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一条河，穿清浴，过新场，越草池，直下通江。

右边一条河，始河口，经永安，绕碧溪，也直下通江。

两条河曲里拐弯在通江相遇，拧成一股，然后继续向南，一路浅吟低唱，鱼翔浅底。至平昌，又与南江交融，于是便诞生了长长的巴河。

一九三四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就坐在通江城外的梅花岭上，静静地眺望银链般缠绕的通江、南江和大巴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水滔滔，曲曲折折，弯弯绕绕，然而却奔流不息，执着向前。

沉浸在苍郁葱茂的初夏的微热之中，望着遥远天际那水天一色的奇观，他的心里一阵潮热。

没有谁能够挡住我们的步伐，不管怎么样，革命的路，都要坚决地走下去。

头天晚上，他得到了一个不平常的殊荣，受到了西北军委会主席张国焘的接见。以前，担任警卫团长时，跟总部和分局首长见面是经常的，但是，单独受到军委会主席的接见，于他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在他离开总部警卫团，调到二七四团当团长几个月后，这次接见就更显得异乎寻常了。

在他的印象中，张国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似乎有永不竭尽的激情，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

他感到这个人实在太了不起了，太神秘了，太有学问了，天上的地下的，中国的外国的，现在的过去的，一会儿是布尔什维克，一会儿是托洛斯基，一会儿批判单纯的军事观点，一会儿指责托陈取消派，前所未闻的新鲜词儿大多是从这个人的嘴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于是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团长就在心里想，天哪，张主席是多么有学问啊，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学问他不知道的了。

因神秘而伟大，一伟大，就必须仰视了，而且不敢正眼细看。

那会儿，自己就在张主席的办公室里，张主席就活生生地坐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在太师椅上的张主席并不像他数次在大会上见到的那样，激动昂扬，双手挥舞，面红耳赤，声若响雷。坐在太师椅上的张主席显得很平静，很和蔼。和风细雨地同他聊天拉家常。

老家是哪里的？

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是谁介绍入党的？

家里原有多少田地？

对党有什么要求？

等等。

每一个问题，都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不怎么在意的。对于秦基伟的回答，张国焘并没有多少挑剔，他答什么，张主席听什么，时不时还笑笑，很放松、很慈祥的样子。

可是，一离开张主席的办公室，他的心里就犯开了嘀咕：出了什么事啦，首长接见下属，总得有个原因呀，要么做对了表扬，要么做错了批评，可张主席既不表扬也不批评，正经的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谈，就那么不咸不淡地扯家常，这是什么意思嘛？

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他总觉得在张主席那副很放松、很慈祥的笑容后面还有着另外一些东西，那层东西隐隐约约，闪闪烁烁，飘忽不定，看不见，抓不着。只是，当目光偶尔触上，心里便生出一丝寒意。

他的感觉是对的。

张国焘找他谈完话的第二天，也就是他登上通江城外梅花岭之前，他接到命令：他被撤销了二七四团团长职务，新的职务是总部参谋处的参谋。

他二话没说，也没问为什么，将铺盖捆绑起来，搭在肩上就走。那时候，也没个级别大小的概念，没什么官不官的，团长也好，参谋也罢，都是当红军，干什么不一样呢？

路过梅岭歇脚时，他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调动，这里面有名堂，有必要想想这是为什么了。

当初，把他从总部警卫团调到二七四团，可以说是对他的重用。二七四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战斗力极强，在四川的悬崖陡壁上作战神通广大，是四方面军的一支拳头部队。调他秦基伟到这个团来当团长时，从出身到经历到实战能力都经过了全面考核，不仅徐向前力荐，陈昌浩政委也认为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可是才干了几个月，还没等打上一仗露一手，又把他调开了，这不能不说是非常的。

不久后才知道，在木门会议上，张国焘等人又兴起了一次“肃反”高潮。

仍然困惑不解，既没有戴上“托陈取消派”的帽子，也没说他是“ab”团或者“改组派”，就那么不明不白给撤了。

直到几十年后，他当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有一次同另一位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说起了这件事，徐深吉一拍脑门说：“噢，你说的是那一次呀，那一次你没被砍掉算是天大的造化了。”

他很惊讶，连忙刨根问底。徐深吉在他之前就是总部的参谋，比他知道内情。

徐深吉说：“张国焘有一回在参谋处讲，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

他仍然不明白，说：“我才读过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才是呀，怎么反而撤了呢？”

徐深吉说：“你那时在下面，不了解情况，我们在总部可是吓得不轻。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

他这才恍有所悟：“我这个大老粗要是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了，冤枉自己不说，后人不笑掉大牙才怪!”

徐深吉说：“这种事多啦，简单得很。有一回张国焘跟几个参谋闲谈，话题扯到农民推磨，我说了一句关于牛顿定律的话，张国焘的眼睛马上射出一道阴光来，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居然知道牛顿。’这句话，吓得我几夜都没睡好觉，生怕他把我当知识分子杀掉。可能是陈昌浩后来说过我不是知识分子，才保住脑袋没搬家。”

一九三四年夏天，被撤了职的秦基伟做梦也没有想到，团长被撸掉了竟因自己是“知识分子”。

细究起来，张国焘确实乱弹琴，既然信不过，既然团长都不敢让他当了，又怎么能让他当参谋呢？殊不知，总部的参谋在作战的时候往往比一个团长的作用要大得多。

先当侦察参谋，那时候没有卫星，也没有探测仪。所有的侦察活动都是人工的，带上几个人，乔装打扮，混进敌人据点，听街谈巷议，找蜘丝马迹，顺手的话，画一份工事分布图，偷一份兵力计划表，或者抓两个军官俘虏，那是再好不过了。

又当管理参谋，机关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包了。行军时打前站号房子，休息时督造行军灶，过节时买几只鸡，杀头把猪，给首长和同志们打打牙祭。理家的功夫，自幼就练了出来，干起来得心应手。

再把作战和通讯参谋同时兼了。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一打起仗来又是有线又是无线又是传真，那时候有个破电话就不错了。电话线就是铁丝，临时拖一条，中间架几根杆子。那都是山林地带，碰上下雨天，又是泥，又是水，铁丝从泥水里拖过，效果差极了。这时候，秦基伟们就要出动了，背个电话机，寻一个中间处，接通后拼命地摇，呜呜鸣把个摇柄摇得昏开黑地，摇通了，总部首长讲一句，他在中间传达一句，下面部队的指挥员复诵一句。

可别小看了这份工作，没有相当的军事素质不行。常识性的概念、术语、密码、代号等等都要烂熟于心。同时还要对整个战局和战术企图准确了解，否则就容易出问题，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事关战斗胜负。

九十年代初，另一名红军老战士、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杨以山少将曾经说过，红四方面军总部有四大参谋，其中就有杜义德和秦基伟。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根据地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参加革命的妇女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统一组织，一九三三年三月组建了妇女独立营。

撇开社会含义而言，女子从军是一种美。

自然，她们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一点，从连长当到团长的秦基伟一眼便能看得出来。在他担任总部参谋之后不久，也就是一九三四年，在四川广元旺苍成立了妇女独立团，秦基伟便受命兼职妇女独立团的军事训练教官。当时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人曾广澜以后回忆说：“……一切工作都是由军委参谋部组织好后，方调我去任团政治委员兼主任，没有团长，仅总参谋部派了一个男同志来指挥军事，当时是在南江县管的一个大寨子地方，担任第二道警戒线的防守……”

总参谋部派到妇女独立团“指挥军事”的这位“男同志”就是秦基伟。有句俗语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一两千女人该是多少台戏？也就是说他这个男同志要同时导演五六百台戏；还有则外国笑话说，一个女人相当于五十只鸭子，那么也就是说，在训练场上，秦基伟要面对几万只鸭子。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苦大仇深而参加革命后志向远大的女子，绝不同于市民阶层有闲阶级的女人们，她们少有嘁嘁喳喳的功夫，也绝少飞长流短的爱好。她们正紧锣密鼓地忙着一件事，杀敌报仇，翻身解放。

因而，训练妇女独立团对于秦基伟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差事。况且，从连长当到团长，他是个领兵的人，领兵久了，也会滋生出一种习惯。当无兵可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如今把一千多名女兵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他，使他的组织才干、军事技能和一吼十里的大嗓门都有了用武之地。

这个时期，正是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极盛时期，红军有了统一的服装，有了相对整齐的武器。女兵们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制服，红领章，绿绑腿，脚蹬红缨草鞋。天冷时还配有平古呢大衣。鉴于女同志力气弱些，她们的武器大部分是马枪，也有一些土枪。

总的说来，这支红军的女兵队伍是很整齐的，尤其是在训练的时候，那气势实在蔚为壮观。川北群山环绕的大坝子上，一千多名女兵迎着初升的太阳，英气勃勃。秦教官喊起口令山摇地动，众女兵练起刺杀声震天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