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天天有，今天又不同，公用医院的三个巨头——正副院长外加助理在捏咕评职称的事儿。怪不得有股搞运动的气味，和尚、沙弥、火居道士都拉开了架势，大锅粥不抢白不抢！

不错。沈丹实讲了“上边”对评职称的种种要求：

“第一步，我们院先得成立职称评定领导小组……”

汪治国首先想到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一定得让她当。他自己倒不是怕得罪人，实在是从心里发怵。评职称、分房子、调工资，不亚于过去搞的“阶级斗争”。当时人们嘴上都说阶级斗净争复杂的，搞起来其实倒简单。轰轰烈烈一边倒、一股风向，谁敢乍刺儿就是“螳臂挡车”。哪有现在这种新运动更激烈、更复杂、更难搞？何况公用医院在业务上归卫生局领导，人事关系由公用公司领导，能管你的不爱你，爱你的管不着你（公用医院有人爱吗？一较真他并无把握），必然严格卡你，少给你指标，处处刁难。如今难得碰上父母官，倒是处处有后娘。想起这些事汪治国就头皮发麻！

沈丹实摆弄着手里的一沓文件，有中央的、省的、市的，扼要地介绍了文件中对自己医院有用的东西，条理清楚地对照文件分析了公用医院的情况。她对医院的情况如此熟悉，比较起来也算德高望重，这一摊子工作由她抓再合适不过了。她似乎已经吃透了文件，而汪治国无论如何也不会下工夫啃这些东西的。在医院里沈丹实也属于“业务尖子”一类的人物，身上有一种神秘色彩，她知道许多别人的隐秘（处在她的地位想不听这些隐秘也不行），正像汪治国的耳朵也会不时地要塞进去一些闲话一样。别人却很少了解她，甚至与她共事多年的人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没人见她跟病人或手下的医护人员发过脾气，也没人见她畅快地大笑过。和蔼的严厉，不容犯规的亲切，总能给人以权威的感觉。谁都会相信她的智慧像她的外表一样稳重可靠。也许是那副红框眼镜帮了她的忙，一种深沉的持重美，显得医术不凡，人们愿意信赖她。

汪治国敬重她，两人能够在同一个层次上对话。三年来配合得不错，从不因意见不合争吵得脸红。当然还有郭颢那层关系制约着汪治国。实际上沈丹实的行政领导能力、组织才干也比他强。

平军听得心里毛咕了：

“二位院长，听这意思不在业务岗位上的人这次评职称就有点悬了！我明天就回放射科，请你们找别人来当助理吧。”

“你看，别人还没争你倒先闹起来了。”汪治国瞪他一眼。

“你别瞪眼，这是大事，要跟工资挂钩。我是正经八百的大夫，因为给你们当助理评不上医师多冤哪！”

两位院长为难地对视无对策。平军说的是老实话。他们心里也没有底，刚才还嘀咕自己能评个什么呢？相当于教授级的主任医师不敢奢望，不是自知能力和成果不够，而是多次深刻领教过的中国国情和多年积累的参加运动的经验，不敢想得太好。根据贡献评副主任医师绰绰有余，但考核资历却不一定没有问题。如果评个普通医师那就太亏了……自己尚且如此又怎么替平军打保票呢？大家都是这么好的同事，关系又是上下级，下级喊冤叫板，上级多么尴尬……

在这方面沈丹实的脑瓜比汪治国来得快：

“平大夫，你说我跟院长有资格参加职称评选吗？”

“你们二位是手拿把攥，到时候可别只丢下我一个人！”

“既然院长是业务领导，你这院长助理是行政干部还是业务干部？”

平军多机灵，立刻领悟了：

“当然是业务干部。”

“是业务干部就有资格参加评选。”

“沈大夫，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平军高兴，汪治国也松了口气：

“沈大夫，这个职称领导小组的组长得你来干。”

“不行，文件规定组长必须由每个单位的业务领导担任。”

“你也是。”

“我是副的，工作可以做，组长的名义还得你挂。”

沈丹实精明透彻，话也跟得上去。在这些事情上汪治国向来听她跟平军的。

正事谈完了。平军谈起轻松的小道消息想换换空气。

“你们听说没有，昨天全市的残废人在广场闹事……”

汪治国知道原委，是郭颢告诉他的。奇怪的是这消息让沈丹实感到震惊和新奇，甚至连抗震纪念碑奠基的事她也不知道。老郭会不告诉她？这两口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治国，你知道我想什么吗？”平军又露出自鸣得意的仿佛是智高一筹的狗头军师相，“眼前有个赚钱的好机会。你知道各大学全都纷纷开办各式各样的自费班，为什么？捞钱。官价是一张大专文凭可卖四千元，一张本科文凭一万元。各地的气功协会、作家协会、出版社、杂志社、电台、报社、群众组织争先恐后地举办这个班，那个讲座，为什么？捞钱！各中学都办升学补习班，有的班朝一个学生张口就要三百六，有的要五百，是不是培养人才谁也说不清，反正先赚一笔钱再说。可是有一种最赚钱的班，谁也没有想到——残疾人职业培训班！”

“赚残疾人的钱你不觉得缺德？”沈丹实问。

“正相反，是积德。胜造七级浮屠。教他们技术，代谋职业，指给一条生路，找他们收多少钱他们都乐意。我们不学正式大学把竹杠敲得那么狠。取中学收费标准的平均数，每人四百元，不算多吧？十个四千，一百个四万，开它四个班收二百个学生，收入八万元。印讲义、请老师、杂七杂八的活动最多花去四万元，还净剩四万元！”

平军的神态好像钱票子已经到手了。这家伙既精明又敏感，有时还会装蒜。

“会有那么多残疾青年来报名吗？”

沈丹实似乎真的动心了。这年头谁跟钱也没有仇。公用医院穷得叮当响，四万元可不是小数目。汪治国的心大动了，却一声不吭，只默默地听着。他的智慧过度严谨，审慎内向，横溢的才气常常被深邃的沉默吞没。

“这您就别管了，我有办法叫这个培训班人多得关不上门。你知道全国有多少残疾人吗？”

“多少？”看来医生都是只关心某个具体的人，对笼统的概念很模糊。

“五千万！”

“五千万是多少？”

“差不多相当于七十个我们这样的城市，比全国的党员还多！”

他的联想奇特，怎么会把残疾人跟党连在一起。

“那又怎样？”

“还说怎样，证明我们这个培训班前途无量，财源茂盛达三江。”

又是钱。这好像是他看世界的唯一角度。

“你说得这么好，在哪儿办呢？”

“咳，好房子没有，抗震棚有的是。把前边那排棚子一收拾就是很好的教室。”

“就这么定了！”汪治国站起来，表现出少有的决断，“牌子叫残疾人职业学校，不为赚钱，正像你说的积德行善。再仔细测算一下，把学费压低，把收来的钱用到学生身上，只要不赔本就行。先开两个医科班，大部分课程我们自己就能讲授，个别课程请医学院的老师来讲。将来把我们的医院办成一个康复医院，就有了自己的特色，也可跟市里的其他大医院抗衡。比现在这样跟在人家后边跑强得多……”

平军设想的那一套走了样儿。汪治国哪有经济头脑，按他的主意办岂不是赔本赚吆喝？愈是这种呆子愈有自己的铁主意。他若是已经拿准了主意，平军也没有办法。

自行车的轱辘不蹬自转，轻飘飘如一叶小船，载着我在河面上悠悠荡荡。阳光冷飕飕的，天净如洗。我不紧急，被大流挟裹其中，缓缓向前流动，大流的方向正是我的方向，安然惬意。因为我知道自己并非凡俗。用一种宽容的旁观者的还有几分居高临下的目光浏览着人群大流——一片活跃的铁灰色，偶尔翻起几簇花花绿绿的水泡，一闪而逝，最后都被铁灰色吞没。沉重的骚动，浮躁的生机，可爱而又可怕。每个人都试图驾驭它利用它，而又瞧不起它。我虽心在俗外，却愿置身俗中。办残疾人学校的消息传开，医院里说什么话的都有，我同样也被挟裹在一个浑浊的人欲的大流里，身不由己地向前飘游。医院的秩序肯定有点紊乱了，大家正按照我的指示把前面一排抗震棚腾出来——其实就是简易平房。这破棚子平常有人出出进进还像排房子，一旦把东西搬出来，人去屋空，简直不像样子。残疾人住残疾房，会不会让人误解为一堆破烂配破烂一堆？管它呢，重要的是先把牌子戳起来。也许正像有人挖苦的那样，我是被院长的权力烧昏了头？当官的哪有不办蠢事的。人不变权权变人。心里犹豫也打不了退堂鼓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眼下不是计算得失的时候。反正我已经告别了从前那种恬静、宁和、忙而不乱、目标专一的境界。

我拢不住自己的思想就像拢不住这两条腿一样，身上的细胞格外活跃。但愿自己的编码程序不要紊乱。谁知道呢，文明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都是在一瞬间偶然产生的。单身男人的生活就应该不断有变化、有刺激，否则我真要躺在惠英的遗像底下了！

人道的概念首先是要有具体的人构成的。人有残疾还是人，不等于降格成为动物，同样有生存的权利和就业的权利。哎？眼下要真是有一头像人一般大的动物，说不定比人更有生存的权利。民政局应该是个慈善机构——中国没有“慈善机构”这个部门。勉强可以叫做人道单位。残疾人职业学校理应由他们办。他们不办我来办，我是在帮他们的忙，他们倒拿捏着架子，酸溜溜的。那个不冷不热地撇着蹩脚官腔的李局长，领导着几个呆板僵硬的家伙，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做善事的机构。麻木是现代人的流行病，他们看着我的目光让我感到自己是外星人。我并不企图获得民政局行动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尽管他们应该生产道义。就连这廉价的道义支持也不肯给我！我又何苦呢？受人冷遇，遭人白眼，对别人也许不算什么，我可受不了。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个！非是我不善辞令，只是不愿低三下四说求人的话。以前我也曾是小神仙式的人物，不怕碰撞。那时我一无所有，我却什么都有；现在名利都有一点了，却常常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我不善交际，特别不习惯处在一种被动的对人有所求的地位上去搞什么“外交活动”，实际是内交活动。我应该是被人求的，为什么变得要经常去求人？沈丹实留在医院里守摊儿。平军算得上是医院的“外交家”了，跑教育局也碰上了钉子，得到的答复是教育局对我们的残疾人职业学校不反对也不承认。他们不承认就等于我们的学生毕业后不能获得国家的承认。当今社会风气是重文凭不重真才实学，学历不被承认岂不等于白学，人家花钱买的是文凭，文凭是就业的敲门砖。我脑袋一热，自信办医科班不会误人子弟，哪知道办个学校竟会这么难。办什么事不难呢？

不好，信号灯突然变红，我急忙下车，碰上了紧跟在我身后的一辆十分漂亮的蓝色坤车，车把一晃连同它的主人一块摔倒了。花团锦簇，像碰到了一个时装模特。我支好自己的自行车，正想说句道歉的话把人家扶起来，想不到她手扶着地就骂上了：

“你没长眼哪？你去打听打听，姑奶奶什么时候摔过跤！”

“对不起”三个字到了我嘴边又卡住了，被骂傻了，不知该怎么办。

后边人催促：“快起来，别挡着道儿！”

我帮她扶起自行车，车子并未摔坏。问她：“你摔着没有？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我不怕去医院，也不怕她装病赖我。她却不领情继续撒泼：

“你会骑车吗？不会骑车别到马路上来！”

她好像没有摔伤，甚至没有摔疼，不然就没有劲头吵架。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她赖在地上不起来，我也走不了，十分尴尬。

“这货！”——这声音是从我身边的岗楼里发出来的，里面坐着个年轻的民警。那口气显然不是责怪我这个肇事者。

姑娘一跃而起，冲到岗楼跟前，气势汹汹冲着那民警质问：

“你说谁？什么叫‘这货’！”

民警还真被问住了。“这货”是一句骂人的粗话，称你是“这货”，就说明你不是好货，更不是人。

看热闹的人起哄：“对，叫他说，什么叫‘这货’！”

姑娘愈发得理不让人：

“今天你不说清楚咱就没完，在家里跟你娘跟你姐姐妹妹也这样说话吗？”

马路上的闲人们又一阵欢呼：

“对，没完！”

民警脸红脖子粗，被逼得张口结舌。没人再管我这个当事人。我不知该溜走，还是该留下来……

一个老警察喝开围观者走到姑娘跟前，脸上挂着笑，慢条斯理：

“你不是问什么叫‘这货’吗？汽车跟汽车相撞叫大祸，自行车相撞为小祸，你躺在地上不起来妨碍交通，是险兆事故，就叫这祸！”

看热闹的人又倒向警察，哄那女郎：

“对，她就是这货！”

“这货！”

姑娘语塞。老警察却不放过她：

“懂了吗？”

“懂了。”

“懂了就好，你违犯交通规则，自行车先留下，回单位开证明，明天到交通队去取！”

姑娘灰灰地走了，群众还在哄笑：

“这货，真是自找倒霉！”

我开始同情这姑娘，真想把自己的自行车让给她，又怕再挨她的骂。她现在肚里的火气肯定比刚才还要大。

我重新加入人和车的大流。人骑车，车挤人。前面无路，发生碰撞，产生一条裂缝。裂缝就是路。大家又继续往前流动，于是裂缝弥合，大流阻塞，再发生新的碰撞。裂缝又出现，又可以前进。不断地碰撞和摩擦，前面总是有希望。大家目标不同，动机不一样，却挤在一块并朝着一个方向流动。东挤西挤，总会让你达到目的地。我看见卫生局的大楼了，双腿不再轻巧有力，自行车变得沉重了，我突然对自己的使命失去了信心。教育局不发文凭，如果残疾学生毕业后能得到卫生局颁发的行医执照，比文凭更有用。有了执照就有了饭碗，也不枉是“职业学校”。倘若卫生局也像教育局一样毫无同情心呢？刚才那个被称做“这货”的姑娘或者那个老警察若是我，一定能办得成。我习惯于被人求而不习惯于求人。而且大地震之后我讨厌走进任何一幢楼房。似乎因大难不死而得了恐楼症。

对痛苦最没有记性的就是人。动物在一个地方吃了亏都会迅速逃离那个地方，再遇到类似的不吉祥的标志也会远远绕开。大地震把建设了几十、几百年的新旧楼房全撂倒了，包括几座固若金汤的号称能抗八级地震的现代大厦。很快新的楼房又盖起来了，仍旧如堆积木，墙壁像残疾人的木拐那么单薄。也许还不如旧楼结实。如今建造这些危险大楼的人有许多都是在当年的大地震中捡了一条命，再次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人埋下祸根。我为此曾请教过郭颢，他的解释是中国老百姓讲究不起，对付着有个窝住就不错了。严重地相互欺骗造成恶性大循环。造汽车的糊弄开汽车的，开汽车的糊弄坐汽车的，坐汽车的又去糊弄造汽车的，造汽车的也得坐汽车。大家骗来骗去，最后谁也没得到便宜。有的建筑工人故意往烟筒眼儿里丢砖头塞鸡毛，带着一股怨恨。反正自己住不上这大楼，让那些有福分住这所楼的人都被煤气熏死或者有一天再天摇地晃时砸死吧！不一定是恶毒，只是一种普遍的不负责任和对无可奈何的生活的一种发泄。

倘若不是我决定办这个残疾人学校，自己对这个学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不会轻易走进这座卫生局大楼的。硬着头皮走进来也心存惕惧，总疑心那钢筋水泥浇筑的大拐随时会砸下来！结果还是砸下来了——木拐似的脸，木拐般的神情，连伸给我的手也像木头一样没有温度。楼里阴沉的手也没有温度，像木头做的假手。楼里阴沉沉，一切都是冰冷的，没有生命，不怕任何病毒侵染。不愧是卫生局，果真是个最干净最卫生的地方。这个最干净最卫生的大楼死沉死沉地压住我胸口。我越是急于想摆脱它，越找不着能解决我的问题的门口和神灵。串了一个屋又一个屋，问了一个人又一个人。我这个三流医院的院长只适合在简易平房里发号施令，要想做这样一幢楼房的主人就得当局长。

总算碰到了愿意管事的人。他怪模怪样地打量我，森森黄板牙，挂着烟丝、饭渣，厚嘴唇兜不住过多的口水，湿漉漉肮脏而又结实。我总感到那张嘴是个巨大的陷阱。“你这事好办，求到我算你找对门了！”他相貌可怖，办事倒痛快。几乎没有认真看我的介绍信，就拉开抽屉拿出了卫生局的公章，我长出一口气。那象征权力的木头疙瘩却停在了空中：

“我听说你们的校舍太不像样子了。你这样的大夫教出来的学生错不了，但学校总要像个学校的样子。这样吧，我找几个人给你们整修一下，你出两万块钱的劳务费。”

我吓了一跳：

“我们是办残疾人学校，不是开宾馆，用不着太讲究。我们自己已经把办学用的房子打扫干净，也做了必要的修饰和美化，我看可以了。”

“你们干这个不行，我手底下有个私人承包的小装修队，绝对靠得住。”

我明白了，他利用职权给包工队揽活。包工队当然也不会亏待他。这个残疾人学校是我脑袋一热的产物，至于为什么我突然对残疾人的事热情高涨，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因为我的医术是残疾人教的，我有义务再把它还给残疾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我原想这个学校也花不了多少钱，讲课基本上靠自己，学生在本医院临床实习，还有什么地方花钱呢？原来花钱的地方很多，我都没想到。还没有干什么事情先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我替自己叫屈。幸好碰上了痛快人，直来直去地要钱，让我心里明白，长了见识。刚才那些绕弯子拒不接待我的人也许是因为无利可图。他以为我是借残疾人发财吗？看他的样子是认真的，两万元从他黏糊糊的嘴里吐出来就像是两元、二十元那样轻巧。连他咧嘴一笑都让我感到碰上了一头食肉动物。也许平军是对的，你办一件事情是为了赚钱，光明正大，大家都能理解，别人想来分一杯羹也是正常的，你也应该理解。像我这样不是为了赚钱而办学，出于真心和善意，反而无人理解，别人分不到羹就以为我想吃独份儿的。

“怎么样？两万元不算多，到工商局买一个营业执照差不多就是这个价儿。想不到你们医生要想赚钱也很有一套。”我实实在在的愚钝，在他眼里好像是故意装傻充愣，根毛不想拔。

这是赤裸裸的交易，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这笔交易。花两万元替我的几十个学生（先招收两个班，我估计至少会有八十人）每人买张行医执照，还是合算的。先不想去哪里能搞到这两万元，也不必跟他多费口舌再解释什么或进行一番我并不擅长的讨价还价。两万元没有，两千元照样也没有。反正都是没有，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答应呢？眼下我最需要的是卫生局的大印，让他们承认我的学校，承认我的这几个教员的医术。我真希望他立刻躺倒，我一针就能让他变成哑巴或半身瘫痪，让他尝尝当一个残废人的滋味。看他还用什么办法把自己的阔嘴涂得油腻腻的。知识分子无能，只能在心里发狠，给自己的精神上出气，事情真轮到头上又会手软。

我也算没有白跑这一趟。有损失，损失的是金钱，金钱算什么！重要的是有收获，而且是重大收获，卫生局同意了我们的教学内容，学生毕业后可得到行医证明。但我的感觉可不像刚才那么美妙了。手里没有一笔数目可观的任由自己支配的钞票，我这个院长兼校长就一钱不值。我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包打天下。如今办什么事都离不开钱，我好像刚开了点窍。既然办学校就要像个学校的样子，学生要开好几门课，还要请不少老师。请本院的医生讲课虽然好说话，也要付给一定的报酬。现在白使唤人或搞义务劳动是不可能了。还要到医学院请个正经八百的懂得教学的老师，做我们的顾问兼任解剖学的课程，不知又会给我开出一个什么价码？试试看吧。

接近中午，天色仍不开朗，浑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土腥味，却并无风沙。太阳似有又无，清冷而凄苦，说有吧没有光芒，说没有吧又确实挂着一个浑圆的影子。愁容惨淡，仿佛得了黄疸病。我不也给自己找了一块病吗？医学院全是新房子，但没有一栋房子有精神，格调大不如前。从前那些式样不一的青砖楼房，虽是旧的、有的已经建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但稳重优雅，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的清静高深的高等学府。如今这一片新楼毫无出众之处，像普通居民区，像臃肿庞大的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医学院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找我看过病的一位副院长向我介绍了白星春。讲她是教解剖学、生理、病理最合适的人选，是医学院深受学生欢迎的讲师。绝顶聪明，其聪明甚至逼退了许多追求她的男人。可见女人不可太聪明，除非你想以男人为敌。她当初如果分配到医院里很可能会成为林巧稚式的人物。据说她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比成功更有魅力的男人。很刻苦，自己写了不少文章也翻译了大量国外的东西。但有没有时间和兴趣到残疾人学校去兼课就很难说了，完全取决于她本人有没有兴趣和时间。听了副院长的介绍我估计残疾人对这样的人物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医学院也不可能动用行政命令强迫她给我的学生上课。我靠什么吸引她或动员她来给残疾学生讲授《解剖学》和《生理学》呢？

她的情况倒惹起了我的好奇心，成不成也要见她一下。今天我运气不错，不能辜负这运气。副院长派人把我领到白星春的教研室。她正要下班，眼前闪烁着一片白光。乳白色的滑雪帽，乳白色的拉毛围巾，古里古怪的我从未见过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跟她的身材、容貌、肤色极其般配和谐的外衣——也许是羽绒的也许是纯毛的也许里面是裘皮的鬼知道是什么质量的。果然有点怪，这身衣服在全市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件。冬天里，白色格外醒目，白得令我晕眩，不敢正眼瞧她。她的脸却愈益向我逼近。有股时兴的傲劲。黑黑的两只眼睛连在一起，像一条窄长的乌云，偶有闪电从云中迸出。我本能地躲避着这闪电。一股奇香钻到我身上，我又想扑向闪电。这样的老师往讲台上一站会使整个教室飘满诱人的香水味道，学生们会怎样想？可以肯定学生们会喜欢她。只有这样的同行才配得上“白衣天使”的称号。我是知道自己身上永远都有股刺鼻的药味，这药味仿佛是与生俱有的，脱光了衣服，洗完了澡，也无法除去药味。妻子曾挖苦我从一出娘胎，在骨子里就带着药性。糟糕，我又想到了惠英。亡妻一出现再看白星春，光环退去，并不是美得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人物，她的嘴有点大，两颊太瘦。不像我第一眼看到她时感觉的那么漂亮，那么光彩逼人。

“您找我？”白星春眼睛闪亮，充满生气，没有让座，想三言五语就把汪治国打发走。

“我们想请您讲课。”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她清晰而骄傲地说。她甚至没有兴趣打问站在她面前的人是谁，请她去讲什么课。可见这类事情很多，她已经厌烦了，不愿浪费口舌。只是出于礼貌还站在那儿，因为汪治国没有走且又堵着门口她不好丢下客人拂袖而去。

美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它构成对别人的压迫。汪治国无法保持如常的镇定，感到窘迫智短。愈是窘迫愈看她美得独特、新得惊人。不甘心就这样被她一句话把自己堵回去。卫生局的大衙门都闯过来了，白星春也算是同行，看上去还是晚辈，干吗要被她吓唬住。

“我们不会占您太多的时间，每周少则讲一次，多则讲两次。”

“每周都要讲一两次您还说占我的时间不多，那占多少才叫多呢？您好像有支配别人时间的权力！”她好厉害，语气里没有温度，更没有他。

“不敢，我当然知道时间对于您是多么宝贵。可我不想那样恭维您，因为时间对我也不是毫无价值。我所以赖在这儿不走，是觉得您给我的学生讲课不会是白浪费时间，尤其对像您这样的新派学者甚至是不无益处的。”他想杀杀她的傲气。

她面露微笑，眼前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办事员，可也真有股软磨硬泡的功夫。

“这么说我得感谢您的照顾了？我能问您是谁吗？”

“对不起，叫您吓得忘记自报家门了。”聪明的谈话使他变得聪明和轻松了，“我是汪治国，公用医院的中医大夫。”

“噢，中药界的风云人物！”她特殊的机敏且有尖锐的幽默感，“有您在还用得着请别人讲课吗？”

“我们办了个残疾人职业学校，既叫学校就不能误人子弟，一开始要打下一个较为全面和牢固的基础。贵院的崔副院长推荐《解剖学》和《生理学》以您讲的最好。”他体味着一种微妙的心境，她的一双眼睛很漂亮，两手细白，嘴唇极有表现力。

“不胜荣幸，给残疾人讲课的确很新鲜。”

“他们的文化程度很可能也参差不齐，更需要有经验的老师。所以我不揣冒昧恳请您的支持。”

她又神秘地不出声地笑了，露出可爱的玩世不恭的神态，通过思想的视线仿佛洞穿了汪治国心里的一切：

“妙论，悲天悯人，堂而皇之，无懈可击。据传您的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怎么在拜金的潮流面前也按捺不住，干起这赚钱的行当来了？中国现在什么学校没有，官办的，私办的，为当官的办的，为想升官发财的人办的。函授、走读、进修、培训，投其所好，谁送钱来就发给谁文凭。唯独还缺个残废人学校，叫你想到了。这真是棋高一招进钱多，无本万利，还没有风险。”

有着温婉秀逸的气质，而谈吐却如此警人地尖锐泼辣。她不同于卫生局教育处的那个俗物。让一个漂亮女人产生误解别有一番狼狈滋味！大家都不往好处想他，他又不能拨头而去，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生她的气。她说得多，暴露得也多，反而不像刚才那么神秘了。为了回答她的嘲讽，他敢正视她了——洋溢着才智的奇特的眼睛，别致的鼻子。但增加了她的骄傲的是她的嘴，略大，涂抹得恰到好处，嘴唇菲薄、温润，轮廓鲜明，衬出满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从里面施放出一股勾魂摄魄的也许是恶毒的磁力。正常的男人谁不渴望去碰碰这样一双精美灵巧的双唇，跟化了妆的女人接吻不知是什么滋味？由被奚落激起了反抗从而放肆从而勇迈，表现出比较玩世不恭更成熟的自信心，眼射精光，像盯视普通病人那样终于逼得她的眼睛开始躲闪他了。他说：“我真不敢相信刚才这番话是从您这样一位人物的嘴里说出来的。”

她不想收回锋芒，而是继续进攻：

“别客气，许您干得不许别人说？您的主意太妙、太会赚钱，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他并不辩解，显出一种平和的力量：

“谢谢您的恭维。这么说我没有白跑这一趟，可以骄傲地向残疾同学宣布您将给他们来上课。”

“我并没有答应您！”

“可您说了许多关于我们学校的不正确的话。您或者当面向我承认错误，收回这些话。或者去教课，亲自验证一下我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我想您不会选择前者，更不会轻易收回自己的话。”

她的脸热烘烘的有点不好意思，想不到这个看上去书卷气很重、一副年轻的老正统样子的大个子，倒有她根本猜不到的深度。这刺激了她，吸引了她。由于他耽误了自己的时间，出乎一时的不耐烦，她说了有失体面的带刺儿的话，不仅没伤害他反而中了他的圈套。

他又为她铺了最后一级台阶：

“医学是跟社会连在一起的，人性说到底就是怜悯之心。您是医学硕士，更不缺少同情心，我代表残疾青年如此坚决诚恳地相请，想您也不会拒绝。改日我派人来送聘书。”

汪治国告辞，白星春也一起下楼。她总觉得还应该再说点什么。

“真对不起，只顾说话忘了给您让座。您连杯水也没喝，太慢待了。”

“我倒无所谓，只是您的右腿今天夜里恐怕还要疼。”

他说得漫不经心，愈显得高深莫测。白星春掩饰了自己的惊讶，感到他有巫师般的气质。这几天她的右腿确实一阵阵地突发性地酸疼，夜里有时能把她疼醒，白天则轻得多。她没有太往心里去，更没有告诉别人。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清楚，刚才您大发宏论的时候我走神儿了，突然感觉您的右腿有毛病。”

“您真神了。医学本是科学，到您手里变成了神学。”

“科学本来就很神。不神还叫科学吗？如果您信任中医，我很荣幸能为您除去这点小毛病。”

“谢谢！”转眼间自己成了他的病人，他成了自己的大夫。

汪治国轻舒一口气，他请到了白星春是个重大的收获。他为什么这么重视白星春，是单纯尊重她的知识和教学能力，还是更看重她这个人？一时还理不出个头绪。他身上有了那种久违了的熟悉的被异性刺激起来的感觉。这美妙的感觉已经丢失好多年了。他没有回头，控制着自己不回头。她已扭头朝与自己的方向相反的学院深处走去，她想必就住在学院里。整个人带着一种韵律和生气，体态敏捷优美，高高的鞋跟踏出笃笃的令人怦然心动的声音。她的脸消失了，眼睛里那奇特明亮的骄傲的目光还在追踪他。他逃不掉，也不想逃。她身上仿佛有股魔力，消蚀了他那种受人敬重的医生所惯有的尊严。表现得像个大傻瓜，只能用骄矜掩饰自己的虚弱，他很不满意自己，慌里慌张地跳上自行车。他一直认为自己喜欢或者说更适合已故妻子那种类型的纤纤淑女，恬静、内秀、贤惠贞洁。对医院里那些愿意接近他，却又扭捏作态、喜欢卖弄的姑娘总觉浅薄，难有好感。白星春比她们高一个格儿，更放得开，更有魅力，且不小家子势。

他突然想起还没有跟她谈报酬的问题。这也是最难于开口商量的问题，按规定每节课只能给她四块钱，这是眼下打发要饭的标准，绝对和她付出的劳动不相等。她的时间远不止值这些钱，可他只能拿出这些。她更有理由像别人那样嘲骂他：“你们还没捞够吗？你们拿大头也应该给别人分小头，吃独份儿的可不够意思！”她如果说出这样的话，他宁愿把自己的工资给她。她凭什么要他的工资？他又为什么甘愿搭上自己的工资呢？他把她当成了什么人？她又会怎样看他呢？

他兴奋异常，有一股柔软的水波在胸中荡漾扩散。中午就找个馆子美美吃一顿。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过、没有好好享受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