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拼完命，把卷子一交，就该教师拼命了。没有什么比一连几个小时看千篇一律的智力又明显不如你的东西更乏味了！我眼前还有一摞卷子必须在上午八点钟以前判出来。快天亮的时候正是开夜车的人最难熬最困乏的时候。我们不同于正规学校的教师，期终考试之后总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判卷子。残疾学生一考完试就应该尽快放他们回家，留他们多呆一天就多一天的开销，我们就多一份责任。让残疾人闲着没事干花钱等着我们判卷子、公布成绩，这本身就违背我们办残疾人学校的宗旨。外地的学生已经由学校统一给预订了火车票、长途汽车票。有的家长也来了，要亲自把他们行动不方便的儿女接回去。虽然我在课堂上劝告学生，长大成人的过程就是摆脱父母的过程。学校负责送上车，只要那边有人接就行。不必惊动父母专程再来接一趟。但来的家长仍然不少，像开学的时候一样，我们的抗震棚里又热闹了。我要求学生考完一门，教师当夜就得把卷子判出来。考试全部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可以公布每个学生的成绩。最苦的就是我，杂事多，时间少，我教的课又多，《中医概论》、《经络》、《汤头歌》。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一遇上大考就最羡慕老师。当主考官要比当考生惬意多了、神气多了。大笔一挥，对钩画得很帅，十叉画得很狠。裁判别人的命运会获得一种居高临下的满足。
如今我算知道“老师”这两个字的分量了，特别是像我这种自找的、自封的老师。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简直可以说几十个学生就有几十种水平。单是那字体，有的一份卷子就够我看半个月的。这大概是受那些油条医生的影响，字写得难看，以潦草遮丑，把中文拉丁化或是蒙文化，那签名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再认得出。我一气之下真想下学期开书法课。当个中医大夫不能把中国字写得都不成个儿！
但是每个学生答卷的认真态度却又让我感到欣慰。我担心自己在这种状态下判卷子不准确不公正。放下红笔来到院子里，用冷水擦把脸，活动一下身体。空气湿漉漉的带着一股清香，沁人心脾。天地灰晶晶像蛋清一样脆弱而透明。四周静得恬淡幽深，连虫子的唧唧声也让人感到安闲、恬静。我调匀呼吸，五脏安和。近来少有这种境界。因为没有时间早起练功了。无所妄求，没有恐惧，简朴纯正，精神顺畅，美其食，乐其俗，高下不相慕——才是活神仙。农村有多少长寿老人，住土房睡土炕，粗茶淡饭，志闲少欲，心安不惧。那才叫幸福，无法不长寿。我在这个浊风尘世越陷越深，与幸福快乐、健康长寿是无缘了！又岂止我一个人？我没看到周围哪个人是活得轻松愉快的。
也许是受我的牵累，沈丹实在送走老郭的第二个星期也上班了，她兼着《病理学》、《药性学》两门课。判卷子的压力也相当大。不幸后的沉思给她增加了一种忧郁的美，眼睛里流露出超越痛苦的无所惧怕的热力，谢绝了别人的帮助，把属于自己的工作全拿走了。她呆在医院里的时间更长了，仿佛她的家因丈夫去世而不存在了，或无足轻重，对她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前天一场大雨从下午三点下到夜里十一点多，时断时续，把没带雨具的沈丹实截在学校回不了家。我当然也不能扔下她一个人先走，直到半夜雨停才送她回家。三间屋子空荡荡的，两个男孩子不知干什么去了，最小的女儿缩在床角，不敢动不敢睡不敢哭，也许还没有吃晚饭。窗外霹雳闪电，余威不减。她可以打起精神为女儿提供保护，尽管她自己的心里也没着没落，无所依靠。我走后她的女儿能睡着，她自己却未必能睡得着。她有两间空屋子，我应该留下给她们母女壮胆。可我最后还是走了。我憎恨自己是谨小慎微的凡夫俗子。也许是我怕她。我心里装着能够伤害她的秘密，欺骗这样的女人是犯罪。我回避单独跟她在一起的机会，不敢看她的眼睛，在她面前绝口不提郭颢及一切有可能引起她敏感的事情。得疑心病的是我。好像欺骗她的也不是郭颢而是我。郭颢玩儿的是“死后害司马懿”的把戏。他蹬腿闭眼倒给我心里种了一块病！
白星春原打算帮助沈丹实判一部分卷子。她们都是西医，沈丹实歇班的那些日子就是由她代课。沈丹实谢绝了她的好意，不好意思给一个外单位的人增加太多的额外负担。白星春顺手拿走了我的一部分卷子，我正求之不得。她不愧是大学里正牌的教书匠，到底比我们有教学经验。她的正业是完成医学院的正规而严格的教学任务，课余时间才是给我们的残疾学生教授《生理学》和《解剖学》。她活得轻松愉快，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为人们做出享乐主义的榜样。可同学们仍然反映她的课讲得最好，作业留得少而精。也许是她的美貌和大学正牌教师的身份帮了她的忙，给学生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大学的老师教大学的课程，也好向亲戚朋友们吹，即便自己不是正式大学生，也差不离儿。如果都是我们这些小医院的大夫讲课，那成色可就差远了！白星春倒成了我们这所残疾人学校的招牌，尽管到现在还没有付给她一分钱的讲课费。有她的课她就来，下了课就走，身上总有一股清新爽快的劲头，改作业判卷子像变戏法，只要你提出要求，在她那儿决不会误事。同时她身上又裹着一层神秘的东西，随和但不随便，亲切又使你对她不可过分亲近，人人都对她很熟，谁也不真正了解她。她若即若离地生活在别人对她的想象里。这对大家就更具吸引力！
每天都有潮涨潮落。好像是太阳在昨天夜里从西方转过来的时候给我们捎来了这个大喜讯——香港明爱中心要捐赠给残疾人学校十万美元，差不多折合近七十万人民币，叫我们盖一个像样子的残疾人培训中心。要我立刻赶到北京，办理交接款的手续。这不就是俗话说的天上掉馅饼吗！看不出那个年纪轻轻的费莉娟小姐居然有这么大的道行。不，是德行！我想象不出七十万元究竟是多少钱？把这个数字跟钱联系起来我缺少具体概念，从来没有这样联想过。包括做梦的时候。平军摆出了一副经得多见得广的派头，对我这种又想吃又怕烫、没有钱叫苦连天、钱多了又害怕的穷酸样子甚不以为然。扳着手指头教我：“你每月挣多少钱心里总是有数的吧？九十多块。一年一千多一点。就算一千吧。十年挣一万，七十年挣七十万。”那得是好几辈儿。谢天谢地，我汪家省了七十年的辛苦！这七十万能不能盖一所像样子的学校呢？恐怕不可能。七十万对一个人来说也许不是小数目，对一项工程来说微不足道，我猜费小姐的意思是由她开个头，缺的钱应该由中国政府给以支持，用七十万钓出七百万、七千万。这就难了，我不信市政府会给钱，那这学校怎么盖、找谁来盖呢？我们这几个人能办得成这种大事吗？要钱容易，这钱拿在手里可有点烫得慌。怎样保证不出差错，花得值得，对得起费小姐一片仁义之心呢？
平军大包大揽：“这种事你就别管了。没有钱犯愁，有了钱还愁花不出去吗？”
他确实比我有气魄，更具经济头脑。只是不要提做买卖上当赔钱的那码事。沈丹实不同意只盖残疾人学校。她主张建个漂亮的康复中心，里面有医院，有学校，有残疾人游乐、锻炼身体的地方。他们说得都有道理。这七十万是一颗精神原子弹，几乎要把我们两排抗震棚的房盖炸飞了。炸得大家晕头转向，充满幻想，各怀希望。至少我不再担心我的学校和医院会因拆掉抗震棚而散伙了。对于即将放假的学生这也是一件最好的礼物，一篇最精彩的校长讲话。什么总结呀，嘱咐呀，全用不着了，他们最不放心的是学校的前途。未来有了保证，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大家都催我快动身，办公室买来了进京的火车票，平军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大家都希望我立刻把这七十万元拿到手，存在银行里一天的利息就够给全体职工发奖金的。早得到一天是一天！
我把学校的事情再向平军交代一次，叫他们不要等我，抓紧时间疏散学生。然后兴冲冲登上去北京的火车。
心里有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在膨胀，像精灵附体，搞得自我感觉都不一样了。
车厢里人挤人，汗臭弥漫，空气恶浊。所有的空间都被肉和货物塞满了。到处都是肮脏，烟灰、痰、果皮、面包渣、纸团、水或者是小孩子们的尿。我躲在锅炉房旁边的角落里，这儿比别处更热，因而人体挤得不那么瓷实，还有空子可钻。我试探着用双脚慢慢地扩大地盘，终于能够蹲下屁股坐在马扎儿上。把书包垫在后背上，免得发烫的铁板像烙大饼一样把我烙熟了。我以前常坐这种车次在三百号以上的慢车，其实是经济造反派们的长途贩运车。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如果车厢不破旧、不拥挤、不肮脏也许倒觉得不自然了。为什么今天觉得这一切都不可容忍了呢？不能容忍也得容忍，不是我不容忍它，而是它容不下我。倒不如我表现出一种宽厚的居高临下的容忍。我是什么人？我要去干什么事？何必计较这火车是什么样子呢！这些粗俗的有本事的买卖人，手提肩扛，贩运一趟不过赚几千、几万，最大不过几十万。中国大概还没有私人资产超过七百万的富翁。多亏昨天通夜判试卷，头晕晕乎乎，后背热热乎乎，正好睡上一觉。沉入梦乡一切都干净了，火车不存在了，时间过得也快了，但愿再睁眼时已经到了北京。
这是软卧车厢最头儿上的一间，服务员告诉他上边那个四号空铺是他的。这间屋里加上他应该只有四个人，可现在却挤坐着十来个人。每张下铺都坐着三四个，另一张上铺趴着一个，把脑袋探出来加入下面那热热闹闹的谈话。屋子里烟气刺鼻，临窗的小桌上堆满水果皮、茶叶罐、水杯、香烟之类的东西，烟灰缸更像一个竖尖冒流的垃圾筒。他把提包放到自己的铺位上，退出来坐在走道里的小椅子上。他不是经常有机会能坐软卧车厢的，这次要感谢全国气功研究会，请他做特邀代表，给他买好了这软卧车票。他猜不透挤在他房子里的是一些什么人。有的很年轻，有的已头发灰白，穿着打扮有的很普通，有的很古怪。谈吐更令人难以捉摸，说文雅，有些话连他也听不懂。说粗鲁，满嘴脏话，但下流得幽默机智，粗而不俗。一个个口才都不错，天上地下，古今中外，世界大事，社会奇闻，无所不谈。但谈得最多的是女人和性。旁若无人，轻狂随便。他们有不少人，包了大半个软卧车厢。有男有女，都不甘旅途寂寞，经常流动，哪个房间里热闹就往哪凑。最头儿上的这间屋子风水最好，似乎住着他们的核心人物。直到吃过晚饭之后才安静下来，汪治国终于有机会走进自己的包厢。睡在他下面的人收回自己的大腿，客气地给他让座。这些人全都是见面熟，自由自在，他也用不着客套。
屋子里年纪最大的一位问他：
“您去哪儿？”
“哈尔滨。”
“咱们一路。”
“您做什么工作？”
“我们这些人都是拿工资的精神个体户，当然要比经济个体户穷得多。”
汪治国仍不得要领。他猜测可能是从事政治研究或科技咨询之类的工作，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既然他们不想说也就算了，压下自己的好奇心。
人家问他：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医生。”
“哦，您是医生？请教一个问题可以吗？”对面一个貌似狂野却气质不凡的中年人来了精神，眼睛盯着他。
“请讲，我不一定能解答得了。”
“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比如教授、学者、文人墨客，大部分都患阳痿病，这是为什么？”
汪治国没想到一个素昧平生的旅伴竟单刀直入地提出这样一个坦率的问题。没容他开腔，那家伙的同伴们却拿他涮开了。
“林竞兄这叫有病乱投医。大夫，您治好他的阳痿，他会重重谢您。”
“他的情人很多，急上来恨不得把他撕碎分着吃了。您能让他恢复男人的功能将积下大德。”
当着我这个外人他遭到如此嘲戏，“林竞兄”脸不红，心不急，自自然地憨厚地打断了同伴们的七言八语：
“你们别闹哄，听人家说！”
汪治国不善诙谐，审慎地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用正经的口吻解释不正经：
“这是个大问题，太大了，你提到根儿上了。它影响人，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一个民族的兴亡。姑娘们叫喊找不到真正的男子汉，电影上没有男子汉，床上没有男子汉，哲学、文学、音乐、体育等许多领域里都没有男子汉，好像我们这个民族也得了阳痿。平时大家只提古老的文明传统，丢了强悍强盛的遗传。以代表一个民族的精华的知识分子为最……”
“好，讲得精彩。现代知识分子都染上了心理上的艾滋病，只能在精神上好色了。”
“行介，别老打岔，听大夫往下讲。为什么知识分子阳痿的最多？”
“原因很复杂，经济、政治、社会、人权、天命。天命就是遗传学，都可以影响性欲。人不同于动物，动物交配是有季节性的，比如二八月闹狗。人是一年四季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
有人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人的寿命以百年为限，四五十岁正进入午时，太阳当头，麦子黄梢儿，正是最成熟、最厉害的好时候。为什么反倒不行了呢？这一代人经历的事件最多，反‘右派’、‘大跃进’、‘度荒’、‘四清’、‘文化大革命’，多灾多难。忍耐，忍受，哪一场运动都是压性灭性的，搞得没有性或性无聊。上边抬不起头来，下边也就抬不起来……”
“有理有理，所谓吓得没有尿了。”
“神大劳则毙。知识分子精神消耗太大，神即真精。不能养精，不能蓄锐，功能自然减退。再加上营养不足，前景不好，环境更糟糕，一间屋子半间炕，还有什么意思呢？再加上严格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不会影响人的性欲，发达国家早就自觉地控制生育。”汪治国的话又被打断了，要叫这些自视甚高的家伙不插话是办不到的。他们谁也不想埋没自己的知识和幽默的才能。“‘文革’期间我在一个穷困的山村落户。为了省油，很多人都不点灯，天一黑就关门睡觉。村干部总认为过早地睡觉就不会干好事。每天晚上都要敲着锣围着村子转一圈儿。嘴里叫喊着‘要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之类的口号。有些农民干了一天活儿很累，正想老老实实地睡觉，或者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锣声又唤醒了他们，刺激了他们，一个个翻身而上，有的甚至也拿村干部幽上一默：当干部的真不错，要不是他提个醒儿差点忘了这码事，得‘计划’一下。于是在黑暗中农民们接受了锣声的提醒，进行这唯一的娱乐活动。”
他脸上像罩着妻子的百褶裙，但神态很年轻，逗得大家哈哈一阵长笑。别的包厢的人又开始挤进来。
“还是体力劳动者好，干一天活儿不管多累，晚上二两烧酒一根鸡大腿，没有大腿鸡爪子也行，什么事都不耽误。有时一只手拍打着哭闹的孩子，照样干自己的好事，反而更刺激，更有味儿。他要是个作家，孩子一哭保管没性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炫耀自己的口才。
“林竞兄”挤到汪治国身边，跟他讨教有没有治阳痿的灵验办法。
“办法当然有，单纯刺激得能交媾最容易，西药有，中药也有。那样治病缺德，容易伤命……”汪治国实在不习惯在这种软卧车厢里看病，周围有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精在盯着你，随时都准备打断你的话或嘲笑你。
再睁眼时我仍未飞到北京，还在这个拥挤不堪的肮脏的车厢夹道里晃荡。衣服被汗水沤透了，贴在身上，黏得难受，脖子里似有无数条小虫在爬。胳膊麻了，腿也麻了，他试着站起来，想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似乎是个重大的疏漏——怎么可以空着手来，空着手见费小姐？礼尚往来，应该对她及她所代表的明爱中心有所表示才好。回报一个与七十万元价值相当或更值钱的礼品是不可能的，与人家比不起大方也讲不起排场。我以往的为人之道、交友之道——叫别人欠着我点，我不欠别人的——碰上了财大气粗的费小姐全不适用。一见面我就处在了一个接受施舍的地位。不是对等的，不是平起平坐的。费小姐对我没有流露出丝毫瞧不起，现在想起来这越发使我的自尊心受不了。要三十万，给七十万，这是何等的气魄！大家都以为我们捞了个大便宜。我们为什么要占人家便宜？因为穷，因为要办残疾人教育事业，还是因为得不到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只要领导稍微不那么歧视我们的学校，我们是不必求助于外人的，穷办也可以办得很好。
后背凉飕飕的，身上不再烧得慌。心里那个膨胀的热团也在收缩。车厢的闷热和恶臭都在减轻。这气味正适合我，我不就是个道貌岸然、孤芳自赏、患得患失的高级讨饭的吗？我应该早想到这一点，把自己和残疾人学校分开。你帮助了残疾人，并不等于帮助了我。我也在帮助残疾人。但我尊重你，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你。
金银不许带出国，不然我可以送给费小姐一枚金针，权作纪念。还有一种东西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一盒高丽参。要一个盒里装二十五棵参，每棵参都像一个人，二十五棵参代表了人类二十五种不同性格的人。什么样的人病了就挑一个跟自己样子差不多的参来治。据说美国宇航员上天口含巧克力，苏联宇航员上天口含人参。每棵参长在一个地方至少要经过五六年，吸收了大自然的精华。不然也不会叫人参！当然也有不像人形的参。世界上不是人的人不是太多了吗？我家里就有一盒地道的高丽参，二十五棵，我常打开盒子观察它们，把玩不已，多有启发，时间一长我甚至觉得它们都通灵气。
我以前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干什么事都是有板有眼，外出或会见重要的好朋友都是早有计划、早有准备的。近一半年里我身内身外都有点错乱，身不由己地不知会想什么、说什么、干什么。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常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倒是相当刺激。现在连认真思索这种生活的时间都没有，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我胡思乱想的这工夫火车拉着我离北京更近了。长乎脸一抹变成圆乎脸，把钱要到手就行了。这比武训办学好多了。武训那样子实在让我恶心。不，我没见过武训，是赵丹模仿武训的样子……
我真是迷迷糊糊地到了终点站，似睡似醒，睡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出了北京站打开书包，拿出一个不值钱的尼龙提兜，把马扎放进去，到小件寄存处存好。回去还得靠它哪！按通知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全国残疾人协会。嘿！这可是一片堂皇富丽的建筑，一正两副三幢小楼，院子小巧精致，山石、喷泉、花木、长廊、曲径，设计得清雅爽人。我无法把这样的环境跟残疾人联系起来。办公室很多，进进出出都是一些服饰鲜亮的健全人。其实就应该有这样的环境、这样一些漂亮人物为残疾人服务。
一位副秘书长接待了我，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据叫我签字。谢天谢地，并不是费小姐亲手把钱交给我。我长出一口气，立刻轻松自然了。交接七十万元巨款的手续就这么简单！不消五分钟就办完了。我真怀疑汪治国三个字有这么值钱？能换得到七十万元？他把单据又锁进抽屉。我疑疑惑惑：
“钱哪？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很快就拨到你们市的银行里。”
我松了一口气，正不愿意带着七十万元的支票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去挤火车。我打听费小姐的情况，人家只告诉我她早回香港去了。不然我们也接不到这笔捐款。我又感动了一阵，但也不必为自己的两手空空而愧疚不安了。副秘书长留住我，一个劲地打听残疾人学校的情况以及我们打算怎样支配这笔钱。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他的同情和理解呢？反正今天也回不去了，有的是时间从头道来。在市里找不到一个领导人愿意听我从头谈谈残疾人的问题。在这个残疾人协会的大本营，应该是替残疾人说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