫在地上。尽管脑袋轻飘飘地像气球一样要腾空而去，却被死沉的身体坠得飞不起来。
太阳像一朵枯萎的菊花，在肆虐的黄风里飘来荡去，转眼便四零八落，惨兮兮地掉进了正阳县城。剩下一点冷冰冰的余晖残瓣，也很快被飞沙走石所吞没。县城离着火车站还有四里多路。真不理解，当初的建设者们是怎么考虑的，如果是先有的县城，为什么不让铁路修得靠近县城呢？倘若是先修的铁路，为什么不挨着铁路建城池呢？这条路我以前走过无数次，可从来没动过这份脑子。看来还是灾难促进人思考。
天空翻倒红沙，如倾盆大雨。狂风自上而下，从地到天地加以搅拌。宇宙间便形成无数条黄龙，张牙舞爪，飞旋撕咬——倒也壮观。这大概是北方独有的奇景。这些年，每到冬天，总要下这么两回沙子。我喜欢在大雨或大雪中行走或骑车。我虽是北方人，老也不习惯喝西北风、吃沙子。幸好还是顺风，狂风助我七分力，我只要心里想着要抬腿，不必用力，狂风自会把我的腿脚抬起来，推着我大步朝前迈。意领气，气到力到，力到风到。路上寂寞，有风沙做伴，苦中想乐，倒也自在。戴上变色风镜，眯起双眼，紧闭双唇，只要不让沙子钻到眼睛里和嘴里就行了。我能随遇而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点耐性。全身放松，借助风力，跌跌撞撞，像个醉汉。好在路上没有行人，一条大道任我逍遥。估摸走出了二里多路，鼻孔里仿佛浇注了钢筋混凝土，渐渐地不通气了，只好张嘴呼吸。这下可实实在在地饱尝了风炒红沙的味道，略腥，微咸，少汁，苦涩，一股不吉祥的味道。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年？没有几千年也有几百年。耳朵眼儿好像长出一蓬草，大衣领和脖子的缝隙里长出一棵树，我分明感到那棵树的根须夹带着泥沙在我后背上痒痒地爬动，正吸取我皮肉里的水分。每一颗沙粒都像一根吸管附着在我的皮肤上，这沙子愈积愈多，干燥、麻痒、粗粝。我感觉得出来，自己体内的血液、水分，被这铺天盖地的红沙吸干，挥发掉了。我成了一个会移动的人干儿。如果有肌肉，也是沙子做的。我忽然明白，新疆的沙漠里为什么多出木乃伊。我如果不慎跌倒，被风暴卷进路边的田地里，红沙将我埋住，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后，保准是一具有价值的木乃伊。
风声哪有鹤唳好闻。隐约真的有哭声传来。我并不惊奇，当医生的什么事情没有碰到过？愈是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人们愈是要出事，医生也最忙。要不还算什么行医行善、救死扶伤？见多了不怪。我歪歪斜斜一路胡乱走来，脑子里也胡思乱想，打发路途寂寞。哭声由断断续续的变成连贯的。再走几步我听得更清楚了，好像还是一男一女。前面有一团模糊的影子，像沙丘一样挡在路中间。我加快脚步，医生的神经绷紧了。没办法，这是职业习惯。我知道，前边那两人是在等我。尽管他们自己对这一点并不清楚。但是我清楚，这是天意的安排。让他们在这风暴中摔伤或者急病发作，此时此刻在这红沙弥漫的荒凉土道上决难再遇到人迹，更不要说是肯救苦救难的医生了。可老天偏偏就让我在这时候路过此地，救他们一把。有缘在危难中碰到我的人也绝非等闲之辈，不是命大就是有福。每隔半个月我才到这正阳县医院来一次，半天看门诊，半天为医院的疑难病症会诊。这还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落难正阳县东各庄，没受什么罪就被借调到县医院当大夫。回城后为报答这保护之恩，才有这每隔半个月我来出诊一次的协议。一般病人要挂上我的号也不那么容易。荒天野地的我自己送上来，能够消受得起这份机缘的人还不是福大命大吗？
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倒像两个用红沙堆出来的土人，紧紧搂抱在一起。中间支着两条木拐。我猛一看以为是有六条腿了，可上面分明只有两个脑袋。他们哭做一团，哭哭说说，说上两句就哭得更凶。一个声音苍老，一个声音娇弱。
他们在呼唤我：“汪大夫、汪治国！”我只要一睁开眼就可以回到高经理舒适的客厅里。可我宁愿在铺天盖地的风沙中和那个拄双拐的小姑娘多呆一会儿。大地震的前一天晚上，女儿还给我出过一个谜语：“生下来四条腿，长大了两条腿，老了三条腿。”我当时怎么也猜不出这是什么……
“小莹，跟爸爸回家吧，就当你疼我和你妈。”
“不，你们只当我死了吧！”
“你可不能走那一步哇！”
“女儿不孝，不能为你们养老送终。这是我攒下的七百元钱，只能一次性地报答爹娘的养育之恩了。”姑娘一只手把个小包哆哆嗦嗦塞到老人的棉衣口袋里。
“小莹！”父亲又紧紧地抱住女儿。
又是一阵大号。风卷沙团狠命地向他们的嘴里塞去，哭声被噎住。他们咳嗽几声，喷出一口红沙，也许是血浆。哭号更惨。
显然像是一场家庭内部发生的变故，用不着医生。只怪我当医生当得神经太敏感了。我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打搅他们，却又于心不忍。还是解劝几句吧，即使对别人没有好处，也可安自己这颗喜欢多管闲事的心。
“姑娘，”我的话一出口，尚未送到自己的耳朵里就被大风刮走了，只好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大叫，“在大风天里哭泣会损肝伤肺，何况你身体原本就不太好。”
爷俩哽咽着抬起头来。姑娘双眼通红，跟红沙一个颜色，脸上一团糊涂，泪水、沙土和了泥。老人脸上也是横一道竖一道，更显悲苍。
“前面就是火车站，爷俩有话到候车室里慢慢说，也可躲避风沙。”
老人叹了口气，姑娘拄着双拐竟自往前走去，歪歪倒倒，像根树枝支撑着一捆干稻草，随时都可能被狂风打散、刮跑。她刚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住，喘口气，稳定一下自己的身子。在风暴中她能站得稳身子也不容易，摇摇晃晃眼看要倒下去。老人紧跑两步将女儿挟住，几乎是向女儿哀求：
“小莹，我背你。”
“不用。”女儿好像在怄气，甩开父亲，踉踉跄跄地又冲向风沙。
老人十分着急，背又不让背，扶也无法扶，难受地看着她一摇一拐，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狂风抽打她，摇撼她，来自四面八方的沙石袭击她，她随时都可能摔倒，一旦摔倒就休想再站起来。可她始终没有让疾风把自己摔倒。我只好陪着唉声叹气的老人走在后面，随时准备帮助他。这位父亲是怎么惹恼了女儿？一般都是当老人的欠小人的，够可怜的！我的女儿要活着多大了？十二岁，该小学毕业了。我也欠她的，欠她一条命。她每天晚上愿意让我搂着睡觉，那天我出诊回来晚了，她才偎在妈妈怀里睡去，就此永远不再醒来。如果是在我的怀里也许会幸免。也许，也许……在生活里“也许”是最软弱无力的了。也许这就是命运，我可能今生都不会再有家庭和儿女了！可我老也找不到这种孑然一身的感觉，总觉得家里还有妻子和女儿在等我……
呜——嘚嘚！
嘚嘚——呜！
风的怒号夹裹着木拐戳地的声音。大气派的混乱之中也自有它的节奏。他们父女不说话，我虽然心里好奇也不便打听人家的私事。大家顽强地走哑路。只有坚实的木拐和傲慢的风沙在对话……
“汪大夫，汪大夫。”
“治国！”
我睁开眼。病人好了，医生倒了。我把高经理一家人吓了一跳。
“对不起，高经理，今天的按摩还差一点，我坚持不住了。”
“没关系，我感觉棒极了！”高经理一下子变成了我的医生，照顾我，劝慰我。我要真死在他的客厅里，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紧张，看我睁开眼又感到庆幸。“先别说这个，你是怎么了？气色这么难看。”
“不要紧，这是因贫血晕眩，养几天就会好的。”我心里觉得今天有点丢人，心里窝着一肚子火气又无法发泄。
“你贫血？”高经理因对我真心实意的关怀而动了肝火，“你还缺钱花吗？为什么不增加点营养？自己是大夫还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
我只有强迫自己被感动，只有苦笑：
“我的贫血跟吃东西无关。我施针按摩都用气功，这比不会气功的医生疗效自然大不一样。但对我本人的精血损耗太厉害。时间一长气血大亏，我早有感觉了。”
高经理及其家人悚然动容。他们还是好人，我心里感到温暖，好过多了。假死一次也值得。
“现在像汪大夫这样认真的医生不多了！”他夫人也不像是顺水人情随便说句奉承话。人心到底是肉长的。
高经理精神大长，威严中藏着亲热，亲近中透着居高临下的气势，寓关心爱护于批评之中：
“治国，你应该赶快结婚，这么大岁数没个女人怎么过日子？不要挑花了眼，不要把条件定得太高，差不离儿就行了！”他越说越急切，恨不得立刻就给我办喜事，好像世上没有权力解决不了的问题。给身边的办公室主任下命令：“冠五，你那儿有合适的没有？”
周主任的眼神儿让我感到是在动物园里逗猴子：
“这好办，就看汪大夫喜欢什么样儿的了。”
我感到厌烦。最怕人们当众关心和议论我的私事，有些是真情实意的教训硬着头皮也不能不听。有些虚情假意的耍笑则难以忍受。我收拾好东西起身告辞。
“吃完中午饭再走。”经理夫人也许是真诚的。
“不，谢谢！”
“你不知道，治国从不在病人家里吃饭，怪毛病可多了。”经理给夫人解释，实际是调侃我。他怎么会知道，有本事的人都有自己的怪癖。何况经理家的饭是那么好吃的吗？
“看来我们当初选你当院长是做对了……”
我脑袋轰的一下——这就是他对我的感谢？也许高经理认为这是他给我的最好的报酬。我应该任劳任怨、服服帖帖地为他效力。当初提拔我当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说过这样的闲话，说我靠给头头看病、对头头巴结的好才捞了这个油水不大麻烦不小的院长头衔儿！我当时真的为这话动了肝火，还想愤然辞职。可见这话揭到我的疼处了！后来只是因为我不想出自己的洋相，把自己搞得更尴尬，才没有干那种越描越黑的蠢事。自古医不叩门，我每次给头头看病不都是亲自上门？今天为给经理看病当场累昏过去，不是巴结又是什么？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清高。当宣布我为院长的那一刹那，突然感到自己另一个层面上的意识苏醒了。院长的头衔、权势，对我不是全无诱惑力。虽然只相当于科长，毕竟叫院长而不叫科长。虽然医院不正规、鱼龙混杂，有点像“联合国”，毕竟能指挥百八十人，而不是让一个蠢才骑到自己脖子上拉屎拉尿。这一点最重要，我占住院长的位子，那些不三不四、不地道的人就爬不上来，好人就少受点气。即使我什么事也不干，占住位子不整人就是了不起的德政！一个人在荣誉地位面前要永远做对立面是困难的，哪怕是像我这种自视甚高，在事业上又小有成就的人。当官这种事可遇不可求，既然送到你头上来了，又何必像傻瓜一样拒绝呢？我原来以为这是很严肃、很复杂、很神秘的事情，其实既简单又偶然，简单得像闹着玩，偶然得像瞎猫碰上个死耗子。人生不就是一连串的偶然吗？哪个偶然都有可能改变整个生命。
当官自然有它的乐趣，权杖如魔杖，让你心里有股莫名的骚动，难以集中精神干一件事或想一件事，无缘无故地亢奋和惶惑。你突发奇想说出的一句话，转眼就可能变成现实，权力的滋味多甜！仿佛领导一个让人头疼的医院，指挥许多散漫的经常被人求的人也像给病人开药方一样灵验。连大家看你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以前绝不会有这么多人注意你、观察你、品评你、妒忌你、警惕你、讨好你、嘲讽你，甚至不知该怎样对待你。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往日的淡泊、恬静的情绪彻底被破坏了。忙而不乱、目标专一的境界离我而去。周围的平和也不复存在。老是不安、不适应，这大概就是被那点狗屁大的权力给烧的！且老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因此又常常提醒自己：追求权力是危险的，我肯定不是弄权的幸运儿，一个屁大的官位不仅会毁坏人的心性，说不定还会断送一帆风顺的业务前程。当今最有用又最美丽的头衔儿是“业务尖子”。专业无疑是一个知识分子生命的价值所在，舍此去换一个“科级”未必值得。
这是理智的考虑，而一个人的理智是有限的，是很容易被诱惑的。被诱惑之后更知道通过仕途我不可能达到辉煌，只能用它保护自己，保证自己的专业研究。只要社会把人分成等级，多一分权力就多一分自由和尊贵。它不只是标志着一个人令人敬畏的身份和地位，有时权力还直接代表他的业务水平。许多学术界的名人不都要挂个院长、副院长之类的头衔儿吗？
周冠五直接把我送回家，摘牌停诊，天塌了也不再管，需要关上门好好调理一下自己。不是调养身体，身为医生知道眩晕是怎么一回事，它不等于昏厥。对此早有预感，却一直不想或不敢正视它。今天当着外人不得不说出自己眩晕的因由并不轻松，承认它无疑是给自己的精神狠狠一击。这就是说，这么多年研究出的子午流注针灸法和音乐如意按摩器等，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它能救人，却要害己。这成果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灾难。人家知道你有绝招，就都来找你，请你看病就希望你使用绝招。不拿绝招就得罪人，再说见死不救也非医德医责所能容。然而无节制地长时间地使用气功针灸和按摩必定会损伤自己。
这个道理我岂能不知？只是太想成功，太顾惜自己的声名，急于要光大子午流注和金银针的神效，就不惜血本。如今则不得不关心自己的血肉之躯了。怎样少用针灸而又达到甚至超过针灸的疗效呢？只有求助于药石。医生嘛，就是那么几手，好医生每一手都能使得出神入化、奥妙无穷、效力无穷。既然按子午流注的规律针灸有奇效，按摩有奇效，服用中药也一定会效力不凡。只是中药太多，根据子午流注研究分类，工程量浩大。眼下分好了类也没有用，草药的品类极不完全，采药者只采那些能赚钱的药，虽有效而无利可图的草药奇缺！
一个人生活，常常连吃饭这种活着的头等大事也没有兴味，胡乱凑合几口就算一顿。身体不舒服、精神不愉快的时候尤其如此。身上懒懒的，往床上一躺就不想再动弹。真想美美地睡一觉却又睡不着。心里浮躁烦乱，意识极其活跃，像笼子里的猴群，忽而流向东，忽而涌向西，乱抓一气，乱摸一把。这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也许正是命运要发生转机的征兆。
惠英抱着女儿在墙上静静地看着我，她本来笑起来最好看，恬纯、迷人，我每天都看不够，一笑十醉。这张照片却笑得有点勉强，带点苦味儿。女儿张着小嘴，瞪着乌溜溜的圆眼睛，我好像闻到了她嘴里呼出的气息，那是人间最好闻的气味。
突然，寂寞像风暴般袭来。我孤凄凄人无所属，心无所系，屋里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又一阵精血枯竭，头晕目眩。我原来住在三楼上，在一阵摇晃中醒来，睁开眼楼房不存在了。我躺在楼前的空地上，脑袋枕着一盆昙花。妻子和女儿离我有几米远，上半身压着一块四孔板。世界死了，周围没有一丝声息。我傻了！细细的雨丝落到我脸上，柔柔的，像女儿的小手在给我抓痒。流到嘴里是甜的，像露水一样清凉。天没有了，地也消失了，四周没有一样东西能遮挡我的视线。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梦是醒？世界为什么这么静、这么空空荡荡？只有一个混混沌沌的、湿漉漉的、铅一样颜色铅一样沉重的立方体压住了我。
这就是天崩地陷！“惠英、惠英！”——我发出了一种连自己也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
惠英没有回答我，四孔板像水泥棺材一样死沉，我推不动，也掀不动，又怕弄疼了惠英母女。
待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发出第一声求救的呼喊，受伤的世界才开始呻吟、号叫，连成一片。不像是从高级动物的嘴里发出的声音。
好端端一个城市，一瞬间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屋顶变成了地皮，我的金银针全被埋在土里。什么时候让它们第二次出土呢？
大街上滚爬着无数不成形的人，少一只膀子的，掉了两条腿的，断了半截身子的。黑的血，白的脑浆，形成一股股浊流。末日一般的，恐惧充塞了整个宇宙。
我为什么没有死？
不知道。我本应该死。不该死的都死了，我活着就是一种罪恶。对惠英的回忆不论多么美好，也不能代替真实的、身体温热的妻子。我想取下墙上的照片，换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养在屋里。这几年认识了一些女人，有的也颇让我动心，每当要进一步发展关系时，就会在她脸上看见惠英的脸——被压在四孔板下那张破了相的脸，还有大地震发生的那天早晨的惨象。这是惠英站在我和别的女人中间搅和，她不同意我续弦或不喜欢我准备接受的那个女人。我只有大叫而逃——从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身边逃开。
孤独像绳索，越缠越紧。这绳索的一端仍然抓在惠英的手里，再不可能有人代替她或让她松手。其实想开了这有什么呢？人从黑暗中爬出来，所谓人生一世就是借助世间的光明向最终的黑暗奔跑。惠英不过是提前到达了终点，她永远回到那坚固的干燥的黑暗中去了。人在黑暗中感到安全可靠，黑暗是一切生命的归宿。
她的骨灰盒是八十元买的，跟女儿在一起。应该给她买个最好的，有二百元一个的。当时我没有钱。死里逃生，一片混乱，没有把骨灰盒的事看得很重要。八十元的黑暗和二百元的黑暗会有所不同吗？我太算计，太对不住妻子。无论怎样辩解，都摆脱不了心里的阴影。婚后的头两年我们相互不适应，她一边做饭还得一边奶孩子，我只管看自己的书。她叫我帮忙做饭，我说：“我不吃还不行吗？”拿着书躲到外面去看，惠英气得把饭菜往地上一泼：“不吃就不做了！”我只好再走回来劝她：“别生气，二十年后我得成为一个专家。”现在我是专家了，没用二十年，可她还是等不及先走了。
是她命薄，还是我命苦？
肚子咕咕叫，想再吃点东西却又不想起来做饭。在外面有多少人尊敬我、羡慕我，可有谁知道我在一个人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人间的全部幸福、快乐、舒适对我来说就是墙上那两幅大字。一幅是中医学会王会长送的：
金针济世
另一幅是政协主席皇甫老的墨宝：
岐黄新绩
我真能济世吗？邻居一个十三岁的姑娘左腿被压在四孔板下，头上还悬着半截水泥大梁，再有余震，必死无疑。她哭着喊着求父亲把她拉出去。父亲也哭着喊着要把女儿救出去。他既搬不动四孔板，也拔不断女儿的大腿。急疯了扒出一把锯木头的锯子。“闺女，你不怕疼吗？”“疼比死好！”父女俩都豁出去了，锯到一半姑娘就死了，没有等到下一次余震。
抗震棚里、大树阴下、飞机场跑道两边的草地上躺着一片片的伤员，让我感到整个宇宙都残废了。那不是世界的末日，是医生的末日。所有见过那场面的医生，终生都洗刷不掉心里的耻辱和愧疚。救死扶伤者，眼见死亡和伤残像烈火一样蔓延，却无能为力。许多人不是被当场震死的，而是被耽误死的，被抢救不得法害死的。每年到地震的纪念日，各种残废人都拥上街头，拥到还完整地保留着地震遗迹的地方，或发呆或默泣或叫骂或烧纸钱。城市立刻又残废了，如蚁穴般狭小拥挤。巨大的顶天立地的是几十万双各式各样的木拐。有的镶着铁头，有的镶着铜头，有的白森森，有的黑糊糊，在各条街道上行进——咚咚，咚咚！使整齐划一的楼群相形见绌，愈显得丑陋和低矮。木拐在空中跨来跨去，阴影缭乱。奇怪的是我看不清拄拐人的面孔。只瘸了一条腿的人踩着高跷，踩着鼓点，空中有乐器为他们伴奏。木腿比真实的腿更结实有力，走起来横扫路面，踢荡一切。不幸的节日，不幸的威严，唯痛苦最强大。新建筑物被木拐砸得东倒西歪，城市在高跷的踢踏下变成一片废墟。每逢地震纪念日的那一天所有正常人都变成了残废。
我发誓要掌握起死回生之术，现在可以说有了一点门道。但很少有残废人找我看病。死了几十万，也会有几十万或十几万人落下了终生残废。他们现在怎样活着？我努力回忆在那个风沙之夜遇到的那一对父女——
登上候车室的台阶，我摘下帽子，浑身上下狠狠抽打了一阵，对身外之物能打掉多少就算多少。然后掏出手绢擦擦脸，多少恢复一下自己的本来面目。在正阳车站上不要指望找到能洗脸的地方。那位父亲也仔细地为女儿掸掉身上的沙土，替她擦了脸。
我先走进候车室。一股成分极其复杂的臭酸味道通过鼻孔直撞脑盖，我赶紧憋住气，几乎窒息。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我一想起正阳县车站候车室里的味道，还感到恶心，须立刻到室外空气新鲜的地方做几次深呼吸，以驱散深深留在心里的恶臭。但车站里发臭不足怪，不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车站里永远都是这么拥挤。那几排象征性的长椅子从未见过有空出来的时候，这里好像有长期住户。更多的人是坐在自己的包裹上、窗台上，能找到一块地方，铺张报纸坐下去也很不错。我不太容易地选择着落脚的地方。地上是痰、水、尿、脏纸、果皮、面包渣。空中氧气稀少，杂牌香烟和不同地区生产的烟叶燃烧后产生的烟雾，再通过无数次你吐出来他吸进去、他吐出来你吸进去的交流过程，带着烂肺的味道。由于外面风沙太大，门窗紧闭，屋子里的烟气接近凝固的地步。这是个巨大的病菌培养箱。我买好车票赶紧逃了出来，宁可挨点冻。我在路上碰到的那父女俩也没有进候车室，躲在背风的候车室南面的廊檐下。姑娘坐在石台子上，屁股底下垫着老人的棉帽子，两条提溜甩挂的腿无力地悬吊着。父亲站在后面，半拥半抱，遮挡风沙。看样子女儿仍未回心转意。我无处可去，也只得在旁边的石台上坐下。有风沙推助，使我比往常走这段路快了二十分钟，只好在车站上多受一会儿罪。姑娘把脸转向我，她想笑，表情却是苦涩的。双颊凹进去，带着残疾人的韵味。
“您是汪大夫吧？”
“是啊……”
她认识我并不使我多么惊讶。一个医生总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会认识自己。她在这种场所主动跟我搭话的勇气倒叫人感到新奇。我猜测一般的残疾人在公共场合是不愿多说话的，以免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众多的人盯住自己缺点。
“你的腿是怎么坏的？”
糟糕，这该死的职业习惯，一上来就不看人只看病，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是候车室，又不是门诊室，我何必要问人家未必愿意讲的事情呢？
“小儿麻痹症。”
她脸上挂锈，骨骼突出，双颊塌陷，没有年轻姑娘应有的饱满和鲜润。神色倒还开朗。
“你找我看过病吗？”
“没有，我听您讲过课，《‘灵枢九针’的施用和研究》。”
“哦！你喜欢医学？”
“我原在县医院里工作。我爸最早是县医院的院长。”
“哦！”
老先生始终不发一言，像所有好脾气的父亲那样娇惯自己的女儿，不论她跟别人说什么也不加干涉，只在一旁赔笑静听，完全突出女儿。所不同的是他并不幸福，也没有为女儿感到骄傲。神色凄苦，是个不幸的父亲。出于礼貌我向他致意：
“怎么称呼您？”
“刘玉昌。”
似乎听人谈起过这个名字。我在正阳县医院也曾工作过几年，竟从未见过这位也曾当过院长的人物。或许见过面但没有留下印象。依稀记得人们曾议论过一个短命的院长。那是个老实得近乎于窝囊的人。不懂专业，是个外来户，在正阳县一无根基，二无后台。生活中又常常是不老实战胜老实，四清工作队把他硬塞给了正阳县医院。院长的位子还没坐满三个月，造反派便开始夺权。他开始钻牛棚、进学习班、下农村被监督劳动，做了官场争斗和两派较量的牺牲品，很快医院就把他忘记了。也许他留给人们的记忆本来就太肤浅了——我模糊记得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这位老先生身上？或许另有一个前院长也未可知。
天已黑透，像翻沙浇铸出来的铁块，只听风吼已看不见沙扬。看来真正强大的还是黑暗，包容一切，消化一切，温厚而深不可测。火车披着一身风沙，像个可怜的爬虫，慢慢蠕动。车头前面的探照灯像软弱无力的触须，很快便被宇宙黑森森的大口所吞没。这种时候，这种气候，蹲在火车站上，更觉无限孤寂。大家都是过客，都有一种冷落的凄苦感，情不自禁地要互相靠近，共同抵御这孤寂。
“刘老先生，您现在又回到医院了吗？”
女儿抢着回答：
“倒霉的事有他，好事还能有我们的份儿吗？人家落实政策回来都是升官晋级，至少也是官复原职。等着我爸的是，平反的同时必须办理退休手续。如果他是院长，我会被逼到这步田地吗？”
她在外人面前竟用这种口气说自己的父亲。一个人太窝囊了连儿女的尊敬也得不到。
“你怎么了？治病遇到了困难？”
“岂止是治病有困难，简直是往死里挤对我！”小姑娘伶牙俐齿，比她父亲可强多了。她略微寻思了一会儿，也许是认为我还靠得住，便原原本本从自己的灾难讲起。
“我的腿是没有指望了，做过三次手术都不管用。从小就是四条腿在地上爬，像个动物。七岁开始拄着小板凳上学，学校就在家门口。上中学路就远了，来去都是爸爸背着我。初中毕业后就到县医院当了一名合同工，负责挂号。我心里暖和了，觉得活着有指望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每天起来从心里就想笑，愿意跟人说话，喜欢交朋友……”
不错，我的脑子里似乎也有个印象，一个拄着双拐的活跃人物。她本来就很引人注目，再比正常人还活跃，别人说话的时候她喜欢插嘴，哪儿热闹，哪儿就少不了她，所以十分招眼。她只知道自己跟大家同样都是人，忘了自己是不同于大家的残废人。医院的人开始看不惯她，有人甚至对她侧目而视，讨厌她的叽叽喳喳和爱出风头。他们认为一个残废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呆着，不应该抛头露面，更不该结交那么多人。谁愿意认真去体察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伤残灵魂呢？她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家里又娇生惯养，哪知社会深浅，怎么可能深沉持重地演好健康人心目中的残疾人形象呢？
去年春天，医院改革，实行招聘。全院的人都被招聘了，就是甩下了她。她去求院长，院长叫她自己到各个科室去问，哪个部门愿意收留她，院长就招聘她。于是她挨个科室去打问，乞求人家接收她。这才是正常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残疾人形象：可怜巴巴，伸手乞求施舍。但是已经晚了，没有哪个科室愿意收留一个他们认为是累赘的人。却怂恿她再去找院长：“权力掌握在头头手里，他说要你你就留下了，他不发话谁敢要你！”
可不是嘛，她刚一离开挂号室，据说是院长儿媳妇的一个年轻女人就顶替了她的位置。嘟、嘟、嘟——小姑娘的木拐从楼下响到楼上，又沉重地从楼上响到楼下。爱多事的人故意打开门看她，不好多事的人见她来了赶紧关门。
我有一草莽朋友陆玉河，当年他没有职业，在老城隍庙的破墙底下练武卖艺，最拿手的是生吞活咽大铁球。比拳头还略大的铁球，吞吐自如，虽惊心动魄，并不恐怖，铁球上不挂一星一点儿的血丝。是真功夫，不是作假耍把戏。他模样粗粝，却藏着敦厚，身架奇高奇大，尽管双脚如船，也难以承受这庞大身躯的重压，看上去总有点摇摇晃晃。张开双掌，手指像一根根擀面杖，舞动起来呼呼带风，凛然生威。他不是喋喋不休地耍贫嘴，绝非江湖油条可比。但看热闹的人多给钱的人少。我感到尴尬，为他，也为自己，把兜里仅有的一块钱捏了半天，终于掏出来给了他。我不是心疼钱，而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风头。我对他产生了好奇心：他的行气运功，他的吐纳之功，甚至包括他的生理结构。散场后他拉住我，从布袋子里掏出那张一块钱的钞票要还给我。我脸红了，十分不高兴：
“我尊重你，你倒把我当成了什么人？”
“同志，我走南闯北一眼就看出你是好人。没有你那一块钱就引不出后边这一堆钢镚儿。而且我还看得出你身上也有功夫。”
我把他拉到家里吃饭。当他看到我家里的气氛，知道我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医生，显得很拘谨。唯恐我看不起他，吃完饭把那个布袋一翻，哗啦一声将钱全倒了出来，几乎都是钢镚儿。
“你别小瞧这些钢镚儿，至少有十七八块，你先留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看我这个德性，并不缺钱花。别看你是医生，来钱没有我容易。”
我假装恼怒地把钱重新给他装回布袋：“我这里不是饭馆儿，你要老来这一套就不如到外边把我的饭菜吐出来，走你的。”
我们成了铁哥们儿，至今仍然很铁。不知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他瘸了一条腿。我很想帮助他治好瘸腿，对于像他这种会武功的巨人来说腿太重要了！他本人倒不在乎，在我面前很不愿意谈他的瘸腿。甚至不肯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让我看看瘸在何处。
这个小姑娘的遭遇也让我动心。但我更关心的是她的双腿——这该死的无可救药的职业病。如果陆玉河也要拄拐的话，非得打造一副百八十斤重的铁拐方能支撑他那巨型身架。她像所有有这种不幸遭遇的人一样，恨不得见一个人就倾诉一遍心中的不平，倒把自己不幸的根源——残腿忘到了脑后。
“我爸爸最不愿意进医院的门口，为了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求吴院长，请他好歹给我安排个活儿干。每月给我点生活费就行，三十、四十不嫌多，十块、八块不疑少。我不在乎钱多钱少，只要能挣点就是个鼓励，活着就有指望，精神也似乎有了一根支柱。对一个残疾人工资不光意味着是钱，还是一种支撑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可他们偏偏就不愿意给我这种力量，不想让我对生活还抱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我和爸爸磨破了嘴，求了好几个月，院长才答应让我在门口负责分诊。他一句话就能救我一条性命，可求他开口有多难哪！”
分诊？坐在门洞里将进进出出、一时摸不着头脑的病人按科、按室地分开，有的病人很难缠，不排队不听分派，甚至要挑选大夫。一个架着双拐的姑娘干这个差事真够难为她的！我怎么从未留意过她？没有留下一点印象。说来惭愧，我进正阳县医院十之八九都有人陪着，而且直奔院长室。很少注意楼道里的闲杂人员。
“一到冬天我可受了大罪，双脚冻烂了，一挨地就疼得钻心。还有人说我瘸拉吧叽，损害白衣战士的形象。我请求换个室内工作，哪怕少给钱也行，只要给我一个希望——将来能有个位子安排我。院长说让我分诊就是很大的照顾，既然干不了只有回家吧。他们太残忍了，把自己的儿女安排得那么好，就是不拿我当人。院长还说现在只讲改革，不管你残疾不残疾。改革半天就把我一个人革掉了，整个医院就多我一个人？连碗饭都不给我吃，我也是人，不是残疾动物！国家这么大就真的没有我生存的权利？我到处写信告状、求援，没有一个人理我！”
“你这是想到哪儿去？”
“我也不知去哪儿，又哪儿都想去。”
一列火车驶过，震破黑暗，也更见黑暗巨口大张，令人胆寒。站台上昏黄的灯光如黑暗的森森獠牙，照得姑娘面色更加枯槁。她眼球凝固，神色苍茫，被风沙糊住了，声音也愈显凄厉——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快疯了，要死了。既然赖在家里也没有活路，只会加重父母的心病，还不如到外面去碰一下，反正死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她像是对着漫天的风沙倾诉。突然转头，“爸，你别担心，我不会自寻短见的。顶不济还可以讨饭嘛！我还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天安门、大会堂，再想不开也要看一眼北京才能死。别看我腿脚不好，还梦想当个勘探队员。也许正因为我是残废才更羡慕在野外工作的人。我爱看书，好梦想……”
可以理解，残疾人的想象力往往发达而奇特。靠身体无法实现的理想要借助想象来完成。但也容易成为自己幻想的囚徒，毁掉自己。行医的地方应该布善，正阳县医院怎么会容不下这样一个小姑娘呢？我很想蹲下去检查一下她的双脚，可她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而是权利——能够给她一席容身之地、给她一碗饭吃的权利。
“你们的院长不是吴诚吗？”
“就是他。”
吴诚给我的印象很好，经常请我来正阳县会诊的就是他。有时是我自己不信守诺言，每隔一两个月才能来一次，吴诚并无怨言，待人很热情。据说外科业务也不错，从表面看医院管理得比公用医院要强。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在一个残疾姑娘身上栽跟头？也许还算得上是缺德。人生十誉不足，一毁有余。我该不该管这闲事？我想管就能管得了吗？
“你叫什么名字？”
“刘莹。”
“你不可意气用事，让父母的心里雪上加霜。我下次再来正阳一定跟吴院长好好说说你的事，求他尽力录用你。”
“真的？”我第一次见到刘莹的脸上闪过一道生气，“有您说话，吴院长不会不答应。”
我突然后悔了，我不知道吴诚的想法，怎样跟他说呢？他没有必要非得听我的劝告不可。我不像小姑娘想象得有那么大的道行，只好再泼冷水：
“你别抱太大的希望，我只能试试看。”
刘莹像个溺水者抓住一根木头一样，不肯让我滑走：
“您有这么大名气，连吴院长也得求您。有您给我求情，谁还敢不给面子！”
“刘莹，你刚才说得很好，先把自己看成人，其次才是残疾。不要凡事先想到自己是残废，忘记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利要求应该得到的东西。譬如学习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就业的权利。不能老是乞求别人的施舍。乞求跟要求可不一样。”
“我早就看开了，人间无正义可言，指望别人的可怜是极其靠不住的。您要真想救我还有个办法，收我当学生。”
“你想学医？”
“我想学会一门特长，到时候还怕没人求我吗？只要我也能当上大夫，就可以报仇！”
她狠狠的、恨恨的，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就吐出了“报仇”这两个字。她真正理解这两个字的分量吗？她要向谁报仇？吴诚、正阳县医院？还是向社会报仇？在她残缺的尚未成熟的躯体里有一股可怕的精神力量。年纪轻轻就如此憎恶生活，憎恶人生，所受到的伤害想必是够深的了。她见我退缩了、游移了，不得不放缓了口气。
“我除去向您学医，不会再给您增加别的麻烦。吃、住我自己全能料理。您上班的时候我到您的办公室里为您叫号，看您怎样为病人切脉、开药。您空闲的时候给我讲几句就行了。”
她这是真的。
管闲事落闲人，今天算我好运气，从谈话一开始我就处于被动，让小姑娘逼得步步后退。
“您也烦了吧，汪大夫？我准知道会这样。嘴上说几句同情的话是一回事，动真格的又是一回事。不沾亲不带故谁愿意拖上我这个大包袱呢！”
我确实有点着慌：
“不，不是这样。你想的不现实，我不是私人开诊所，公用医院像你们县医院一样，决不会同意我私收学徒的。”
我心里盼着火车快点来。
刘莹眼里那点亮光消失了，重新被灰暗笼罩。硬邦邦麻木的灰暗。
“是啊，现实除了向我提供灾难，还有什么是我可以享受的呢？不会再有好事等着我，我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她又陷入深深的失望，我感到内疚，真不该再撩起她的希望。让死灰复燃只能再经受一次死亡的痛苦。不如给它泼上一盆冷水，让它快点冷却，和泥土融为一体，方是归宿。
刘莹年轻的生命一分钟也不肯在痛苦的谷底停留，立刻化作一股怨气向上飞升：“别忘了我残废的只是双腿，我的上半身是好的，头脑健全，为什么不让我发挥这些器官的作用呢？”
好像她所有灾难都是由我造成的，我突然为自己的肢体没有残疾而感到惭愧不安。
我记下了她的地址，答应为她帮忙。以后我虽然在吴院长面前试探性地提过她的问题，但吴诚不接话茬儿，我也不便深追。近两个月干脆就没去正阳，实在是欠下了刘莹一笔账。我又很不习惯欠人家点什么，宁愿人家欠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