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侵华日军对太行山区的“扫荡”到了疯狂的地步，五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即达四次，总兵力四万八千余人。在“扫荡”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夜行晓袭等战术，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梳篦式”清剿，并实行三光政策。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所属日、伪军下达这样的命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

何谓“梳篦式”清剿？就是由日伪军人排着队，一遍一遍地搜索。别说是队伍是人，就是只耗子也跑不掉。日伪见人就杀，见粮就背，见牲口就抢，见房子就烧。几梳子梳下来，太行山上找不到一只活牲口。

蔬菜是没有的，粮食是没有的，水果是没有的。一天只能分到半斤小米，从司令员到战士，绝无例外。这是秦基伟定的规矩。这时候，老红军的优越性便又发挥出来了。每晚吃完饭，秦基伟就挎个篮子到田野挖野菜，有荠菜，有灰灰条，有马齿苋。挖回来后自己洗净交到伙房。第二天，伙房就把这筐野菜连同分给司令员的半斤小米一起煮成三碗稀饭，一天分成两顿吃。

曾经跟随秦基伟南征北战的老战士温锡回忆说：“在那样的困难情况下，部队始终没有动摇信心，始终坚强地团结在一起。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因为干部的模范作用好，规定大家多少小米，司令员也吃多少小米，跟机关一个伙房，自己挖野菜，自己跟大家一样吃菜代饭。困难的时候，完全跟大伙在一起，那大家当然没二话说啦。其实，现在想来，我军在战争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有那样大的威力，根本的一条，靠的就是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带头干。干部能舍得身子，能跟群众吃同样的苦受同样的罪，战士们饿死都跟着你。干部的行为比任何动员任何红头文件都管用。”

此言甚是。

困难面前，战士们抬起削瘦的脸庞往上看，看司令员，看政委，司令员政委挎个篮子挖野菜，不用说，战士们也挎上了篮子。

驻地人多物缺，有了吃的还得砍柴。五十多里山路，司令员挑一百五十多斤，健步如飞，机关的参谋干事不甘落后，满头大汗拼命地追，追不上也要追。

挖到最后，野菜也没了，不知谁最先发现的，拣玉米芯，碾碎了掺在小米里煮饭吃，吃了之后拉不下大便，于是就发扬团结互助精神，解大便时结伴而行，你给我抠，我给你抠。

有两个战士抠着抠着突发奇想，关心起司令员政委的生活状态。这两个战士是政治部演剧队的，想象力比一般人丰富得多。在一个霞飞西天的黄昏，他们在山坡上从事那件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抠。望着亮亮的半边天和天下暮霭升腾的山的脊背，思绪也就有些飘缈了。

战士甲问：“司令员和政委吃不吃这玉米芯呢？”

战士乙答：“咋不吃呢？你没听秦司令员说，把玉米芯先炒一下，再放到小米里煮，那饭就喷香呢。”

战士甲又问：“那你说说，司令员跟政委吃了这玩艺，会不会也像咱们这样？”

战士乙瞪大眼睛反问：“哪样？”

战士甲四下里看看，欲言又止。停了好大一会才做了一个动作，说：“这样。”

战士乙恍然大悟：“你是说——抠？”

战士甲急忙制止：“嘘，小声点。”

战士乙那当口正在撅着腚往外挤压排泄物，一看战士甲比划那个他们操练数次的动作，再一联想到向来严肃而威风的司令员和政委，此刻说不定也在某个地方正在进行同样的工作，他就忍不住要笑，一笑就笑得前仰后合，半截玉米渣子不用抠就出来了。

笑完了，又想起一个问题。

这回是战士乙“关心领导”了。“你说，司令员政委要是也要‘这样’，那谁给他们‘这样’啊？”

战士甲想了想说：“这个问题不成问题，大首长要‘这样’也得讲究级别，我琢磨，八成是司令员帮政委‘这样’，政委帮司令员‘这样’，你说是不是啊？”

战士乙盯着战士甲看了一会儿，十分肯定地说：“对，八成就是这样。”

美国西点军校关提高野战生存能力的训练向来以严酷和冷峻著称于世。可是，不管那种训练如何逼真，那毕竟还是一种模拟。而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无论是红军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随时都有西点军校理想的楷模。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是机智而幽默的山姆大叔连想也不敢想的。

正如秦基伟和他的部下们回顾的那样，虽然艰苦，但没人叫苦，也不光是消极地吃苦，而总是在积极想办法改变这种艰苦的状态。秦基伟的想法很明确，“环境再苦，指挥员不能叫苦，不能睁眼看着部队成天被苦水泡得无精打采，被‘苦’字压得抬不起头，要让部队吃糠咽菜还精神饱满。”

做这样的工作，秦基伟有自己的招数。

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夕，秦基伟召集司、政、供三个部门首长会议，第一个议题就难住了供给部长：“同志哥，今年这个年，你打算让我们怎么过啊？”

供给部长一脸苦相，沮丧地蹙着眉头回答：“司令员，我失职，今年这个年，我一拿不出新棉衣，二拿出大米白面。狗日的鬼子扫的干净，封的严实，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说着说着来了气，一掌拍在大腿上：“唉，我这个供给部长当得窝囊啊。他奶奶的，同志们要是不嫌硌牙，我恨不得把自己杀了给大伙包顿饺子。”

秦基伟哈哈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那不行啊，你那一把瘦骨头，也就百十来斤，去掉下水杂碎骨头碴子，没几斤肉，包饺子还不够两个连队吃。把你供给部二十来个人全杀了，也只够吃上顿把两顿，杯水车薪啊！”

大家一听，乐了。

司令员爱开玩笑，大家是知道的。但大家今天从司令员的表情上，从司令员的口气里，感受到还有玩笑以外的东西，那就是办法——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果然，在抑扬顿挫开了供给部长一通玩笑之后，秦基伟的神色庄重起来，不无动情地对供给部长说：“同志哥啊，别那么愁眉苦脸的啦。部队没棉衣，没粮食吃，这不能怪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敌人封锁得那么紧，你当供给部长的又不会变，能有什么办法？”

“可我……”供给部长的眼睛潮湿了。司令员如此体贴下属，使他觉得有一股酸而热的东西直往嗓子眼上窜。“看着战士们缺衣少食，我心里难受哇！”

“不要再难受了，我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秦基伟从凳子上站起来，拍了拍供给部长的肩膀，略作停顿，接着往下说：“部队缺衣少食，司令部和政治部都有责任。今天我来分个工，政治部负责解决棉衣，司令部负责解决粮食。”

政治部的几个科长愣住了，司令部的几个科长也愣住了。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司令员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眼看要过年了，不能让战士们老是阴着个脸，蔫儿巴叽的。政治部的同志们辛苦点，把篮球、排球、木马、单双杠都给我搞起来，年前要搞个比赛，优胜者要发奖品，团体冠军一百斤小米，十斤白面。个人冠军，十斤小米，一斤白面。”

供给部长的眼睛瞪得溜圆：俺的个娘哎，敢情司令员是发高烧糊涂了说梦话，又发小米又发白面，说得轻巧，从天上掉下来呀？

可司令员一点也不像开玩笑，仍然不紧不慢地淡他的计划：“歌咏比赛也要搞起来，分区机关不能这么死气沉沉的。一冷就该缩脖子？就该打哆嗦？就只会骂娘？棉衣是有的，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把队伍给我集合起来，该打球的打球，该跳马的跳马，该爬杠的爬杠，你看他还冷不冷？冻得直打哆嗦，你让他唱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一遍就等于多了个小褂子，唱两遍就等于穿了件棉袄。唱上三遍，你看他冒不冒汗？”

政治部主任郭峰一拳擂在桌子上，嗷嗷叫起来：“司令员说得对，玩起来就不冷了。这个好，我们马上办！”

供给部长的脸色却又晴转多云：“没东西吃，玩起来也没劲啊！再说，也不能老让部队蹦啊跳啊唱啊，没听谁说拿玩当棉袄的。”

秦基伟说：“你大方点，把你那点老底子给我多拿出来点，过年这几天，好歹得让大家吃个八成饱。吃八成饱就能玩出十分劲。”

供给部长年龄较大。此时多少有点倚老卖老，说：“那不行，现在拿出来开春不过啦？”

秦基伟摆了摆手：“我的同志哥，你怎么小气得像个地主婆似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粮食问题由司令部解决。你赶快把仓底给我清出来，小心生了虫子发了霉。我们一分区的部队今年要吃白面饺子过新年。”

哇——！别说吃，光听“白面饺子”这几个字都能解一半馋。

“同志们掰着指头算一算，哪里有粮食？蒋委员长阎长官发饷粮？那是水里的月亮，看得见捞不着。依靠地方下乡筹粮？这事做不得了，太行山的老百姓都在啃草根，就差没把心挖给我们了。伸手向刘邓首长要，上级比我们的困难还要多。那么，我们现在向谁要粮食去？”话到此处，秦基伟戛然打住，点了一枝烟，抽了两口，环视会场。与会者已被司令员那极富感染力的话语所吸引，静静地等待他的下文。

“同志们啦，向天要天不理，向地要地不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只好向人要啰！向哪个人要呢？向我们的敌人要。”

说到这里，随手一指，一个参谋从秦基伟的身后站起来，把一摞材料交给秦基伟。秦基伟接过来，简单一翻，扔在桌子上：“大家看吧，粮食都在这里。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反正我秦基伟过这个年是要吃白面饺子的!”

一席话既出，掷地有声，与会的都顿时一振。

事实上，早在这年中秋，秦基伟就开始考虑了这步棋，指示情报处长李实等人，协同各县镇敌工站的同志，侦察敌人的粮库、运粮道路和供给规律。

这年春节前，一分区组织了十几支抢粮突击队，集中目标袭击敌人运粮道储粮点。

秦基伟果然没有食言，在侦察细致、情报准确、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十几支抢粮队伍同时出动，有的是拦路伏击，有的是囊中取物，多数都是满载而归。大年初一，一分区的干部战士端着饺子碗，快活得直吸溜，说：“地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人算，鬼子东抢西夺累得贼死，咱秦司令竖起一个指头，饺子都跑咱们碗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