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无际的草地上，行进着望不到尽头的队伍。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人背着粮食，骡马驮着弹药，担架抬着伤员，箩筐里盛着医药——总供给部的机关、医院、兵站、妇女独立团全在这里编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梯队。

第一次过草地时，因为准备充分，带的粮食较多，部队虽然劳累，但饿死的不多。

没想到还有第二次。

更没想到还有第三次。

三过草地，几十万人像梳子一样篦了几遍，别说粮食，连野草根都篦光了，敌人的追兵暂时是摆脱了，但能不能走出草地，还是一个未知数。

粮食啊粮食，那真是一把粮食一条命。

过草地前，秦基伟在补充师担任师长。该师任务主要是改造俘虏，培训干部。长征开始后，补充师便解散了。解散了补充师，算是帮了总供给部长郑义斋一个大忙。他找到秦基伟，满面愁容说：“总供给部这么一个大摊子，运输队、兵站、医院、兵工厂、妇女独立团，还有几百名伤员，坛坛罐罐，老老少少，乱糟糟地，过草地可怎么过啊？”

秦基伟没吭气。他知道郑义斋是个知识分子，在上海和苏区主要是做经济工作，没有带过兵。别人手下兵多了会高兴，他手下人多了反而犯愁，怕划拉不开。秦基伟在总部当了一段参谋后，就被郑义斋要到供给部，总供给部的行政管理那一套全交给他了。后来虽说去当了补充师长，但郑义斋一直打他的主意，早晚还要调他回供给部工作。

他之所以没吭气，是知道郑义斋还有下文。

果然，郑义斋又说：“总部决定，把供给部机关和直属队编成一个梯队，由你担任梯队长，行进、宿营、警戒、供给一摊子，全由你负责，从现在起，我也归你指挥。这一摊子能不能走出草地，就看你的了。”

秦基伟一想：好嘛，部长甩手了，这么一副石头担子整个放在我的肩上。他张了张嘴，想问一声：我当梯队长可以，但粮食从何而来？

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句话等于废话，时至今日，郑部长天大的能耐，也弄不到粮食。

他只提了一条条件：“既然是我当梯队长，一切都得按我的办。谁违抗我的命令，枪毙！”

秦基伟在说这句话时，面无表情，下巴铁青，“枪毙”这两个字，咬得很重。郑义斋听了，也不禁打了个寒噤。

“同意！”郑义斋说。

于是乎，秦基伟连发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轻装。所有队员，包括郑义斋部长，包括全体机关干部。

这个命令就意味着，一切与战争无关，一切与生存无关的东西，都要统统扔掉，包括战利品，包括吃饭桌子，包括行军床，包括女人的小镜子。

甚至包括郑义斋部长的一捆书。

轻装的时候，郑部长从他那堆书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他实在下不了手了，实在没法挑了。

那当口，秦基伟过来了。他看了看散了一地的书，又看了看郑部长，一句话也没说。

按说，郑部长那么大个首长，又有牲口，带一捆书，也不算什么。要知道，这些书跟着他从河南到上海到鄂豫皖根据地，又到了川陕根据地，委实不容易。况且，在秦基伟的眼里，书本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从前每当他见到郑部长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孜孜不倦地看书时，他的心里就会涌起一缕甜蜜的遐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看懂这部砖头一样的厚书，那该有多好哇。

有时候——当然是在不打仗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书这东西，比枪还要重要。

可是，眼下他却狠起了心肠，他从郑部长的眼神里能够看出，郑部长非常希望他发一句话，把这些书全部带走。可这个话他不能发。他心里想，要带你就带吧，你是首长，你搞特殊化没人能跟你攀比，可我这个梯队长不能松口，我一松开，几千人每人多一件，就是好几万斤的重量。多背几万斤走一趟草地要多死多少人，我说不清。

“秦基伟，这些都交给你了。”郑义斋最后狠了狠心，挑下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摊在地上，像一群遭到遗弃的孤儿，满脸灰垢地趴在秦基伟的脚下。

秦基伟二话没说，叫过来两个红军战士，下了一道命令：“捆好，抬到我的帐蓬里。”

那一瞬间，他看见了，郑义斋部长的眼睛里涌上一层潮湿。他的眼睛也潮湿了。

然而，他还是弯下腰去，从郑义斋意欲保留的书堆里又挑出了厚厚的《康熙字典》和《天源历法》，扔到弃书堆里，满脸诚恳地对部长说：“这种书我见过，是城镇就有卖的，还是少带的好。”

又说：“能带就尽量多带粮，有了粮食才有人，有人留住，才会有别的。不然，人饿死了书再多也没用。”

到了这个份上，郑义斋只有点头的份。尽管心里痛惜自己的那堆书，但是，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把供给部大杂摊子交给这个年轻人没错，管人这项工作，他比自己强，他一定有办法把部队带出草地。

他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第三次过草地时，他才二十二周岁，却像一个经过几个世纪磨难的智者，连顶头上司郑义斋也心悦诚服地把权力交给他。

他的第二道命令是：所有人员，包括全体机关干部带上银元，带上缴获的金镏子，带上知识分子轻装下来的书籍，带上女战士们轻装下来的小镜子，带上一切能带的东西，走进所有能见着人烟的地方，买也行，换也行，借也行，在不违反纪律的情况下，运用一切手段，达到一个目的——筹粮。大米要，小麦要，青稞要，土豆要，薯藤要，野菜要，……凡是能入口的，不论品种，不论多少，筹回来就是胜利。

第三道命令是：从即日起，所有人员吃粮标准均由梯队长统一掌握。多吃了不行，不吃也不行，吃早了不行，吃晚了不行，若不按标准吃的，发现后就地枪毙。

枪——毙？

这两个字从无数军人的嘴里无数次的出现过。秦基伟当然也无数次吼过。临泽保卫战时，他就交代过一个排长：丢了城门我毙了你！解放郑州时，他曾经给一个旅长下过死命令：阵地在你在，阵地不再，老子毙了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斗中，他甚至对赫赫有名的英雄师长崔建功也来了嘿嘿一个冷笑：阵地丢了，你怎么回来见我呀？言下之意，也是与枪毙有关。

当然，那些时候说枪毙，三分是真，七分是假，不到非杀不可，谁会轻易把自己的同志给毙了？可是，在三过草地时候说枪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筹到的所谓粮食，多数都是青稞，放在锅里炒熟，碾成面，搁点盐巴，用水泡了吃。

梯队长的工作要做在前面，提前计算路程，根据人员负重，多少天需要多少粮，实际能有多少粮，每天最多能吃多少粮，必须留有多少余地，这些都需要精确计算严格控制。

休息的时候，由秦基伟下令，大家互相监督，每人二两，吃完了就开路。

可是，民以食为天，十分劳累的行军，每人每天六两糌粑面，实在是杯水车薪。人都饿成了皮包骨，不管男女，裤腰带都扎上了最后一个眼。有人实在挺不住了，就提前吃，就多吃，有的甚至偷吃骡马驮负的集体粮食。一旦被发现，就只有死路一条——枪毙！

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呢，换一种惩处办法就不行吗？

不行。

回答是肯定的。以后，秦基伟曾就这个问题专门做过阐述：道理很简单，在那个环境里，有人违反纪律，你处分他，警告，记大过，开除，什么都没用，都无所谓。人饿得有气无力，你揍他他都不觉得疼，你处分他他能知道痒吗？体罚更不行，你把他打残了打伤了还得用担架抬着。不说不允许，就是允许，也不能打。说处分也只有一条：枪毙。并不是说多吃点粮食就犯了死罪，枪毙他是杀一儆佰，要不是采取断然措施，大家都有不能自制的时候，如果都去早吃多吃，没出草地粮食都完了，那大家不全得饿死吗？

“过草地时，我那个梯队，饿死的人最少。”将军说这话时，表情是得意的。

只有听过这种解释，才会发现，“枪毙”这两个字，有时竟然也是很有人情味的。

党峰山，离天三尺三!

雪似刀，风如剑！

鹰过此山脱层皮，

人过此山难回返！

无论是哪个角度看上去，这尊从欧亚大陆中部耸起的雪山，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壮阔和辉煌。对于太阳，它比地面上任何自然景观都要敏感。如果是早晨站在东方，让朝霞漫过自己的头顶再洒到雪山上，便如同金子洒在冰上，从几百公里以外望过去，云山一色，天山一色，辉煌的玫瑰色弥漫整个宇宙。

壮哉雪山，美哉雪山。

雪山的魅力远远不止这些。倘若走进去，就会发现，雪山并非一雪到底。

一九三六年六月，整个亚洲大陆都处于伏暑酷热之中，这里却集聚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山下，烈日照在沙地上，像无数火舌，舔出厚厚的灼烫的光焰。而离开山根，还不到半山坡上，便呈现了两个季节的风景，南边阳面绿色葱茏，鲜花盛开，鸟啼蝶舞，是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北面背阴，在太阳照射稀薄的地方，枝枯叶萎，花草萧索，俨然深秋。

当然，无论是春是秋还是夏，都是雪线以下的小部分，雪线以上几乎全是酷寒的严冬。

对于中国红军来说，雪山是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号凶恶的敌人。

过了草地过雪山，这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壮举。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主峰党岭，高耸霄汉，积雪不化，终年银白。当地歌谣所唱“离天三尺三”显然夸张，但“雪似刀，风如剑”则绝非浪漫形容。加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实在让人望而生畏。

跨过雪山山梁，犹如从锋利的刀刃上踩了过来。

过山之前，梯队长给部队提了如下要求：采取一切办法，包住所有裸露的皮肤。对于体弱者，必要时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只要上到山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停留。前后不拉距离，绝不掉队。

秦基伟的组织才干在这里得到了充分显示。他向当地群众了解到，雪山有个特点，每天下牛，都要骤起一场风暴，风暴一来狂雪漫卷，还可能伴有雪崩。一般的人是不敢翻越雪山的，即使翻山，也只有上午那几个时辰。

除了上述要求，秦基伟还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有组织地跟在行进队伍中，一到山顶，就不停地鼓动：“绝不停步，顽强向前，过了山顶，就是胜利！”

这群冻饿的红军官兵，在腹中无食，体肤无温的恶劣环境中，全靠“胜利”二字支撑，从齐腰深的雪地上艰难跋涉，翻越了“离天三尺三”的党岭主峰。

也有一些部队，动作慢了，或组织得不够紧凑，就遭了大殃。一过晌午，东方天际便腾起一团黑云，随即狂风大作，黑云铺天盖地汹涌而来，最终连山顶也湮没在云海里。暴风卷着雪糁，席卷咆哮，刮得天昏地暗。

红军官兵顶风而上，组织好的，手拉手绳拖绳，一步步挪过山顶，算是过了一道鬼门关。一部分人走着走着，就没劲了，一停步子，三五分钟便僵硬在原地。还有一些人，看见一个避风的旮旯，往里一蹲，想缓缓劲。一蹲，就再也起不来了。

留在雪山的红军尸体，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坐着的，也有趴着的，而很少有躺着的。

纵观世界五千年文明史，除了中国红军，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一次性地走过如此遥远的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敢于走这如此艰难的路。中国红军的伟大，除了顽强生存英雄战斗并终于形成燎原之势烧毁了一个旧的时代以外，还在于它说明了，这个世界上果然真有一群从地狱里走回来的人。

撇开社会意义，如果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红军长征的行为，那么，它所体现的人的意志对困难的承受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都是整个人类的最高纪录。

八十年代后期，秦基伟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此间数次率团出访。每看到那些外国将领戴着雪白的手套，举止一副贵族骑士的作派，他的心里就会觉得可笑。他曾对一名将军说过：“别看他们那一套做的好像很有派头，花拳绣腿而已。他经历过长征吗？经历过长征的人，比谁都更懂得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争。不信你把麦克阿瑟叫过来，我们两人一同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两万五千里长征对于中国军人意志的锤炼，是十个西点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