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是秦基伟一生中又一个难忘的日子。
抑或是凑巧，抑或是不凑巧，上午八时，西北高原莽苍苍的天空渐起乌云，狂风卷着黄尘在山峁里呼啸而过，变幻的风云尽情地折腾一会儿之后，便偃旗息鼓退到一边，腾出一个高远宽阔的天地让那天上之水滚滚落下。
下疯了，下狂了，下出了漫天苍茫，下出了遍地混沌。
这铺天盖地的大雨笼罩了黄土高原。
就在这片苍茫混沌的滂沱大雨中，一万三千余名红军将士傲然挺立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的广场上，如雨中的森林。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脸色，乃至他们紧绷的胸膛、紧攥的拳头，都似乎在无声而又明确地表达着他们内心的悲怆。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集会，而是一场撞击心魄、刺激神经、噬咬灵魂的战斗，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在这场浩荡的雨中摘掉那顶伴随自己“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的红星帽，去缀上那枚“青天白日”的徽章。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了，在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部队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二九师。尽管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从红军到八路军，尤其是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形式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官兵的心理还是需要一个转换过程的。
秦基伟的手里，也攥着一顶“青天白日”帽。
曾几何时，“青天白日”是红军的最大敌人，不共戴天，见着就打。打了十年，恩恩怨怨仇恨越结越深。官兵们想不通啊，打鬼子就打鬼子得了，干吗要换这个玩艺啊。几天前，当帽子发下来的时候，许多战士拿在手上又赶忙甩开，又愤怒又恶心，像是抓着一条丑陋的毒蛇，甩在地上还用脚踩。
有的战士甚至说，我宁可在头上扣一盆屎，也不愿意戴这个青天白日帽。
可是，一个命令下来，全军必须统一执行。
九月六日，是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典礼大会，由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担任阅兵总指挥。
且看那位在红军官兵中德高望重的长者，那位几十年叱咤风云的独眼将军、新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他冒雨伫立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慷慨陈词：
“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暂把阶级的仇恨吞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了。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这声音热烈而又诚恳，透过亮密的雨空，在山野里久久回荡，滚滚远去。
秦基伟站在大雨浇注的队列里，纹丝不动。他的双目平视，久久地凝视刘伯承师长那巍峨的身躯。
这一瞬间，他心中的愤懑平静了，疑团释然了。师长的每一句话都像一缕春风，抚在他浮躁的心上。此时，他觉得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力量，已不独属于自己，而是融进了身边的这个整体，交给了党来支配。
刘伯承说完了，扫视一眼森林一样的队伍，然后发出一声低沉而又坚决有力的命令：“现在，换帽子！”在下达这个命令的同时，他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顶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灰色军帽，果断地戴在头上。
一万三千双眼睛饱含热泪，一万三千双手一齐动作，滔滔热泪汇入滂沱大雨中，年轻的手臂动作于统一的意志中——只在这一瞬间，一万三千余名中国工农红军官兵便跨入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行列。
秦基伟所在援西军教导团，从此成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教导团。他把换下来的红军帽折叠起来，珍重地揣进自己的怀里。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
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爆发。
九月，侵华日军向山西发动进攻。
九月中旬，忻口保卫战打响。
娘子关告急，华北重镇太原城岌岌可危。
在此紧急关头，八路军总部率三个主力师溯流北上，迎击敌人。一二九师徒步行军离开陕西，东渡黄河，于十月九日到达山西侯马，再转乘火车向太原进发。
这正是深秋时节，落叶纷纷，天高云淡。八路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戴。威武的抗日之师，军容整洁，军纪严明，慷慨激昂，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风貌不仅使面临沦亡的百姓看到了希望，也使在艰难的争斗中不断迷惘、不断困惑的国民党官兵为之一振。
沿途，只要列车稍稍放慢速度，便有青年学生攀上车厢，一睹八路军风采，听八路军讲战斗故事，分析抗战形势。
置身于这种火热的氛围中，秦基伟感到自己的那一腔热血沸腾了。
扛枪七、八年了，他参加过无数战斗，也经历了无数难以想象的磨难，从一个百事不懂的种田娃，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师团指挥员，如今又成为一名抗日的八路军军官，这使他在恍惚中感觉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日本鬼子在他心目中引起的仇恨远非今日，早在幼年，家乡黄安革命之初，就有共产党人向群众宣传，并有漫画张贴于故乡的街头巷尾，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要灭亡中国，掠夺中国。现今，时隔好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其野心仍不满足，又打进中国腹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车上，当一群年轻学生得知他曾经担任过红军师长，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老红军时，便把他围住了，请他谈谈抗日的决心。
他没有谦虚，几乎未经思考就脱口而出：
“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打白军尚且不含糊，打日本侵略军就更不在话下了。不错，日本侵略军家伙好，枪准炮猛车马快，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但是，咱们有个说法，胆小的怕胆大的，劲小的怕劲大的，无论是胆大的还是劲大的，都怕不要命的。此次出征，我们抱着必死决心，跟日本人作战，只有勇往直前之态，断无孬种后退之理。民众尽可放心，只要有八路军在，就没有日本鬼子逞凶的道理。”
这番话，秦基伟讲得慷慨激昂，青年学生们更是听得异常振奋。
学生们说他讲得好，有声有色，很有感染力，到底是老红军水平。事后他自己也觉得过瘾。这不是什么口才不口才的问题，这是憋了多少天的心里话啊，这是一个抗日战士的肺腑之言，说起来当然字字坚定句句铿锵。
十月十八日，一二九师先头部队到达平定县，次日，师主力陆续赶到。
秦基伟没料到，就在平定县小憩休整的这几天里，他今生此后的道路又发生了一个转折，并从此独当一面，成了一支部队的具体组织者和创始人。
一天午后，秦基伟正在同一位排长下“三子棋”，教导团一位参谋飞马而至，传达师部的一道命令：秦基伟打点行装，即刻到师部政训处主任张浩处受领任务。
秦基伟知道这道命令非同寻常，关系重大。二话没问，五分钟便收拾妥贴全部行装，赶到师部。
赶到张浩的住处，张浩正同政训处的几名干事在研究工作。秦基伟喊了声报告，立正敬了个礼，张浩大张双臂迎了出来。
“好，血战临泽的独胆英雄来了。”张浩一把将被包未卸的秦基伟按在自己的行军床上坐下，转身对政训处的两位同志说：“你们也认识一下，这就是秦基伟。”
两名干事中，有一名秦基伟眼熟，另一名不认识。几个人互相敬了礼，握了手，然后落座。
坐下后，张浩先给秦基伟讲了一通形势。然后说：“秦基伟同志，把你抽出来，是要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最近，中央在陕北洛川举行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次会议还有个重要决定，就是要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秦基伟腰杆挺直，认真聆听这一重要精神，只是，他还不大明白，这一重要精神，同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是个什么关系。
张浩见秦基伟端坐如钟纹丝不动的军人仪表，笑了，说：“秦基伟同志，你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老战士了，有基层作战经验，也有师团工作的组织能力。因此，我们师里几位首长合计了一下，决定派你去太谷县当游击教官。那里已经有了一支队伍，但是由于缺乏军事管理人员，队伍涣散，难成气候。派你去，就是要把这支队伍带起来，拉出来。怎么样，有信心吗？”
秦基伟认真琢磨张浩的话，越琢磨越觉得不妙。把队伍带起来，拉出来，这当然都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我秦基伟刚刚从敌人手里逃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队伍。派我去当教官，单枪匹马，独自闯荡，不又要离开队伍吗？炮火连天，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秦基伟是挥大刀片子挥驳壳枪的，是一条血路杀出来的，现在浩浩荡荡杀向抗日战场，同小鬼子拼上一场，就是拼死，心里也不痛苦。
面对张浩略带笑容的眼神，他的嘴巴张了几张。他想说，不，我不去当什么卵子教官，我要同部队在一起。可是，话到嘴边却拐了弯，一个意志战胜了另一个意志，一个声音压倒了另一个声音。
他忽一下站起来，注视张浩，一字一顿，落地有声：“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张浩挥舞大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好，要的就是这句话！”又指着那两名干事说：“具体情况你们再同秦基伟研究一下，尽量多提供一点。”
从那两个干事嘴里，秦基伟得知，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建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师部将陆续派出一批军政素质好、能独当一面的干部下到各地去发动群众。他们是第一批。除他之外，还有师部民运部长赖际发和秦武山等人。赖际发已先行到达榆次，在那里组织纱厂工人。
任务明确之后，张浩最后又交代：队伍拉起来之后，如果太谷不能蹲，就把队伍拉到太行山去。
首长的话他是全记住了，可下一步该怎么走，队伍在哪里，太行山又在哪里，全是未知数。离开张浩的住处，他仰脸向天，冲着深秋高天上淡黄的太阳，连打几个喷嚏。他背起背包，精神抖擞地迈开步子，坚定地向前走去。
什么都是抽象的，但有一点他清楚：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他充满了信心。
历尽艰辛之后，秦基伟赶到了太谷县。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打气，但当跨进宴会厅的门坎时，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拘谨起来。红军的官虽然当过，然而却没摆过排场。今晚，太谷县党政头面人物和商界、文化界名流都来为他洗尘。个人举止粗细是小事，但关系到本党本军形象。这可不同于战场，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在这里，哪怕装，也得装出一副斯文相，同这帮土豪劣绅假模假式地应付周旋。
其实，秦基伟心里明白，这顿酒席本来并非为他一人准备的。他是从阳泉车站出发的，到了寿阳，由于娘子关吃紧，日本飞机不断骚扰轰炸，他于是改变方案，昼伏夜行，一忽儿步行，一忽儿坐火车，陆续走了两天，才赶到太谷。沿途看到汤恩伯的部队兵败如山倒，稀哩哗啦地往下退。川军邓锡候的部队由于督战紧迫，潮水般地往上涌。这顿酒席，本来是为路过此地的邓锡候洗尘的，但邓大人推说旅途疲劳，不下火车。于是乎，这桌规格颇高、丰盛空前的筵席就由他享受了。
这无疑是一场全新的考验。当一道道或金光四射或鲜艳碧绿或白里透红的菜肴端上来时，他几乎傻眼了。长到了二十多岁，这些菜肴别说没吃过，也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马蹄踏香”，什么“浪里白条”，什么“醉卧花丛”，连下酒菜的名字也叫出了天大的学问。还没进嘴，就馋得心里发虚。
他哪见过这阵势呀？
满桌香味扑鼻，却不敢随便动筷子。不知道哪些菜是看的，哪些菜是吃的，只好暗中瞟着县长杜任之，亦步亦趋。杜任之名义上是阎锡山委任的县长，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张浩有明确交代，秦基伟同杜任之直接联系。
就这么跟着杜县长动作，不紧不慢，斯斯文文的，最初极不习惯，但时间一长，该吃的都吃到了，该尝的也都尝到了。杜县长也深知红军八路军生活艰苦，特意拣高档菜肴往秦基伟的碗里挟，吃得不亦乐乎。
吃完饭，告别各界名流，杜县长问秦基伟：“秦教官，吃好没有哇？”
秦基伟说：“吃好倒是吃好了，就是太费劲，没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来得痛快！”
杜任之笑了，说：“这他娘的做的都是场面文章。过两天我私人请你下馆子，咱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秦基伟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在秦基伟到达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起来了一支抗日武装，叫人民自卫队，有二百多人，多数是铭贤中学（以后改为民先中学，意为抗日民族先锋队）的学生，也有一部分“七·七事变”后从平津流亡来的学生。自卫队驻在县城的白塔寺内。杜任之把队伍集合起来，介绍说：“秦基伟同志是老红军干部，很会打仗，也很会带队伍。往后，他就是自卫队的游击教官，军事方面的问题，要听秦基伟同志的。”
秦基伟往队伍里睃一眼，倒吸一口冷气。娘哎，这叫什么队伍呀？全是群学生娃，最小的恐怕才十一二岁。
就这样的队伍，能成为八路军？能拉上太行山？秦基伟顿时感到，这往后的路可不是那么好走的。
杜县长带领秦基伟同大家见面，又单独向自卫队的几位负责人作了介绍，然后说：“我的事太多，也不懂行。往后，自卫队就交给你了。”
这下倒好，他不仅是游击教官了，还成了这支队伍的实际负责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大老粗，要管教一帮有文化的。
虽然压力很大，但秦基伟并不怯阵。他是一个颇有心计、很会动脑子的人。
在同自卫队相处短短两天时间内，他的心中就很有数了。这帮学生娃，虽然有着文化的优势，但摸准脾气，还是很好管的。他们普遍年轻，政治热情高，而实践经验少。革命理论，一知半解，革命活动，几乎空白。在这群人中，经历就是一笔财富。秦教官十四岁参加红军，近十年来出生入死，有很多传奇故事让他们惊羡不已。再加上秦基伟很注意形象，言谈举止端庄，一丝不苟地保持着军人的风姿，这种山崩于前不惊、地裂于后不乱的沉着稳健的军人气度，也十分有力地感染着学生娃们。
既然是教官，那么最初的工作也就是从军事教育入手。他有他自己的优势。在一二九师教导团学习时，他可以说是如饥似渴，那些条文，他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联系以往的战斗实际，讲出一些生动的战例来。
以后，身居高位的秦基伟在回忆这段军事教官的经历时，在始终谦虚的神色里，也掩饰不住地露出了三分得意。他说：“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教官，当然讲不出更多的深奥的军事理论。但我毕竟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有亲身经历，有真实感受。我把理论原则同战斗故事结合起来。敌进我退是怎么退的，敌驻我扰是怎么扰的，哪一次把敌人拖疲了再打，打得他怎么样？哪一次敌退我追，追得他落花流水……这样一讲，效果出奇的好。既深刻，又通俗，既形象，又生动。那些学生娃坐在台下眼睛瞪得老大，听得入迷。我这个教官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就高大起来了……”
原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许志奋，就是当时秦基伟领导下的“太谷人民自卫队”的一员。一九九四年初冬，他在北京的一幢四合小院里对来访者谈起了当年的情况。说起秦基伟，这位向以耿直著称的前政治委员眉飞色舞：“哈哈，秦那个人有派头，他一来，大家印象都挺深。他穿一身灰色的八路制服，穿着布鞋，都烂了，脚趾头都露在外边。就这么一身打扮，他还挺威风，往那儿一站，双手掐腰，扯起嗓子喊同志们（说到这里，许志奋站起模仿秦基伟当年的动作。）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一块抗日啦，日本鬼子来了，我秦某人第一个上……嗬，他那嗓子还出奇地亮，震得人耳朵发麻，不服不行……”
原国家文化部部长黄镇夫人朱霖女士于一九九五年春天回忆说：“那时候，我们都才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对于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能懂多少哇？我们对党的认识，对军队的认识，是从具体的人的身上开始的。秦基伟到自卫队当教官，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八路军，第一个公开的、武装的共产党员，他那样自信，那样洒脱，使我们一下子有了安全感，有了依托。我们那时候就想，有这样的八路军，我们还怕谁呀？”
此言甚是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