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真的要来了，我若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是装的。如果说我不激动、不引以为荣、不想借这个西风那也是假的。不必对这件事本身下什么定义。关于它的意义也用不着我去对上解释、对下动员，上上下下似乎都知道该怎样迎接外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倒是我——这个所谓的“关键人物”。
公司成立了以高经理为首的专门的接待班子，在全市最高级的宾馆友谊饭店包下几间房。照相机、录像机全准备好了，每天有专人往房间里送汽水、送冰棒。十几个人全都穿西装、系领带，像纸糊的一样僵硬、呆板。与他们的肤色、相貌、气质、谈吐、习惯、站相、坐相、吃相都极不协调，总让人感到别扭，联想起“小人得势”或“暴发户”一类的字眼儿。我羡慕他们敢穿。不管怎样，反正把领带拴到脖子上了。平军及医院里一些多嘴多舌的女人叫我在外国人来的那一天也穿上西装。我有西装，上大学的时候也曾认真地赶过几天时髦。不过我最喜欢穿的还是白大褂。我天生是个医生。表大爷最适合穿黑大褂，一穿上黑大褂立刻就是人物了，有一种仙风神气。谁也不敢再叫他“二尾子”。我仿佛就是穿着大褂出生的。大褂一上身，舒服自然，五运六气通畅，精神来了，医生的仁慈和威严立刻集于我一身。下了班就是中山装，这与我的性格相一致。我喜欢洁净和庄重。古人讲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华而贵雅，不贵与像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由于多年不穿西装，更不记得何年何月曾系过一次半次的领带。那条紫地儿白色斜条的领带在我手里像一条死蛇，说什么也系不好。听别人讲就跟少先队员系红领巾一样，我回忆着系红领巾的办法，勉强皱皱巴巴地把它拴在脖子上。对着镜子一照，人模狗样，立即变成了卖鱼虫子的个体户。西装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人种特点设计的，穿在洋人身上自然而和谐。外国人接待中国人未必要穿中山装。我们接待外国人为什么非要穿西装呢？我不会打领带，还不能去问人。这都什么年代了，堂堂的医院之长（医院小院长不一定小），居然不会打领带，还不被人笑掉大牙？真土得可以！
夜变幻着，城市却自我封闭，四周安静极了。除去沈丹实不在，医院各部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全没有回家，打扫卫生，让学生做些准备，像考试前的猜题一样想想外国人可能会问些什么问题，怎样回答。也许临场还要演几个小节目，向外国人送点纪念品，合影留念，题词等等。全是演戏，有平军一个人就足够了。我的任务就是替高经理起草了一份向外国人介绍残疾人学校的报告。他开始关心残疾人学校的事情了，这个弯子当然是外国帮助他转过来的。中国人就是这份德性，开始打你，打不倒，就来捧你。高经理本人是怎样走下这个台阶的呢？破天荒地召我去汇报医院的情况，顺便谈谈学校的事情。其实他主要是想了解残疾人学校的情况。散会后留住我谈了五分钟，就算把自己的脸正过来了。“人道也好，善良也好，那是伦理道德的事，让善男信女的去讨论吧。我是公司的头头，就应该维护自己领导下的整个团体的利益，这才是好干部。天下的瘸子拐子多了，你仁慈善良就能管得过来吗？一个好经理不一定是个好人。”
他有自己的个人气派，我很欣赏这种气派。这比打官腔、言不由衷地反过来夸奖残疾人学校好多了！
看样子要由他向外国人汇报我办残疾人学校的情况。这是个大买好大出风头的机会，也是体现他权力的地方。权力已经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生命本身。他对残疾人知道些什么呢？该向外国人说些什么还要我来教给他，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向外国人介绍情况呢？我还没有清高到对这件事不计较、不在乎的程度。心里酸酸的，愤愤的，我费尽周折、累个七死八活，到头来，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我不相信高经理能向外国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还说不糊涂吗！我又何必操这份闲心呢？据说那个接待班子在友谊饭店已经忙了两天两夜了，真不知道他们忙些什么？我的学生们也很兴奋，从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议论、他们准备那可能有机会演出也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演出的小节目的认真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残疾的心灵总希望有机会向外部世界拓展。有外国人来访无疑是一件好事，大家都这么认为。为什么只能是好事而不会是坏事呢？眼下最时髦的莫过于跟外国人有点什么瓜葛，这也是一条走向荣耀的道路。大地震摧毁这座城市之后，世界上有不少发达的国家想帮助我们重建新城。当时正患自大狂的中国人，或者是能够代表中国说话的人，理所当然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资本主义的援助。即使他们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中国强大的威力无边的法宝是自力更生。我在想，当时如果接受了外国的援助，每个国家都根据它们的财力和风格承建一个区、一个角、一个部门、一座建筑，如果再鼓励他们竞争，万国博览，百花齐放，我们的城市恐怕早就建设好了。而且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很可能还会成为一座独特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名城！
倘如此，就不会有我管理下的这一片简易抗震棚。如果我还要办残疾人学校的话也不会是现在这副寒酸样子。命中注定，也许我们就该在外国人的楼上吊死，十年前错过的机会，今天又重来一次。联合国残疾人基金会——顾名思义是个慈善机构，专门舍钱的。至于香港明爱中心，我不知为何物。反正不会是来找我们要钱的。对他们的来访上上下下都那么兴奋、反常，说明大家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什么呢？
我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种种迹象表明，我的角色是在旁边看热闹。趁天还未亮，赶紧睡一会儿，明天我有的热闹可看。把那条讨厌的紫色领带揉成一团塞进抽屉里。
敲门声甚急，定是平军。
我睁开眼，旭日临窗。这一觉睡得好香、好深沉，应该失眠的日子反倒不失眠了。
“治国，治国！”
只有平军敢这样直呼我名。我对他也摆不出半点架子。在这块领土上我最常用的代号是“汪院长”、“汪校长”、“汪大夫”。我已经很习惯这种称呼了。还想再躺一会儿是不行了，不想动弹也得起来开门。
“这是什么日子，你还有心思睡懒觉！”
未必外国人来的日子就不许我睡觉。外国人对我来说可不新鲜，他们也曾求我看过病，也曾在我面前丢过丑。平军情绪激动，可能又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不想在这时候惹他。
“高经理他们都去机场了，竟然不通知我们一声！”
“去机场干什么？”
“接外宾啊！人家是来考察我们残疾人学校，理所当然应该请你一同去机场迎接！”可怜的平军，难道去机场接接外国人也是一种荣耀？
他是为我抱不平。高经理为什么要甩开我呢？我不会抢他的镜头。省了去机场的辛苦本是好事，可他们的用心及这件事情的象征意味令我气愤、不安。在自己的同事面前只能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超然神态：
“由头头替我们到机场去接客人，这不是好事吗？反正外宾迟早都得到这里来。”
“人家会怪你失礼，架子太大。”平军更会说话，好像他的酸溜溜、气哼哼不是因为被公司甩掉、没有获得去机场接外宾的荣耀，而是顾虑自己礼貌不周。
我也不愿意戳破，他的疼处就是我的疼处。
“失礼比失态好。只要高经理没有架子，人家是不会注意我们的。”
一些爱出风头的学生也来打听消息。在学生面前我更不能有半句牢骚。实际上我跟他们一样并不多掌握半点消息。外国人什么时候来？怎么来？来了以后怎么办？我心里没有一点谱儿。好像谁去机场把外国人接到手，这两个外国人就是他的了，一切活动均得由他来安排。搞得太神秘了！我能告诉学生的就是照常上课。外宾是来考察我们学校的，不是来接受我们围观的。幸好今天上午是白星春的课，她的课讲得不错，人也有足够的魅力把学生的精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中国人最会没事找事了！我把学校的一摊杂事推给平军，穿上白大褂回医院中医科出门诊。每当我神情恍惚，要不认识自己或找不着自己的时候，一面对病人立刻就镇定了，恢复了自信和自己的真实面目。我的子午流注中药正在临床试验，效果令人鼓舞，还需继续积累数据。
医院里今天也不安静，表面上它跟残疾人学校是两个单位，实际是一个单位的两个部门。谁有点芝麻绿豆大的事也甭想瞒住。中国人无隐私，一个单位更甭想有“公私”！我想挨个到每个科室和病房走一圈儿，马士殿春风满面地主动陪着我。查房本来是院长、副院长的事，他这样一来仿佛成了医院的二把手，也许他的自我感觉是一把手。我也不便说什么，在各处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情绪：
“哟，院长，今天你还来查房？联合国的代表不是马上要来吗？”
“联合国”这块招牌还真能唬人。
“我们成年辛辛劳劳也没人想着惦着，这些小残废倒捞着了。”
“这才叫歪打正着哪！物以稀为贵，医院哪里没有？残废人学校——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
有人就习惯把“残疾”叫成“残废”，我在大会上纠正多次也无效。岂知世界上残疾人比绝对健全的人要多得多，只不过大多数人是伤在内或心灵残疾。一个“废”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的残忍。人总是要相互伤害，仿佛只有这样生命才能延续，往往忽略了寻找自己的人生。想想自己是什么、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在干什么？人真应该惧怕自己。自身的愚昧、无知、恶习、偏见、怯懦、妒忌、憎恨等等都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大可不必担心别人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
医院里有几个不可小瞧的人物有着不知怎么一种原因和瓜葛跟上面（诸如公司和局里）一些不可小瞧的人物特殊的关系，因而他们消息灵通，他们听到的小道消息往往还很准确。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今天这样一个可以好好卖弄一番的机会。他们的核心却是马士殿。当群众提出一些问题，连我也说不清楚的时候，马士殿就替我回答。他告诉大家，实际是告诉我，外国人先被接到友谊饭店休息，中午参加高经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下午在宾馆听高经理汇报残疾人学校的情况，然后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最多呆半小时。晚上还要参加市长举办的宴会。明天游览市容，参观地震遗迹。中午由民政请客。明天下午送外国人登机回北京。这一刻马士殿成了院长，我不过是他的陪衬。他当着这些爱打听与己无关的消息、爱管闲事的人十分神秘地把接待外宾的详细计划讲出来，就是相信我不知道这些安排，知道我在公司里得不到好脸色。而且让群众看看，我这个院长已经有名无实，还不如他知道的事情多，跟公司的关系更近。这到哪儿去说理呢？我本身没犯错误，从私人角度也未得罪过公司的头头。他们之所以不喜欢我就因为我办起了这个残疾人学校。可眼下他们不正是借这个学校大出风头吗？为什么还要恨我呢？
不是恨我，是怕我。怕我抢功。如果把我甩开，这办学的功劳就全是他们的。怕我在外国人面前说出办学的真相，讲他们的坏话。我就学校的困难曾给中央残疾人协会和市里领导写过信，他们不怕。为什么倒爱惜自己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呢？每个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你在这方面有精神，他在那方有精神，谁要想彻底征服谁最后都得失败。可悲，现在就是有些东西没有精神。建筑——死眉塌眼；植物——退化：苹果好看不好吃；黄瓜叫化肥催得像小孩子胳膊，咬一口则像棉花套子；西红柿、土豆越来越小；动物——少得比人还值钱，以前是动物多人少，现在是人多动物少。连天地都失去了往日的精神，该怒不怒，该笑不笑，该阴不阴，该阳不阳，夏天不热无雨，冬天不冷无雪，一年到头温温吞吞，似阴非阴，似晴非晴，无雾似有雾，有雾便有臭。没有精神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只能惧怕那些有精神的。
卷柏、木兰、吴茱萸等五味药的制剂在烧杯里翻花，翻出一串串细碎的枯黄色的泡沫，一缕缕热气钻出瓶口，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药香。我叫患者自己盯着时间，一刻钟后提醒我关掉电炉子。我腾出脑子开始检查最后一个病人。半天我只看两到四人，都是事先约好了的。我看病都是竭心尽力，看的太多精力达不到，质量也难保证。
忽然一阵面红心乱。什么力量能够这么迅速地插到我和病人之间，从病人身上把我的精力弹开，让我在给人看病的时候走神儿？不是外国人来了。他们不能把我惊动到这种地步。有人在偷看我治病！我抬起头，转过身，看到了那双使我心慌意乱的眼睛。风姿秀逸，表情丰富，且有股神秘性质。
“你，白老师？”我无法抑制突然而来的激动和窘迫，低头看看手表，还不到下课的时间。
“校长同志，你可真厉害！不是我偷懒，外宾马上就来，平军叫我提前下课。”
她一张嘴就没有我的好处。真是个人精！我想解释都没有机会，没有必要。我能看透病人，她能看透我，可谓一物降一物。跟她对话我感到自己反应迟钝，智力不够用。但我的冲动是诚实的，她则像一个狐媚的魔方。
“你心里对外国人的来访也像外表所表现的这么不卑不亢、不以为然吗？”
她继续向自己的手下败将进攻。这种什么都懂、自以为是的女人往往刻薄、讨嫌而可恶！
“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装做没有听懂她的绕口令，低头给病人开处方。
“果然不同凡响，医生放弃了临床就等于放弃了专业。你又当官，又不放松自己的研究课题，鱼和熊掌兼得。”
这就是她的恭维。
“你认为当这个受罪的自封的残疾人学校的校长是吃鱼呢，还是吃熊掌？”
“就其意义来讲是吃鱼，就现实来看是吃鱼骨。”真绝顶聪明，智力常常闪出异彩。跟这样的人不用交深也能心灵相见。她的思想却活泼得如水银泻地，叫你抓不着。
我抽屉里还放着她的讲课费，如果没有外人在旁，这倒是个分给她一杯鱼汤的好机会。
“这十九个小瓶子里的液体就是根据《药对》岁物药品的十九味中药精炼出来的？”
我警惕地看看她。这项研究尚在秘密实验阶段，我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还搞了我一些什么情报？
“放心，我不会偷走你的成果的。我不过是根据你平时常看的书对照你的实验妄自猜测罢了，想不到猜对了。要知道我也是学医的。真心地祝贺你。假如你能成功，凭着这十九个药瓶就包打天下，无疑是中草药的一次革命！”
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白老师，不论中医西医，古往今来，严格意义上的特效药是没有的，一切药物都是素药。手术就是药物无效的证明。因此靠一项成果或者几味药包打天下的事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你能靠它替自己打出一片天下。”
沈大夫进屋来催我快出去，说外宾马上就到。
我怔了一下：“您怎么也来了，老郭怎么样？”
“今天早晨精神很好，想吃东西，想说话，还想下地到窗前看看。”
我心里一沉，这绝非好兆。埋怨沈大夫不该离开他。我们有足够的领导和群众为外国人的到来夹道欢呼，她何必扔下重病的丈夫也来凑热闹！这话却无法说出来，按惯例不让谁参加接待外国人的工作，似乎就是对谁的不信任。
“联合国代表来考察我们的学校是大事，我怎能不露面！”沈大夫像我一样老实，一样愚蠢，一样自作多情。总是很器重自己，以为别人也同样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我可不想扫她的兴，但愿平军那张嘴也没有瞎说。
“原计划外宾不是下午才来吗？”我并不真想问沈大夫，只是找话说，让她看见白星春在我的屋子里心里心外不自在。其实我的屋子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人来闲坐或闲聊，小赵、小钱就几乎长在我的屋里，被任何人撞见她们我都没有不自然过。不，这段时间小赵来得少了，对我的态度也变了，尽管我向她解释过那天失约的事，也未能得到她的谅解。有人说她跟马士殿好了，这怎么可能？马士殿有老婆孩子，小赵可不傻……咳，就别管别人的闲事了。白星春老使我反应过敏……
沈丹实说：“据说是外宾要求先看学校，后听汇报。”
我看看尚未熬好的药，屋子里还坐着最后一个病人，想再拖延一会儿。外国人还没有到嘛，鬼知道“快来了”是什么概念。多长时间为“快”？“快来了”不等于“真来了”。他们来了我再出去也不迟。白星春看出我的心思，说：
“如果汪大夫信得过我，我可以替你照料这个病人。”
“这怎么可以？你是我们聘请的老师，理应参加跟外宾的座谈。”我不是信不过她，而是怕委屈她。
“我不喜欢热闹，也没有必要。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阁下的医学成就，正好借这个机会学点东西，吸收一点你的仙气。”
她这哪是给我帮忙！纯粹是让我为难，出我的洋相。
“怎么，信不过我？我不会把你这些宝贝偷走的。”她只要一开口就不惜代价保持甚至发展自己的个性，哪管别人是否会感到难堪。
她说出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再坚持，也只好请她多受累了。我跟沈丹实走出房门，又被马士殿堵住了。他声暴气狠，同刚才陪着我查房的那个马士殿判若两人：
“正好你们正副院长都在，听说我的职称没有被批准，这是为什么？”
我们两个都被问怔了。职称评定工作是沈丹实具体负责的，她反问：
“你怎么知道没有你？那么你听说有谁呢？”
“谁心里有鬼谁知道。公用医院即使只有一个副主任医师的名额也应该是我的。我想问一句，你们两个同意不同意？”
他挑选一个吵架闹事的好日子，乱上加乱，烦上添烦。还有好几个估计自己的职称会出问题的医生也有准备地围过来，替马士殿帮腔：
“如果马大夫不够格，咱们医院就没有够的了！”
“你们当头儿的不能光顾自己。欺人太甚我们要上告，大家谁也别想要！”
沈丹实镜片后面烧起两蓬火，脸色变白了。我应该说话了：
“上个星期卫生局来人召集我们全院职工搞了个群众投票。你们都参加了，谁得多少票自己心里都有数。这不是我和沈大夫捣鬼吧？你们能不能得到自己满意的职称，还要取决于卫生局的职称评审委员会，我们的意见无足轻重。据我所知这个评委会还没有开始工作，你们怎么会知道谁评上了谁没有评上呢？”
马士殿说：“本单位领导的意见很重要，可以影响评委会。”
“哪个单位的头头都希望本单位的人都评上。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我们说话管用，我明确表示支持你们的要求。等一会儿有一些领导到咱们医院来，谁想告状请自便。如果你们能要来自己的职称，我感谢你们，省了我们的事了。”说完我和沈丹实拨头而去。他们有气，我还一肚子气哪。马士殿心虚，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小医院主任医师的名额不可能给得太多，前边有我和沈丹实，给两三个名额就不会有他的份儿。我以前知道他外表迷人，内心阴毒，没想到还有一副流氓面孔，这大概是在拘留所里学的。想借着外国人来对我敲山震虎，我才不怕你们闹哩，谁有本事谁到上边去争去要。
平军已经指挥学生拄着拐在大门口站成了两排。这仪仗队可有点不像样子，七扭八弯，高高低低。他的身后是两排低矮破旧的抗震棚，脚下是不太平整但打扫得十分干净的黄土地面，刚喷洒了清水，空气中有股噎人的泥土味儿。这也好，让来访者一览无余——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人和物、人和环境，都很般配。画面和气氛也是很和谐的。学生的神情严肃、兴奋。由于每个人的残疾不同，他们做出严肃和兴奋的表情也各异，让人感动且情不自禁地同情他们。头上是中午的毒阳，烤得洒了水的地面冒热气。这样隆重地折腾残疾学生未免有些残酷！让他们坐在教室里接受访问和调查，不是更符合联合国残疾人基金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吗！
我想象着摆出这种阵势只有一个用处：便于让我把上边头头对待残疾人学校的态度如实地告诉学生，当这些不得人心的头头走进大门的时候，让他们抡起拐杖一阵乱打。威风八面的头头大惊之下，或者抱头鼠窜，或者也变成残疾人甚至成为肉酱，那场面该是多么刺激且具有轰动价值。让联合国的代表调查事件的始末，自会知道残疾人求生存、求知识的难处及我的尴尬处境。
我笑了。幸好大家都注意驶近的车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发笑。这与整个气氛不协调。真要有人问我，我说不定会把刚才心里想的场面讲出来。
豪华的队伍。好大气派。连高经理这种跺跺脚我的残疾人学校就要倒塌的人物，在这支队伍里也显得猥琐和渺小了。他和公司里那几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被夹在中间，有的还殿后。走在前面的是位开始发福的中年人，他自我感觉不凡，走路晃晃悠悠。他旁边是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想必就是这次把我们折腾得胡说八道的主要人物了。我率领学校的几个头面人物谨慎地准备迎上去。高经理突然越位，快步插在我们和外国人中间，以主人的身份笼统地用一句话把我们介绍给来宾：“这是在学校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然后向我们也是向全体学生介绍来宾：“这是咱们的孙市长（热烈鼓掌，市长都来了，我们真得感谢这两个外国人，不然这些残疾学生还没有机会见到市长的尊容），这位是联合国代表威……利先生（掌声自然更热烈），这位是香港明爱中心的费莉娟小姐，这位是市民政局的李局长……”
都是些平常我们想请也请不到的人物。可惜这不是个叫我汇报办学困难的机会。这种场合只能说官话，报喜不报忧。
由高经理担当残疾人学校高级的概括的领导人，可省了我们这些“具体工作人员”的事了！刚才我还犯愁呢，来了这么多人可往哪儿放哟！我们虽然布置了一间大教室，那不过有平常的屋子两个大，放得下来宾就没有学生坐的地方了。我想外宾感兴趣的正是这些残疾学生。趁外宾跟学生谈话，高经理问我：
“有接待室吗？”
明知故问。
“大会议室也行。。
“小会议室也没有，只有教室。”
“那就只好委屈外宾了。”他大声指挥着，“请大家到教室里去坐。”
我看得出来，那两个洋人也实实在在地受了洋罪。他们周围老是前呼后拥着一批帮吃帮喝、脑满肠肥的人物，阻碍着他们与调查对象自由交谈。高经理和民政局李局长老是抢话说，大概是想在市长和外宾面前表功。那位联合国残疾人基金会的代表不怎么说话，倒是费莉娟小姐（鬼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中国人老爱把外国人的名字中国化）相当活跃，提问最多。
“谁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
高经理抢答：“这个学校归我们公司负责。”
“刚才说你们是公用公司，怎么想起办这样一个残疾人学校？”
趁高经理嘴不应心，李局长把话抢了过来：“这儿的校长是汪治国先生，他是著名的中医大夫、针灸专家，自小跟一个残疾人叔父学医，现在名满杏林，想把医道再还给残疾人，让更多的残疾人有就业的机会。”
我大惊，这位李局长倒有说评书的口才和想象力。费小姐的问题一下子全冲着我来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对残疾人感兴趣，地震时全城总共死了多少人，学校的教材、教员及设备情况，学员的情况，等等。这些东西我不用准备，也无需多想，顺口而出。说到哪个老师和学生的时候，就把他们叫到屋内介绍给外宾。李局长在旁边帮腔，不时地寻找机会插上几句话。倒好像是我们两个商量好夺了高经理的风头。高经理颧骨突出的脸高昂着，视线从众人的头皮上掠过直视屋角，醒目的喉头偶尔上下牵动几下，但始终克制着没打断我的话。他心里一定是异常恼怒，认为我胳膊肘向外拐。拿着公司的钱，住着公司的房，却替民政局的脸上贴金。李局长老奸巨猾，在桌面上斗嘴，高经理确实不是对手。
威利先生突然面露苦相，滑稽地举起一只手：“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公司的录像队伍为了多拍摄他的镜头，把他的形象拍摄得清晰、逼真，在他的头顶上架起了两个太阳一般的聚光灯。天气本来就够热的，一下子又多给他增加了几个夏天的太阳。他被主人的这番盛意烧得毛焦皮干，坐不住屁股了。那些二把刀的录像师懂得开灯却没有关灯的习惯，从客人一进门就这么活烤着。机器停了，灯还亮着。威利碍于礼貌，咬牙坚持着。可费小姐的问题没完没了，他终于坚持不住了，指指快要掉进脖子里的毒日头说：“这个灯是不是需要总是这么亮着？”
高经理赶紧下令关灯，并趁机提醒市长时间不早了外宾下飞机以后还没有休息，该吃午饭了。孙市长可能也早就听得不耐烦了，站起身打着哈哈：“好嘛，下午还可以继续谈。”这表示对残疾人学校的考察该结束了。
费小姐又叫我带她看了学生宿舍、教师的办公室和医院。路过我的诊室，出于礼貌我推开门让两位外国客人看一眼。白星春正拿着强力球在自己的左胳膊上做试验，这引起了费小姐的好奇心，她走进去。白星春只好起身跟她打招呼。不想她用的是英语，这下可不得了了，她们一下子谈起来没完了。大家也听呆了。尽管一个字都听不懂，谁也没有想到白星春的英语讲得这么好，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却没有一点卖弄和得意之色。她大概把我的老家底儿全抖落出来了，因为费小姐和威利先生不时地看看我，发出哇哇的赞叹声。要不是高经理在外面催得急，他们一定会叫我在他们身上试针或气功按摩。费小姐还向我介绍了明爱中心的性质——是个庞大的国际性残疾人福利机构，有自己的公司、商店、学校、医院和培训中心。她邀请我带三个老师到明爱的培训中心进修三个月，费用全部由明爱中心承担。还特意嘱咐一定要有白星春小姐，她对白星春的英语水平极为赞赏。还叫我给她写一份残疾人学校请求资助的详细预算，列出具体项目及所需的费用。最好在今天晚上就能交给她。
她是边走边说出这番在我们听来无疑是惊天动地的话的。高跟鞋继续踏出一种有力量有节奏的嘟嘟的声音。她清楚自己说出的话的分量吗？包括市长在内的周围许多重要人物可都听到了啊！她看上去不过三十岁左右，只介绍自己是德国人、明爱中心负责亚洲残疾人事务的秘书。为了凉快把头发随随便便在脑后一揪，自然随和却不失风度。谈吐机敏不失分寸，看似轻松坦直又藏神不露。她如此成熟是因为她有文化、有钱，还是有优越的生活环境？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太不成熟了，包括那些有权有势的头头，不也像个肤浅的乡巴佬吗？她这个秘书有决定给人以资助的权力吗？至少说明她对我的学校感兴趣、印象不错。我感到大太阳小太阳又都落到了我的头上，周围人的眼光集中烧灼我的后脑，大家的耳朵都竖起来了。
先让两位外宾上了汽车。学生们再次列成两排挥手相送。李局长叫我上他的汽车，一块去赴宴。公司里没下通知，高经理金口不开，我才不会为了一顿饭去丢那份人！李局长在我耳边小声说：“人家外宾真正感兴趣的是你。下午的座谈会你得参加，你掌握的情况细。”沈大夫和平军也极力怂恿我：“你去，为什么不去？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你都应该去！”
我一坐进汽车就感到失算了，嘀嘀咕咕、自卑自贱代替了刚才在费小姐面前的自尊自信、轻松自若。我要想保持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就不能离开医院和学校。跟这帮当官的混在一起，应酬、斗嘴正是我的劣势，形轻气怯，小船泛重波。稀里糊涂地跟着到了友谊饭店，稀里糊涂地随大流进了外宾专用的小餐厅，脑子受到沉重的一击，立刻清醒了。三张铺着白布的大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酒杯、碟子、筷子、餐巾，每个座位上都立着一块写有名字的硬纸片，却没有我的席位。公司经理办公室周主任指挥几个女干部忙着把外宾和诸位领导送到他们的位子上去，没有人答理我。我被晾在了餐厅中央，留也不是，走也不是。我不敢看费小姐和威利先生，心里骂自己没出息、没主意，才让李局长这个老滑头给坑了！
周主任终于走了过来，他大概怕我站在这儿硬是不走，也会使他们尴尬，让高经理在外国人和市长面前丢丑。
“哎呀，汪大夫你也想吃饭是吧？今天人太多，饭订少了，你到外面大厅里跟司机们一快吃工作餐怎么样？先委屈一顿。”
我借他这个台阶扭头离开了小餐厅，穿过大餐厅，逃跑般冲出友谊饭店。站在大街上还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到哪儿去？是回家还是回学校？不知公共汽车站在什么地方？不知回去可有脸向同事们讲述自己被赶出宴会厅的始末？我对天发问、对自己发问：我还算个人吗？我图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