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秋天，红红火火地走来了。杜鹃花开的时节，他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在山根拐弯处，他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他的那几间破旧不堪的房子，心里突然涌上了一丝柔情。虽然那里面已经没有可以眷恋的人了，但是，他对爸爸、妈妈、伯伯、哥哥和姐姐的全部记忆，童年的全部乐趣，都还盛在那几间房子里。这几间破房子，仍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的财富。

还能回来吗？

不知道。

天上一朵云彩飘悠悠，

地下一枝竹笛脆溜溜；

秋天的风儿刮进了山坳，

树上的果儿挂上了枝头。

外面的光景热辣辣的亮，

当红军的伢子出了村口。

水往低处流哎，

人往高处走哇，

何时才能把家转呀，

革命不成不回头，

哎嗬革命不成不回头……

歌是谁唱的，他记不清了。但歌词他记清了——革命不成不回头。

终于，回过身来再也看不见秦罗庄了，那大片大片绿色的树海和漫山飘荡的氤氲覆盖了他的留恋，他于是放开了脚步，先是大步流星，然后一路小跑，跑着跑着，就撒开丫子，就疯了。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你追我赶，你斗我闹，赶到红三十一师驻地，差不多都是汗流浃背了。

参加红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那张由乡苏维埃出具的证明是软缠硬磨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

不幸地是，刚参加红军就暴露了小农意识。更不幸地是，这种小农意识刚刚露头，就被泼了一瓢热水。

当兵之前，几个人商量好了，离开家了，队伍上的事一窍不通，难免纰漏。好歹是一个村的，乡里乡亲的，分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所以，排队集合时这几个人就千方百计拥在一处。

岂知弄巧成拙。

“一二三报数！”分兵的红军指挥员喊。

报完数，指挥员又喊：“报一的，向前一步！”

他向前走了一步。

指挥员又喊：“报三的，后退一步!”

指挥员又喊：“第一排的去某某团!第二排的，去某某团。第三排的，去某某团。”

他看看熟识的伙伴，全傻了。原以为站在一起就能分在一起，没想到这么个分法。这下可倒好，别说一起了，连一个团都不是，各奔东西了。

他被分配在三团机枪连当战士。

红军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耕田耙地之类的活计，它需要力气，但又不完全凭借力气，需要勇气，而有勇无谋也不行。它对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甚至是苛刻的。如果说，人是一种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高级动物的话，那么军人又是这种高级动物中更为特殊的动物，特殊之处就在于职业的性质要求他尽可能全面地具备所有动物的特性。一个优秀的士兵应该是这样的——具有老虎的勇猛，狐狸的狡猾，猴子的敏捷，犬的警觉，豺的凶残，而当需要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时，则又需要兔子的速度，优秀的军人尤其是处在野战状态中的优秀军人，应该具备所有野生动物的长处。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在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史上，我们曾经发现过这样的士兵吗？

实在是太苛求于人了，再优秀的人也不是机器或者神。

话又说回来了，达不到这个境界，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弃向这个方向努力。

早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其生存状态可以说是野生的。没有军饷，没有补给，没有营盘。所面临的，是夏暑冬寒的磨砺，是国民党军队没完没了的围剿捕猎，是动荡不定的奔袭和跋涉，是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格斗和厮杀，是一次又一次从大刀和牙齿的砍杀撕咬中挣脱而生。

没有比中国红军的生存条件和野生动物更为相似了。于是乎，论勇猛，论坚强，论灵敏，论吃苦耐劳，论生存能力，论饿饭缺水……无论何论，中国红军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都当推首论。

太阳已经偏西了，前肚皮已经贴在后脊梁骨了，汗珠子干在额头上，粘出了一脸脏乎乎的灰渍。

自然很苦。但是，眼睛必须瞪大，不得露出半点苦相。脚尖绷直，从脚面到小腿到大腿，绷成一条刚劲的直线，呈四十五度踢出去，悬在空中，上下不能颠簸，左右不能摇摆。固定成这样一个姿势，除了呼吸尚在允许范围，其它的运动，甚至包括腮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动都可能会招致一顿训斥，甚至更为严厉的惩罚。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他感到贴在地面的那只脚，在喀喀嚓嚓地颤动，似乎有一缕热而且硬的气流穿过脚心，渗过脚踝，越过膝盖，一直注满了全身。连每一根毛发都被注满了钢的颜色，并拢的五指在膨胀中毕剥抽节。他咬紧了牙关，严格控制随时都可能喷涌而出的泪滴。尽管只有十五六岁，但他从来没在公开场合下哭过。在这长时间的凝固中，他感到他的全部记忆全部思维像稻穗一样束成一把，放在一个指定的位置，他的血液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按照教官的意志涌动。到了最后，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他全部融进在训练场此起彼伏的心跳声中。

终于休息了。教官下了一声口令：“解散！”

他没有动。周围还有几个人没有动，没有今天我们往往见到的那样，一声“解散”之后，队伍会雀跃散去。

“解散！”教官重复大喝一声。

凝固的思维为之一振，他这才试着用脚趾抠了抠地，将并拢的五指试探着向外张驰，一点点，一步步，好了，通了，全身终于放松了，有了知觉，然后扑通一声，幸福地倒在地上。

不要以为中国红军都是泥腿子，都没受过正规训练。远不是这样。至少，在他从军的那个连队里，严格的训练往往如同酷刑。

不是军人，不会有这种体验。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也不会有这种体验。一九九三年秋天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将军接见了解放军出版社的几名工作人员，当他准时出现在会客室门口时，客人们的眼前顿时一亮：嗬，好精神的老头!笔直的腰身，高昂的头颅，穿透力极强的双目，慈祥中仍不失威严的微笑。几步跨进来，满屋风动。

那天他没穿军装，套在上身的是一件毛衣。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人，决定他身份的不是他的着装或其它什么标志，而是他的气质。哪怕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不说，甚至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你根本看不见他，但是，凭感觉你也知道你的对面坐着一个虎虎生威的军人。

军人就是军人，军人不是天生的，但军人的秉性一旦形成，就与生命同在与日月共辉了。

真正的军人就像金子，是从无数沙砾里熬炼出来的。

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确很少有人接受过正规训练。他恰好是少数人中的一员。有意思的是，训练他们这群新红军的教官居然是个国民党军官——当然是俘虏过来之后经教育愿意为革命效劳的“同志”了。不知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否这样严格，或许他为了表白自己真心实意投身革命，所以才在训练场上变本加厉地狠训这群新战士，也或许他是想给这些泥腿子一个下马威，显示正规“国军”的作风，再或许……反正，用将军话说：“训练累极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有过。”

秦基伟在一寸寸熬过最初的训练时光后，终于发现，红军就是红军，一切都是光明的，又是温暖的。大约是孤独已久，凄凉的往事不堪回首，所以他就比别人更加珍惜这份温暖，更加爱护这个大家庭的利益。

第一次战斗，是跟国民党第二十军郭汝栋的部队交手。这回可是真刀实枪地干。地点在麻城县的城门岗。敌人是一个团，被红三十一师团团围住，但由于红军的武器差，未能全歼，只是杀伤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跑了。

他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一个集中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次战斗中搞到一枝枪。那时候没有发枪这一说，参加红军了，想要枪，就得自己去夺。他太渴望有一枝步枪了。革命军人还成天扛着根梭标，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要是打过两仗还扛着梭标，那就太惨了，不说你怕死，至少是笨蛋。

战斗一打响，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老战士趴在土堆上射击，他看得干着急。打了一阵，敌人退了，这回轮到他一显身手了，挺一根半丈梭标，一声大吼，张牙舞爪往前冲，如同饿虎下山。

果然，他缴了一枝大枪。虽说只是个汉阳造的单套筒，比捷克式和大盖式差点，但终归比梭标强。对着太阳拉开枪栓看看，枪膛好好的，那兵也真熊，一枪没放就撒丫子了，枪膛里还亮铮铮的呢。

嘿嘿，你不要，老子可不客气了。

一扬手，那枝土拉巴叽的梭标被抛出十丈开外，又来一个优美的转身，漂亮的老套简便洒脱地左肩右斜了。

这次战斗，他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副班长。

有这么一个公式，大致能说明早期红军基层部队的用人标准：

不怕死+嗓门大=红军下级指挥员

这是否太简单化了呢？不。这个简单的公式其实有很大的内容含量。不怕死往往体现政治觉悟，关键时刻能冲上去。嗓门大就更有学问，它不仅指音量大，在战斗中，能喊出来，并且喊在点子上，实际上就是能力。别人筛糠你高喊，是件了不起的壮举。你有没有指挥艺术，有没有军事天才，有没有奇韬异略，那都是往后的事，是软指标。而战斗在即，你敢不敢站出来、敢不敢喊出响亮的几嗓子，往往是马上就能定胜败的。

不怕死，他以自己的行为证实了，嗓门大，他是当之无愧的，一声吼叫，山林呼啸。

况且，他还上过一年私塾，比起那些目不识丁的纯粹无文化的农家子弟，他还要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呢。

副班长是个多大的官呢？以后当了国防部长的将军开玩笑说：“可别小看了副班长，官不小呢，比三人战斗小组的组长大，比日本鬼子的伍长大，管好几个人呢。”

确实，他很珍惜这个职务，管理起来很大胆，硬是把副班长当出了八面威风。正是在副班长的位置上，他显示了组织能力，不久就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

七个月后，当他从随营学校毕业时，他所在的三十一师已被整编成红一军第一师，他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担任排长。没过几天，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又整编为红四军，部队来了个大调整，他又被调到军部手枪营二连当排长。

排长当了好几个月，他才发现一个问题。排里好几个战士都是共产党员了，而他这个排长居然还是“党外人士”。天哪，那时候的党员光荣得要死，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担任指挥员竟然不是党员，那工作怎么开展呀？有许多事，党员们悄悄商量，根本不通知他。

他感到很恼火，于是找营教导员，要求入党。

教导员的答复有两条：

第一，你是中农成份，中农要用更长的时间考验。

第二，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好打不平，爱提不同意见，需要改正。

对第一条，他毫无办法，中农成份不是他挣的，也不是他能够改变的。对第二条，他也是毫无办法。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小到大都是一根肠子通屁股，直来直去，想改，但改不了。改了几天还会再犯，一犯就更厉害。

一九三一年，苏区大肃反。

肃反，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作。自从人类有了政治集团之后，清除队伍内部的异已分子，就一直是各政党或政治集团的经常性工作。然而，在现代历史上，把这项工作推向极致的当首推前苏联。不幸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王明上台之后，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于不顾，对苏联完全是亦步亦趋，苏联的一切原则包括十分荒谬的理论，都被奉为中国革命的经典，其中也包括惨绝人寰的大肃反。

军长撤了，师长抓了，团长、政委抓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营连干部抓了，再往下，不偏不倚地该小排长们倒楣了。

还好，秦基伟没被杀头。运动由上而下，到了最底层，风势就弱了，再说，连小排长都杀了，还靠谁来打仗呀？同那些被杀掉被撤掉的人相比较，他确实算是万幸了。

他被调整了工作，从一排长的位置上调成了二排长。

这只是个小小的变动，但这个变动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奥秘，也算是中国红军独有的特色之一种。如果按新的眼光看，从一排长到二排长，应该说属于正常的工作调整调动范畴，然而在六十年前的红军时代却不是这么简单。那时候的一排长人称“大排长”，作战时紧跟连长指导员，相当于副连长，而且是连长的当然代理人。

可是二排长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说，二排长在连里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三排长。红军连队，往往是这样，先锋是一排，后卫是三排，二排夹在中间，不说信不过，至少可以说，二排的力量相对弱些，使用起来也自然靠后一些。

为什么要“降职”呢？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也没有想到要去问个水落石出，同时也不敢，没杀你的头就是天大的运气，你还问什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成？

但自己心里难免要犯嘀咕。我没犯错误呀！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虽说性子直了点爱提个意见，可从来没出格呀，怎么稀里糊涂就给“涮”了呢？

后来听人传说，是被人“张冠李戴”了。因为他幼年时出过天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红军时代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变化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至只知绰号不知姓名。恰巧，本连三排长也是个“麻子排长”，曾经对肃反说了几句风凉话，可能是被连长和指导员（已先被抓走了）供了出去，于是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又因为三排长是雇农出身，比他的中农成份好，所以没怀疑三排长，稀里糊涂地把他给收拾了。好在他才是个排长，又沾了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没有搬家。

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他有幸成了“党可原谅三分”的人，脑袋没掉，当起了二排长。

留心观察一下中国红军指挥员留下来为数不多的红军全身照片，或许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红军那身军装实在是比较寒酸的，要么是黑不溜秋的要么是灰不拉叽的，然而，红军战士穿在身上，没有那种黑黢黢灰溜溜的感觉，而一律是昂首挺胸，又几乎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动作——双手卡腰。

可别小看了这个动作。站在训练场上，面对一群或比他年长或比他年小的或者老兵或者新兵，秦排长就这么双手卡腰昂首挺立着，流利而宏亮地教授步兵战术条例。

部队的成份实在太乱了。排里有些老兵，参加过几次战斗，似乎多了一些经验。但更多的人，昨天还是工人农民，今天就是红军了，连枪都不会放。

而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曾经在心里暗骂他最初的教官是“狗日的白匪”，但正是那个“狗日的白匪”以无情的严厉将他磨砺成材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次又一次从心里真诚地感激那个“狗日的白匪”。

况且，他还上过随营学校，单兵战术那一套受过相对正规的训练。进攻时利用地形地物比较灵活，懂得侧面接敌，善于运用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法。

姿势好看与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实用，减少伤亡可能性。

他先介绍自己参加了哪些战斗，遇到了哪些艰险，克服了哪些困难，获取了哪些战果。然后扯开衣襟——

“同志们请看——”他喊了一声。

大家齐刷刷把目光投向排座赤裸的胸膛，不禁有些发蒙。白白净净，搓衣板式的胸膛上任啥没有，有什么可看的？

他笑了。“我参加过那么多战斗，每次都往前面冲，遇到过那么多危险，枪林弹雨里一次次闯出来，汗毛都没掉一根，你们说为什么？”

老兵新兵面面相觑。为什么？走运呗，难道是神仙保佑不成？排长也别吹，你是碰巧了，不信你刀枪不入。

“告诉你们，我就是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训练，练出一身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

老兵新兵恍然有悟：绕了一圈，原来是动员啊!有些老兵撇撇嘴，骂一声：毛头小伙子尽搞歪门邪道。心里却不得不服，这个伢子不赖，练起兵来有板有眼。

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他就自己做示范。

定好目标，首先在前方选好隐蔽物，计算好时间，然后开始冲击。什么时候跃进，什么时候匍匐，什么时候正面猛跑，什么时候侧身接敌……这一套做得从容利落，看得大家都很服气。

在早期的红军队伍里，能够这样有板有眼地练兵，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有理论讲解，有现身说法，有具体示范，有归纳总结，形象直观，生动通俗。

只是，这样的好苗子竟然被涮，心里实在有些窝火。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雾的早晨。

太阳还没完全爬出云端，晨曦初露，南方的山岗上湿漉漉的，氤氲缭绕，宛如飘带。

连队统一操练之后，各排带开进行战术训练，此时东方已是朝霞满天。他和他的二排沐着一身灿灿的金晖，开始了新的战术课目训练。

嗓门出奇的大。参加红军之前，在秦罗庄当小农民，跟着大人学唱山歌，一嗓子亮出去，这山响了那山回音。

训练中，隐约看见场地外有几个人向他们指指点点，因为隔得远，加上雾大，没怎么看清，所以也没怎么介意，依然夹紧腚沟子使劲下口令，喊得山响。

第二天，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也是训练，正在兴头上，来了两个人，挎着驳壳枪，同连里干部连招呼也没打，径直走到场地中间，问：“谁是二排长？”

一看这阵势，他有些发虚：这两个人都不认识，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又都挎着盒子枪。

心里咯噔一紧：坏了，莫非是保卫局抓人来了？

当时肃反还没有结束，本连三排长刚被抓去。掰着指头算，再往下，除了自己，没谁可抓了。

怎么办？四处看了看，练兵场上喊声震天，各训各的，没谁注意这边。保卫局抓人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被抓的走了，坐牢或者杀头去了。没被抓的照样训练。

跑，跑脱是有可能的，可往哪里跑呢？又凭什么要跑？老子参加红军就下了决心要革命到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一股血气涌上来，他挺身而出，铿锵回答：“我就是二排长。”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他以为是要下他的枪，但没有。来人中的一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

到了军部才知道，是军长徐向前召见。军长一口山西侉腔，开始听得不大明白，后来终于听明白了，军长是在和他拉家常，上问父母，下问土地，再问理想，又问决心。

家常聊完了，军长说：“行啦，你回去收拾一下，到手枪营二连当连长。”

他“啊”了一声，半天嘴巴没合拢。

直到徐向前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才回过神来。

哎呀，我的个天啦，紧张了老半天，原来是升官呀。心里直怨那两个挎盒子枪的同志，干吗不早说呢，吓得我差点跟你们动家伙。

不久就知道，“肃反”并非是党的本意，只不过是被党内一些人利用了，搞极端化，错杀了许多人。徐军长是个军人，他是坚决反对那种过激行为的，部队搞完了，他这个军长指挥谁去呀？

可是，在红军队伍里，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可以说法力无边。许多事情他这个军长是无能为力的，甚至连他的妻子程训宣都被当成反革命悄悄地杀掉了。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徐向前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其中就包括秦基伟。

这以后，他就跟定了徐向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是中国革命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日子，地处中原大别山麓的黄安县七里坪倒水河畔，红旗招展，欢声雷动。清澈明亮的河水映照着蓝天白云下那一张张因亢奋而涨红的脸颊。

经过几年转战，这支起义而成的农民队伍由小到大，由乱到齐，由弱到强。有了基本的武器，有了统一的灰布军装，有了严谨的编制序列。

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集团中，鄂豫皖红军已经发展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重要队伍。在遍布全国各地的起义红军中，它的地位仅次于中央根据地。于是，在这个秋高云淡的下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了。

三万多名来自鄂豫皖的农家子弟，排着整齐的队伍，伫立在为红军准备的天然广场——遍布鹅卵石的倒水河河滩上。方圆数十里的赤卫军和老百姓也纷纷汇聚而来，为这庄严的场面平添几分壮观。

掐着指头算，他刚满十七周岁。

连队像一片灰色的树林，整齐地排列在他的身后。他的肩上斜挎着一根皮带，胸前是一排面积颇大的子弹匣，驳壳枪柄上的红绸子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飘动，丽日下娇艳醒目。

两年多的红军生活，就像旋转奔腾的激流，已把他那身穷酸气和乡野散漫习气荡涤一尽。严明的纪律，残酷的战斗，紧张的训练，条理分明的生活秩序……，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和战斗要求，就像一柄锋利的钢刀，在他这个毛坯子身上又砍又削，一点一点地琢磨修理，终于雕刻出一个年轻英俊的红军指挥员。

两腿夹紧，小腹微收，胸脯前挺，两眼平视。这个小连长站在那儿就像一棵巍然不动的松，他的连队清一色的灰布军装，那绑腿，那鞋带，那领扣，都是经他亲手检查过的，嗬，那才叫齐!

好精神的连长，好精神的连队!

当阅兵式指挥王树声策马巡视路过此处时，不由得翻身下马，向队伍注目良久，照他的肩上擂了厚实的一拳。

他刷地抬臂敬了个礼，放下臂后脸上表情依然严肃，但心里很得意。他从王指挥的眼睛里能够看出明显的赞许，也能感受到来自两侧兄弟连队小小的醋意。他平视前方，其实是从镜子般的乡亲们的眼睛里监督自己的部队——河滩上，田坎上，山坡上，一片接着一片，密密麻麻，吵吵嚷嚷，看热闹的群众汇成了一个彩色的世界。大姑娘小媳妇一反平常羞涩，红军哥哥站在队列里动不能动，笑不能笑，当然更不能跟她们斗嘴了，这下她们可算逮住机会了，尽情地看，随意地说，笑意飞出酒窝，放开胆量指指点点嘁嘁喳喳。

他的得意之处在于，那些热乎乎的似嗔似怒、似惊似喜或俏皮或诡秘的目光，多半是冲着自己的连队来的。这可是手枪营的兵啊，一个个全是挑来的，年轻、健壮，而且也都很漂亮，每人一长一短两枝枪，外加一把大刀，那气派，实在是出类拔萃的。

情窦初开的连长很重视自己连队的“磁”力，他感到那些彩色的目光像温柔的丝绸，拂在心上很滋润，美美的。自然，这只是一种美妙而短暂的体验，还没等他细细地品尝刚刚滋生的一缕温情，胸腔里马上又充斥了一种更为热烈的亢奋的情绪。

阅兵开始了。

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骑着高头大马，在阅兵指挥王树声的陪同下，绕场一周，检阅部队。他在队列里人站得笔直心也站得笔直，庄严肃穆地向首长行注目礼。

他永远记住了那个下午，永远记住了回荡在倒水河畔的他所敬仰的徐向前总指挥的声音：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扑不灭的，革命的火种是越烧越旺的。从黄安起义，到今天我们四方面军成立，差不多有四周年了，四年里，我们同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的许多优秀同志都牺牲了，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活着的同志，已接过了他们的旗帜，继续英勇战斗。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红军是打不垮的，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天高云淡，山青水秀，徐总指挥的声音越过空旷的河滩，在大别山麓久久回荡。

他为这个日子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