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量不高，微胖，下巴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根黄胡楂儿。前顶凋谢，后脑一蓬鬈曲的枯草般的长发。近视镜片上闪着游移不定的光点，一副极其普通的非常好辨认的知识分子气质。似曾相识，却不记得有这么个老病人。我见得人杂，无法记住每个有缘打交道的人。
“姓名？”
“杨康。”带南方口音。
“年龄？”
“四十九。”
“单位？”
“铁路学校。”
“哦，我说看你面熟呢！昨天晚报上登了你多半版，还配着两张照片。是吧？”平军的口气像碰上了活雷锋。
耳朵长的钱瑛不拿正眼眨病人，已走到门口了，听见平军的叫喊又转回身来。我看病喜欢静，在医院里最难做到的就是安静。
病人被医生认出是新闻人物，他没有露出得意和自豪，反而显出不安。
他真的救了他了吗？他有力量救得了他吗？他劳教期满无处可去，他没有家没有亲人，他是欺骗的产物，本身又成了谎言的化身。他几乎比他小三十岁，他却根本不了解他，他骨子里有种令他捉摸不透的东西。他也不了解自己，拿不出一条让自己信服的理由说清楚为什么要收留那个小流氓，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只好接受记者的解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是说给外人听的。他自己似乎也相信了。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和姚克宗有缘，还是上一辈子欠他的？他得承认，那小子身上有种东西，既吸引他，又让他害怕……房子里乌烟瘴气，凝聚着一股恶臭，他们赌疯了，一双双眼睛里都闪着火焰。肮脏的尽是十元和五元的票子都流到姚克宗的脚下，他心里盘算着，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再玩下去没有他的好了。输了——到手的钱再送给别人不情愿；继续赢下去——那几个小子会把他撕碎！只有走为上策。然而赌盘上有一条铁规——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但可以跑。他偷偷穿好鞋，乘人不备抓起钱袋子冲出房门。看赌徒们快要追上来了，便抛撒出几张钞票，趁赌徒们蹲下身子抢钞票的工夫，他又跑出去好远。一路抛撒一路跑，真的甩掉了一群红了眼的疯狗。回到无人知晓的老窝还剩下三千元，赚了。
“你哪儿不舒服？”
汪治国眼放精光，亮得邪乎，一动不动地盯着病人的眼睛，深及五内。没人能挡得住这目光的刺入。杨康两眼茫然不知所措，只得侧开头去。嗫嚅着说不清自己得了什么病。又自我尴尬地拿眼瞟瞟十分好奇地盯着他的平军、钱瑛，口气游移不定：“我的肾功能不太好……”
“把胳膊伸出来。”
他把汪治国当成了一般的中医大夫，只伸出一只胳膊。按惯例中医大夫诊完了他左胳膊的脉再诊右胳膊，汪治国却叫他把两只胳膊都伸出来。这才是中医诊脉的正确姿势，和病人对面平坐，双手同时诊切他的双脉，便于综合判断脉象，准确地望、闻、问、切。
脉有力无力，有神无神。
汪治国口吻亲切，满含同情：“星期五上午九点钟，带着你的爱人到这儿来，我单独给你们治病。不用再挂号了，因为今天没有给你开药。”
他脸红了，越发不敢迎接大夫的目光，问得也软弱无力：
“还要带她来吗？”
“是的，那样效果好，此病不全在你。”
“谢谢，谢谢！”
杨康点着头重复着客气话退出去了。
沉不住气的钱瑛快嘴快舌：
“这个人真怪，他得了什么病？”
“阳痿。”汪治国口气平常，就像杨康得的是感冒一样。他又呼叫下一个病人：“2号。”
“当医生的没好人”——钱瑛话未出口就被平军推走了：“知道的太多不是块心病嘛！”
她病恹恹、汗淋淋，脸被病楚扭歪了。
石玉秋。二十五岁。
脉濡数。舌质暗淡，舌苔黄腻。
产后半月生乳痈，疼不可忍。乳汁阻塞，婴儿却嗷嗷待哺。她愈是着急，乳痈疼胀愈烈。此乃血虚气滞，郁热成痛。病妇夸张地表演着自己的疼痛，用求救的口吻向汪治国施加压力：
“大夫，我这疮能治好吗？不碍事吧？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她问碍不碍事，实际是指碍不碍命。汪治国不动声色不搭腔，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科学可以治命。他对石玉秋的病了然于胸，命她躺到床上，塞给她一团药棉花，打开衣襟，露出乳和痈。乳头紫如醉枣，整座乳峰变形，红肿胀大，皮肤光亮，仿佛一碰就破。本来极富美感，是女人身上最生动和诱人的部位，变得丑陋可怕，令人不愿多看一眼，躲避唯恐不及。
病妇非常紧张：“您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汪治国仍旧不回答。此时在他的眼里只有这乳痈，最恶的长在最美的部位上，其余的都不存在，包括病人的肉体、感情和精神。
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脓。他默想《灵桓》，病为痈脓，取以铍针。凝神运气至手指，将银铍针刺进泻手太阴肺经井穴和足少阳胆经荥穴。轻轻捻动，方头针柄发烫。他听到乒乒乓乓打开门户、提起闸板的声音。看到都江堰把岷江分水而治。九河入海，浑是浑，清是清，绝不混淆。
小时候他最崇拜最依恋的是母亲的双乳，坚挺而温软，咬不够，摸不够。有时吃饱了仍不想松口，不愿下去，母亲推他，他便撒欢，紧咬乳头。被咬疼的母亲在他屁股上狠拍几巴掌！上学后所有铅笔上的橡皮头都有他的牙印，咬着橡皮听课专心，他在寻找一种美妙的永远丢失了的感觉。母亲的乳房是生命之泉，是童年最温暖可靠的屏障，是最舒服的梦乡。汪治国长到七岁，馋劲上来还要扎到母亲怀里吸吮一番。即使嘬不出奶水，在母亲怀里打一通滚儿，也会得到一种美妙无比的满足。住在斜对门的老鳖犊，比他小半年，其母的乳房至今没见到有第二份，像两只大鞋底子一样垂挂在胸前。老鳖犊要吃奶，他妈妈不耐烦他在胸前腻烦，把两只乳房向后一撩，像翻帘子一样便扔到了身后：到后边吃去！于是老鳖犊就只能趴在他妈妈的后背上吃奶，像条脏口袋吊在他妈妈的肩膀上。乳房是人们不以为奇的奇迹，是最常见的神秘物。母亲的奶水多得汪治国吃不了，而老鳖犊在他妈妈的背上却吃不饱。看他饿的那副可怜样子，母亲偶尔也喂他一两回。汪治国则一定要抓破老鳖犊的脸……
“啊——”
病妇的乳汁伴着脓血一涌而出，越流越急，先红后白。她用药棉花擦不过来就用手绢、用衣襟。其疼顿减，脸渐渐像个样子了，长舒了一口气，头发几乎被汗水浸透了。
“你明天再来，连治三次，我保你乳疮痊愈。”
汪治国的语气像救世主般肯定而有神威。他也为自己感到骄傲。看着病妇稍见恢复魅力的乳房，好像又完成了一件满意的作品。
病妇频频称谢，几乎要给他磕头。他变得亲切而随和了，但心不在焉，正充满创造的渴望，想知道下一个是什么病。眼睛盯着门口呼唤新的病人。
进来的不是病人，又是平军。直走到汪治国耳朵边小声嘀咕着医院里刚发生的又急需让他知道的事情……难怪其他医院的院长没有一个还能看病的。看来又当院长，又想当个好医生是不可能的。他不会成为一个好院长，这是明摆着的，前三百年后三百年就这么规定好了。他知道自己天生不适合当官，对行医倒是充满兴趣和信心。阴错阳差偏偏让他当了这个受罪的院长。但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芝麻绿豆大的官就更容易被流水冲走，有一天院长当不成了，自己的特长也丢失了，岂不鸡飞蛋打！
“……马士殿的事闹大了！”
平军前面的话他听而未闻，一时也想不起马士殿出过什么事。
“你这人怎么搞的，上个星期我就告诉过你。他可能诱奸了病人的家属，原答应给人家把病治好，现在病人要玩儿完，家属把他给告了！”
噢，这老兄真是精明过头从而走向堕落。汪治国的确早就听人议论过这件事，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别说没有证据，就是抓到了证据他处理得了吗？各种无聊的但有点刺激性、足可做工作时间谈资的闲事每月都有、每天也有。以前他也曾激动过、愤慨过。要处理，要解决。其结果他只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激烈的争吵种下仇恨，在自己周围布满敌意，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世界照旧狼烟四起，医院照旧肮脏、杂乱，闲是闲非照旧有，每个科室仍然是一个谣言中心——包括他自己的诊室。拥挤而又无聊的生活必然有许多是是非非。每个人耳朵又长，不轻闲的工作轻闲干——因此精力也有富裕，你不叫他打探、研究、传播这些趣闻逸事，又叫他干什么去呢？清汤寡水似的生活需要点作料。连平军也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好像院长助理不是对医院管理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而是先睹为快，先闻为快，更有条件推波助澜。久而久之，汪治国也不太着急了，堵心一阵，恶心一阵也就过去了，这叫穿皮不入内，他可赔不起这份精力。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市信访办公室来电话追查这件事。”
“你先调查一下，别太张扬。”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没关系，放病人进来。”
大概是累的，这几天休息不好，没有食欲，间或头晕耳鸣，精神倦怠。非是医不治己，而是无暇治己。他自恃功力底子不薄，料不妨事。
他和马士殿曾是医大的同班同学。他是为了学好中医而特意选择西医专业，想搞个中西医融会贯通，各取其长，由他集大成。马士殿是瞧不起中医而上西医系。他来公用医院正是通过马士殿的帮助，那时的马士殿就已经是春风得意的外科主任了，一脸白净肉，满身富态，很像当官的材料。前任院长下台后本该由他接任院长职务，偏偏被自己引荐来的人抢了便宜，而他又是个早就盯着这个位子的人。领导的脾气说一不二，说他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说汪治国行，汪治国就行，不行也行。这叫汪治国有口难辩，越说越说不清楚，还不如不说。如今，恰恰是这位关系微妙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老同学出了这种事，太难办了，他又能怎么说，又该怎么做呢？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使马士殿忘乎所以？那么聪明的人会干这种事吗？过去病人家属对医生反咬一口的事也不是没有，动手术前给大夫送红包，病人病好出院或死掉了，又检举揭发，告状闹事。人心叵测，不可轻信，不可过早地下断语……
不好！汪治国重把精神凝聚到手指上。纷纷世界极不情愿地慢慢地隐去，病人的相貌服饰也随之消失，只剩下一股濡弱的气血在他眼前流转，经脉在他手下跳舞。像一团魂魄向他求救似的飘飘摇摇，哪儿阻塞，哪儿有病变一清二楚。何须太动脑筋，不必多费周折，他的手指轻轻捻动，其病便会随针而愈。重要的是要没有闲人闲事的打搅，医生自身摒弃私心杂念，才能洞悉病人机体。而大多数情况是一神守内，一神游外。
马士殿是医院的风头人物，能经常不断地制造点新闻，周围有一批势力，羡慕他巴结他的人不少，背后说他坏话的人也很多。
“马主任，我儿子这条腿能不能保住，就全拜托您了。”病人家属大大方方地送上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里边至少装着五百元人民币。医生大大方方地接过来放在口袋里。很简单，很省事，在办公室，在病房，在走廊或大街上都可以进行这种交易。不必像以前那样，病人家属要千方百计打听医生家里的地址，伤透了脑筋采购合适的礼品，送到家里还要费许多口舌，感动一番，谦让一番。哪有这个实际而痛快！至于送多少钱要视病情轻重而定。五百元以下则难于拿出手，如果让医生感到你是在打发要饭的，那这条腿就难说了——这是病人的担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大夫没接到病人红包就故意把人家一条好腿给锯掉的事例。这是“目前”，到“目后”会怎么样呢？谁也说不准。还是小心为好，谁也不愿当第一个倒霉蛋，拿性命去试探医生的良知。不就是花钱吗？按眼下的行情，一千元出头就算最高的了。根据物价上涨的趋势，以后这种“辛苦费”会涨到什么地步，神鬼难测！
这绝不单是马士殿的故事。各有自己的份儿。这甚至算不上是最坏的，不少医生在外面都有自己的“点”——捞大钱的“点”。定期到各区的卫生院、诊所、郊区医院去看病或做手术。这些单位都是集体性质，没有像样的大夫，却肯下本钱收买高手，有了高手就不愁没有病人，有病人就不愁没钱。于是这些医生就拼命给自己的“点”拉买卖，一发现有油水的跑到公用医院来求医的人，就支使到自己的“点”上去——“××地方不错，条件好，清静，医护人员认真，态度也好。我明天在那儿值班，你去了找我。”有几个病人不听医生的话，拉上这样的关系、受到这样热情的关照，能不去吗？！吃里爬外，公用医院成了他们领工资、聊天、养精蓄锐、为自己发财穿针引线的地方。他们还可以交流商业信息，做买卖。除去飞机大炮不敢卖，什么都敢拿去换钱。
我的脑袋都要炸了！
比较起来平军又算什么呢？院长助理名义上好听，其实还不如他过去抱着x光机油水多。他常说我有股呆气，我则认为他身上有股流气。这并不妨碍我们是好同事。正是他的油滑和机智帮了我不少忙，他补了我的不足。他为我办事肯出力跑腿，既不油也不滑。我非呆，而是清。平军嘱我只许放一个病人到屋里来，防备有人借看病之机偷走我的金、银针。一根针少说也值几百元，打个戒指、耳环之类的东西很容易。他把人想得太坏了，病人敢偷大夫的东西那他还看不看病啦？岂不拿命换财？事实是我从未丢过针。也许正该感谢他的提醒让我加了小心。
平军是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有留意。病人和医护人员照旧在我的眼前进进出出。九点至十一点这两个小时是最热闹的，有的是本人来治病，有的求我为他的亲戚朋友及“关系户”治病。还有本医院的行政人员也来凑热闹，有的给我送来工会发的电影票，有的送来上个月的奖金、购买的国库券，行政科通过特殊关系买来的紧俏商品（也经常买来假货、次品），也有的找我来收取各种各样的款项，这个费那个费，记都记不住。具备一个经济头脑是现代人的特征之一。我只记大头，三五块钱以下的则不予计较。还有的人什么事也没有，就因为他的生活无聊得像一场慢性传染病，所以也把无聊的病毒散布到我这儿来说几句无聊的闲话，看着我怎样为病人施治。大凡这种人都是熟面孔，是赶不得的。也许我给人治病的确很好看、很好玩儿，病人被治的样子也很有观赏价值。抱病而来，欢呼而去。人看人，尤其是人看人的痛苦兴味无穷。永远看不透，才永远看不够。人类找不到了解自己的途径，就想在别人身上发现线索。社会就是这么普通而又神秘，相亲相爱相轻相重相恨相依相妒相杀相聚相散相斥相吸相斗相捧。
我则飘飘欲仙，手持金柄拂尘，在聚集如浓雾般的诸种病态的魂灵中间自由穿行，拂去他们的病痛，普救众生。一切都能医治，我所以相信这个世界就因为我能治疗它。这些人对我来说毫无秘密可言。我已经习惯于闹中取静，在喧闹声中只要我愿意也可强迫自己入静。有什么办法呢？像我们这种三流医院连停尸房里也不安静。
他是湿伤脾土，清气闭郁不升——我的诊断毫不含糊。
他肠鸣不止，隔着衣服我仍然听到他肚子里似有两头猪在争食，咕噜咕噜，咯吱咯吱。
又一病人，低头缩肩，怀里抱着缠满绷带的右手。前天干活儿的时候砸掉了一根手指，我叫他到外科去看。他说：
“都看过了，伤口包扎得很好，也没有发炎。”
“那你还想看什么？”
“疼！止疼药吃了，止疼针打了，全不管用。没黑带白没有一分钟的间歇，不是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重。疼得心里抽筋，疼得邪乎。我慢慢地摸，没有伤着的手指不疼，伤口也不怎么疼，即便疼也不是这种疼法。我自己也不知哪儿疼，只有您能治这种病。”
“是掉了的那根手指疼。”
他一怔：“掉了怎么还疼？当时都砸飞了，捡不回来了。”
“你仔细想想，想那根掉了的手指，是不是它疼？”
他脸色死白，眼露恐慌。
“真的，真是找不着的那半截手指疼！我就知道您能治好我的病。林教授不是经常来看病吗？她前天死了。我的手指就是她拿去了。”
“师范大学的林应子教授？”
“是的。”
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亲人全在国外。先是直肠癌，连肛门一起切除了。再得乳腺癌，前胸几乎被掏空了。最后是肝癌，痛苦不堪，只求我解除她的剧疼。为她止疼对我来说很容易。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他不该那样打我，他不该那样打我”……
她还有一种痛苦。我站在老太太和她的这种痛苦之间却毫无办法了。
我突有所悟，问那病人。
“你也在师范大学工作？”
“在校办工厂当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你打过她？”
“嗯……我就推过她一下。不过那时候……”
他当然要辩解，要轻描淡写，要冲淡这个“打”字。还可以讲出一大堆理由，那不怪他、身不由己等等。因为逃避而说谎，因说谎而掉进另一个自掘的陷阱——颓唐、自己的人格解体。
“光是推了她一下，她绝不会至死还念叨你不该那样打她。”
“‘文化大革命’过去十年了，我以为什么都结束了。”
“只要你还活着就什么也没有结束。”
他颤抖了一下，不禁心中惴惴。
“林教授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听说医学院不愿意要。她的身体除去癌细胞还有什么东西？人家认为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不要又不合适，还挺作难。”
这又何必！死了还不图个清静，自取其辱。
“还有两万元存款捐给地震中致残的人。我们学校的头头也很犯愁，伤残人那么多，这两万元怎么分呢？一人几角、几分，有什么意思？老太太真会给活人出难题。”
我问他：“你的手指还疼吗？”
他没听懂我的话，反而说：“哎，怪啦，似乎好点了！”
收费处的赵力力旁若无人地走到我跟前，身后带着两个服装整洁并无病容的人，显然又是后门病号。屋里屋外排着长队，忍无可忍的候诊者开始有怨声。先是小声嘟囔，继而大声理论：
“后边排队去，我们都是上星期约好了才来的。”
“你来的倒是时候，看病加塞儿不怕死得快吗？”
“嗨，说你哪，别不觉闷！”
小赵一概没听见。她款摆腰肢，迈着小碎步，高跟鞋发出嘟嘟的令人难以生气却很容易心旌摇荡的声音。雪白的大褂一尘不染，大概是经过重新裁剪缝制了，居然像旗袍一样突出她的曲线美。乌丝盘卷于头顶，大有高髻云鬟之胜，也显得她身材高挑。眉宇间艳气照人，顾盼生姿，哪里会对起哄的病人瞄上一眼。我也不会提醒她，因为我怕她。怕她还是个姑娘待字闺中，我可招惹不起。非是我自作多情，好管闲事的人正式暗示过我，只要我不嫌她小，小赵决不会嫌我大。她身后那两个神态庄重的男人也无动于衷。西服领带，装备齐全，像个有教养的人，却又不近人情。
小赵拍拍准备抢先坐到我对面的病人：“起来，先到外边去等一会儿。”
“为什么？”先来的病人自然不肯让出座位。
“不为什么，叫你出去你就快出去。”
“你讲不讲理？”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这是开发区的日本友人，要先给他们看。”
“日本人是人我们不是人？外国人的命值钱我们的命不值钱？”
“你的命值钱，可你那张公费医疗单不值钱！听着，你要马上交美元就让你享受外国人的待遇，优先看病。”小赵嘴似刀片，得理不让人。不，没有理也不让人。“诊脉一次二十美元。金针治疗每次五十五美元。银针治疗每次三十美元。宝石针治疗每次六十美元。气功点穴按摩每次一百美元。‘子午流注’中药每服一百美元……你看哪一种？美元带来了吗？”
“你？”
“我怎么啦？公事公办，价格不同服务不同。我把话说明白了吧？请你先让一让。”她那张算得上是姣好的脸，此时真叫人受不了。她不知听信了谁的话，说像我这种木讷型的男人就应该配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在我面前她禁不住总要表现自己的主宰能力，这就更让我害怕。我不记得妻子在活着的时候曾用这种腔调跟病人讲过话。
“汪大夫，这太欺侮人了吧？”病人希望我主持公道。有人知道我是院长，意见便冲着我来了。
“您这当院长的也不管一管？”
“他这个院长够窝囊的！”
我一概装听不见，反正他们要求我看病，不至于说出太难听的话。
我手里只有医道，医道代替不了公道。每逢这种场合，我说出的话总是不赶劲，说十句顶不上人家一句。说的愈多惹气愈多。何况对方还是我想躲都躲不及的人物，我怎敢参战。
他们再争下去也只会更让日本人看笑话。日本人有钱，中国病人有理，小赵是自己医院的人，她念的对外国人的收费标准确是医院制定的，我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装聋作哑，任凭小赵连挖苦带骂地把病人赶出了门外：
“去吧，去吧，有本事快去告状，卫生局、市政府、北京，哪个衙门口大往哪儿去告！”
小赵向我挤挤眼儿，骄态换成了娇态。这种小小的胜利对她来说太不算一回事了，一天不知要碰上多少次。若是让她碰上比自己更强硬的对手，让她当场栽了跟头她会怎么样呢？我不解其意，对她的热情无法做出相应的举动。我好在是院长，不敢管她就够不像话的了，再给她帮腔成何体统！如今的社会环境不知为什么专门造就谩骂人才。这就是说当今社会需要骂才，身为骂人至少自己不吃亏。找一个敢骂会骂的女人，自己也可不受人欺。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对口尖舌利的女人生不出亲近之感，老担心有一天她心血来潮，将我当成了她施展谩骂才能的对象，我当如何招架？也许两个人在同一单位工作，相互太熟悉了，就难以培养出美好的感情。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吸引力。不知那些成天上班在一起，下班以后仍然在一起的夫妻该有多么痛苦！
日本人向小赵深深一躬，表示谢意。小赵受之无愧：“别客气，快看病吧。”前面那个矮胖子向我点头致意，脸上堆出谦卑的令人尴尬的笑容，脖子上的紫红领带格外刺眼。他在二十年前，头顶受过伤，留下头痛后遗症，时好时坏，百医不能除根。近日疼痛加剧。我给他戴上立体声耳机，他大惑不解。我不做解释，让小赵打开录音机，播放古琴曲《高山流水》。我灵机偶动，心里突然打个愣儿，这些外国人到底是喜欢接受中国的古曲还是外国的洋乐？要不要换花样给他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中“花香鸟语”两个乐章？或者是《命运交响曲》？也许会有更出人意料的效果。不行，中国针灸就要配中国乐曲。五音谱之于乐器，唯丝弦最能表达。用中国古典音乐配合针灸或按摩最好。我不可脑袋一热对自己已在临床中得到验证的研究成果产生动摇。以前不论给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治疗也都是这么做的，效果不错，我何必多虑。何况《高山流水》曾被联合国确定为代表地球的声音发往太空，与其他星球上的生物进行联系——假定其他星球果真有生命的话。想到此，我毫不游移，在古琴曲的伴奏下，取其开穴二间，施以玛瑙针。
小赵抚弄着我那十几枚金针，不胜艳羡：“哎呀，你这些金针都是首饰厂造的！汪院长，你想必跟他们很熟，能不能给我买点首饰？不过我可没有你那么多钱。”又想买首饰，又声明没有钱，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很明白，是一种亲热，一种试探，如果我识情知趣，送给她一枚戒指，一条项链，或一对耳环，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再呆也听得出这种话外音，却只能听她说，并不搭腔。再若搭腔，她更会滔滔不绝，从医院的秘闻讲到某个人的家丑、艳史。我这里经常有人来讲一些不便让别人听到的奇闻怪事，包括排泄他们自己的苦恼和愤懑。诸如对某件事情有意见或咒骂自己科室的顶头上司、同事、公婆、嫂子、小姑等等。既撒了气，又打了小报告。因为我既是医院的头头又是忠实的听众。不是我喜欢打听这些闲是闲非，恰恰是因为我不愿意打听别人的闲是闲非。我不跟某一些人特别亲近，也不跟某一些人特别疏远，身上没有派性色彩。对任何闲话都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他们对我的嘴更是放心，是非到我这儿为止，给人以安全感。从不进一言，也绝不会把他们的闲话传出去。因为我很清楚，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需格外小心，滴水不漏，似听非听，只给耳朵。大小当个头头就必须学会能忘记许多东西，什么都听可千万不能什么都记住。他们只借我的耳朵用，我想不借给他们也不行。大家牢骚太多，憋得难受，格外需要热心的听众。像我这样忠实牢靠的听众也委实不多。于是我便成了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医院领导，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好人缘而自豪。眼下有两个懂汉语的日本人在跟前，必要时需适当地提醒她，不要出了大格。
另一个正在等候的日本人按捺不住好奇心，想跟我搭话，见我无暇他顾，便请教小赵：
“小姐，这金针银针果然是纯金纯银制成的吗？”
“纯粹的金银加进了一些中药元素，以提高强度和物理性能。对吧？汪大夫。”我不想搭话，只能冲她一笑。
“噢！这是你们的创造？”
“汪大夫的专利。”
“汪先生不仅是医生，还懂金属学？”
“他研究金银针快二十年了。一九六八年在满城陵山出土的西汉文物中有四支金针和银针。汪大夫受启发，便仿制了几支金银针，用于临床，疗效奇佳。他开始专题研究，逐步改善，精益求精。现在已获得了中外针灸专家的赞许。西德、韩国已订购了我们的金、银针。”小赵一知半解，大概是从记者们写的报道中学了几个句子，但吹得一本正经，简单明了。她能记住这些，已经让我感到意外，心里生出一种很舒服的暖洋洋的感觉。抑制住一股冲动，没有抬头看她。这说明她在我身上真的下了工夫，动了心思，我并非铁石心肠，听一个姑娘在外国人面前恭维我的金银针，怎能不动心？赵力力找到了接近我的最好途径——金银针几乎等于我的命——在我第一次获准可以给别人看病的时候，表大爷给我两根针，一根是银的，比牙签还粗。一根是不锈钢的，细如发丝。问我：“你要是病人喜欢用钢针，还是银针？”“当然是选择钢针，细而不疼。”“因为你没有病才怕疼，真有病的人为治病是不怕疼的。”过去用马口铁打针，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把不锈钢针带到中国，钢有毒，用的时候要消毒。我最早的四根金针是用母亲的金戒指打的。我研制金银针的故事可以讲上几天，目前还找不到可以听我这些故事的人。我乐得由小赵来应付这些好奇的病人。难为她对我的事情这么上心，我真想对她更好一点。
“为什么使用金银针就特别好呢？”
“哟，这得问汪大夫。”赵力力的眼睛从进屋后似乎就没有离开过我，我则老处于躲闪的位置。真不争气，我是她的领导，还是个结过婚的男人，碰上这样的姑娘正求之不得，何怕之有？莫非我也有病？
“金——又名太真。可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脏，疗治癫病风热，上气咳嗽吐血，以箔入丸散。银则生银，辛寒无毒。安五脏，定心神，止警悸，入丸散用。金针可以补正气，银针起泻实的作用。”我相信他连一句也没有听懂，但客气地向我点头，嘴里称谢谢如流水。
我关掉录音机，摘下头一个病人的耳机。
“治完了？这么快？”——他似乎不愿起来。
我让他看看表，为他施治了快半个小时。
他突然跳下床来，晃晃脑袋，拍拍额头，掐掐太阳穴：“不疼了，真的不疼了！真是妙不可言，跟以往挨针刺的味道不大一样，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他精神陶醉，悠然自得，浑身舒服得像洗了个热水澡。因此也变得活泼了，不再表现出日本人过火的拘谨审慎，礼貌多得让别人也有点不自然。至少在他们有求于你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对我一躬到底：“谢谢，汪先生，无比感激！这种境界可保持多久？”
“一天之内你的头不会再疼的。”
“明天我再来，可以吗？”
“对不起，我每周只有两个半天应诊，你的病要一个疗程后可望根除。”
“真的？”
我不再看他，不再答理他，开始给第二个日本人看病。我没有兴趣靠嘴来打消别人对我的怀疑。更不想对任何人做出什么保证和许诺。话只说一遍，不重复，信不信由你。在外国人面前尤其不能卖的太贱，要有中国一流医生的自信和尊严。刚才有了赵力力那番表演，让他们知道还有我这样的中国人是必要的。不管他们看病交美元还是交人民币，交多还是交少，在我眼里都是病人，对我来说都一样，一天干下来报酬是三元零三分，当然是人民币而不是其他钞票。不过今天挣得要稍多一点。
钱瑛又回来了，手里拿着刚到的报纸、杂志和信件。反正她总能找到正大光明的理由在各个科室里来回串游。这些人真好意思，真能闲得住。医院闲人太多，又能怪谁呢？
“力力，你也在这儿！”
“谁规定的我不能在这儿？”
我有一种感觉，钱瑛不喜欢小赵跟我接近。她喜欢做媒为什么不把医院里现成的大姑娘介绍给我呢？她们的心里不一定很亲密，说起悄悄话来却没完没了。一个时辰之内别指望她们会离开这儿了。
“治国，你又发表文章了……”我心里一动，嗓子眼儿里似有小虫在蠕动，“《论子午流注、经络传感及其在当代医学实践上的重要性》，题目这么啰唆，像绕口令。”
小赵抢过杂志，她是不会冷淡我的：
“院头儿，你发表了这么多论文，捞了多少稿费？”
“你单身一人存那么多钱干吗？还不好好请请我们。”
两个并不是朋友的女人很快结成了联合阵线，我立刻变成她们口中的小菜儿。她们单独的时候都想和我接近，她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想和我拉开距离，我不明白女人们都有什么病，也不明白自己有何德能，这一两年突然受到了妇女界的重视。
“现在单身，人家还能老单身吗？说不定早就有了目标。”小赵的口气酸得倒牙。
“正阳县又来信了，你看这像不像女人字体？”
小赵又拿起我的信，真想把它拆开，好像她有这个权利：
“我说他为什么老往正阳县跑呢，敢情那里有勾魂儿的！别看他表面挺老实的……”
钱瑛似乎也直言不讳地说过，像我这样小有名气而又如此老实的男人在当今社会上不多见，想找什么样的女人都不犯愁。她怎么知道我老实呢？
“我看他这叫想不开，讨个小县城的老婆将来有的罪受。”
两个女人酸不溜丢地胡嚼，煞有介事。
我又开始头晕。闭一会儿眼，双手紧紧抓住两个桌子角。我怀疑自己的晕眩是大地震留给我的后遗症，永不磨灭的纪念。前几年不明显，近来加剧了，劳累时更烈。我必须尽快找个女人成家，从大地震的阴影里摆脱出来。一个形影孤吊的半截子光棍，吃不像吃的，睡不像睡的，除去有利于加班加点地成就一番事业，实在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我自己晕晕乎乎，却还要给别人治病。我脑子很清楚。此刻我对两个女人的调侃忽然感到很亲近，很得意，甚至希望她们能过来帮助我。小赵也许不像我感觉的那么俗气，皮肤细白，眼睛看你的时候火辣辣的。这种滚烫的女人也许真的最有味道。小钱是怎么回事？女人都是谜，最简单的是她们，最复杂的也是她们。我不了解她们，所以生活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