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
红军到川边，
建立新政府，
工农掌政权。
豪绅齐打倒，
农家分了田；
团结搞生产，
日子比蜜甜。
这的确是一个甜蜜的春天。太阳从遥远的东方的山坳里冉冉升起，湿漉漉地滴着鲜红的光辉，映红了通江的山山水水。山谷里弥漫着乳白的氤氲，红的黄的紫的花朵染透了漫山遍野，高耸入天的针叶杉上一颗一颗地滴着晶莹的露珠。
坝子上，一群官兵舞枪弄刀，龙腾虎跃。
多情而善良的巴山蜀水，迎来了一路苦战、数次死里逃生的红四方面军，用它丰腴的胸脯为这支多灾多难的队伍提供了一块休养生息的地盘，使之得以立足、喘息，建立政权，扩大红军，补充给养。
这个春天，对于秦基伟来说，也似乎格外恩典。想当初，一只胳膊几乎烂掉，队伍且战且走，几次差点把他甩掉。漫川关一仗打完，红军伤亡过半，伤员漫山遍野，又是一个落日黄昏，又是两名干部送来了安置费让他“安心养伤”，又是深夜出走尾随部队，又是凭着日夜惊心，时刻机警，硬是一路跟着部队走过来了。从河南到陕西，又从陕西到四川，来到这片山青水秀的“天府之国”。
四川的山多花多草多树多，初来的时候，他被分配在苦草坝的医院里，中草药一熬就是一锅。一个土拉巴叽的大钵子，每天三大钵子，不仅治好了他的伤，也救了他的命。
他出院的时候，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发展之际，军事人才奇缺，根据他的资历和战斗表现以及实际需要，他被总部任命为红江县军事指挥长，同驰名中外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并肩战斗了几个月。张琴秋原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为参加了小河口会议，提了张国焘的意见，连降数级，被贬到红江县担任县委书记。
在红江县担任了几个月指挥长后，秦基伟终于得到了他早就该得到的位置——当上了团长。
往事不堪回首。
一年前，在参加陡拔山战斗时，团长就指定他为团长代理人。那时候一个少共国际团只有五个连队，而他是精锐连队的连长，是团长的当然后继人。团长牺牲后，徐向前总指挥第一个就想到了他，不巧地是，他也负伤了，于是改提他的入党介绍人、二连的指导员郭世进担任团长。更遗憾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位团长竟然在严峻的时刻筛了糠，七里坪血战时软了骨头，哆哆索索地溜之乎也。
一九三二年，秦基伟跟着主力一路艰苦征战，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杀开一条血路，从湖北进入豫西，沿途人烟稀少，荆棘丛生，田园荒芜，满目凄凉。当地居民大多迁居外逃。部队找不到吃的，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有时连野菜野果也吃不上。
他挺住了。
部队进入陕西后，遭到杨虎城三个团、胡宗南两个旅的围攻，***闻讯又调集大军，一共有五个师加三个团的兵力，企图将四方面军分而食之，围歼于漫川关以东十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徐、陈首长坚持集中，指挥部队苦战一夜，于天亮突出了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这个屡遭遣散的伤员，在这场战斗中，也居然以左手射击打死打伤十余名敌人，并且寸步不离地跟随主力突出重围。
一路艰辛，一路熬煎，再往西南，又遇上个横卧在前进路上的大巴山。大巴山，路漫漫，风如刀，雪似箭，寒冷腊月走一遭，十有八九不回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翻越大巴山，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合计要走二百一十里路，尤其是山顶的七十里路，寒风像刀子，雪碜打在脸上当当地响。在山上宿营一夜，人挤人搂在一起，胸贴胸都是凉的。白天还稍好些，半夜里狂雪飞舞，人都成了雪人。天亮上路，一清点人数，许多人没有了。扒开雪，人都在里面，已经硬了。没有棉衣，没有棉鞋，没有棉被。上山之前，每人发一捆稻草，穿是它，盖也是它，稻草怎么能挡住风雪啊，肚子里没食，心胸里没火，人身上那点体温，狂风一刮，全没了。那一座山下来，冻死了多少人啊！
他没有倒下，留住了最后一口气，挺过来了。
如今，巴山蜀水已是一片红色，革命根据地如燎原之火熊熊燃烧，总部在通江建省扩军，组织地方政权，兴办学校、医院、工厂，一片兴旺景象。
在他从死亡线上完全挣脱过来，并且恢复了红润的脸色和健壮的肌腱之后不久，他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的团长，时年十九周岁。
嗒嗒嗒、嗒嗒嗒……
马蹄声由远而近，一彪人马从竹林里穿出，下了岗子，踏上一条鹅卵石小路，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江县城疾驶而去。马蹄踏在石面上，火星乱迸，金光四射。十余名轻骑全副武装，簇拥着一名青年指挥员，一路峰回路转，威风凛凛。
十九岁的红军团长，堪称少年有为。而且，第四方面军在川陕站稳脚跟后，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红军也得以在战争间隙养精蓄锐，扩充兵员，可以说兵强马壮。一个团部有一个骑兵排，团长一出门，就有一个班跟着。
“那时候，嗬，那可真叫气派。我在前面策马，后面就有十余骑扬鞭。每人三大件，一把盒子枪，一枝马枪，一把大刀，柄上都系着红绸子，漂亮得扎眼，一跑起来迎风招展，刷刷地响。那马都是钉了掌子的，踏在鹅卵石街面上，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火星子乱迸，那真是八面威风，比我后来当军长当司令当国防部长要威风多了。”
七十九岁那年秋天，他坐在菊花盛开的自己家的庭院里，笑眯眯地对几个前来看望他的年轻人如是说。
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这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年轻的警卫团长和他的警卫班策马飞奔，可不是为了抖威风的，他心急火燎地要去见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
是在早晨刚刚吃过饭的时候，他看见团部外面有几个战士在忙忙碌碌，扯根线绳子这里拴一下，那里挂一下，好像是总部来的。他当时正在特务排研究一枝新缴获的步枪。那步枪有点特别，式样很新，可以打连发，又很漂亮，枪托是红木的，沉甸甸的很结实，机件面上一片瓦蓝。
正琢磨得起劲，所以对门外的动静就没怎么在意。不料，那线绳子一直扯到他住的那间屋子里。等他回到团部，一个战士递给他一件家伙，两头弯弯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弹般大小。
他莫名其妙，问：“这是什么玩艺儿？”
那个战士说：“秦团长，你放到耳朵边上就知道了。”
他握住那玩艺，用手掂了掂，疑疑惑惑地放到耳朵边上。这一放不要紧，吓了一大跳。
他说了一句粗话，把这东西比喻成驴身上的某个器官，他不相信这黑黢黢的玩艺还能发出人声。他感到被捉弄了，认为是这几个战士变着戏法跟他开玩笑，于是沉下脸来要训人。
那个扯线绳子的战士说：“秦团长你别发火，这是电话，郑部长正在里面跟你说话哩。”
电话？他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但又不敢马虎。总供给部郑部长那么大个首长，要是真的在里面跟他说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瞟了那战士一眼，把那个两头弯的黑玩艺儿又放到耳朵边上，听了一会，听清楚了，果然是郑义斋部长在里面说话。
音是听清了，话却没听清。连听带猜，估摸出是让他带部队去执行一项任务。最后，郑部长还问：“明白了吗？”
像往常一样，他胸脯一挺：“明白了。”
其实是半明不白。
放下电话，他就喝令警卫员备马。
总部警卫团成立后，除了警卫工作以外，还要负责总部的一些勤杂事务。司、政、供各部门的首长都能调遣，尤其是供给部的事情多，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使用警卫团最频繁。在秦基伟以往的经历中，上级首长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弄不明白的还可以再问。
这回却让他吃不准了，郑部长钻到这个黑咕隆咚的玩艺里，跟他耍起把戏来了。那里面杂音大，咝咝啦啦的，再加上郑部长一口河南侉腔，他根本就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况且，部长说的是要他带部队去执行一项什么任务，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光凭那玩艺说了就算呢？万一是特务从中做了手脚，岂不是要上大当？不行，得去当面问个清楚。
三十里路。他带着警卫班策马飞奔，没多大工夫就赶到方面军总部，找到了郑义斋。
郑义斋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见秦基伟等人大汗淋漓地闯进来，头上还冒着热气，不觉吃了一惊，诧异地问：“咦，你咋又来了，不是让你去涪阳坝吗？”
秦基伟气喘吁吁地回答：“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郑义斋说：“我在电话里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啊。”
秦基伟说：“那里面乱哄哄的，我没听明白。”停了停又说：“再说，我对那玩艺儿也信不过。”
郑义斋听了，哈哈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笑完之后对秦基伟说：“那不是玩艺儿，是电话。现在条件好了，团长都安了电话。以后下通知报情况，大多要用电话，你要习惯。”
郑义斋那样一笑，秦基伟的心里可就不是味儿了。他是农家子弟，从出生到参加红军，没进过大城市，也没见过洋玩艺。这本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但如今自己已经是团长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责，掌握新的指挥技术。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贻误了战机纰漏可就大了。
从此，学习二字便像种籽一样种进了他的血液和骨髓里。再去总部，他就有意识地往参谋部门跑，去看新装备，看地图，学地形学。以后，曾经有一位将军说过：“秦基伟这家伙，爱玩。当红军的时候玩命，当支队长爱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像，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的时候玩无线电，上甘岭上玩喀秋莎。”较起真来，这番话还基本上准确，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秦基伟性格的一方面。殊不知，“玩”岂止是玩，那是一个指挥员优秀素质的一个部分。秦基伟自己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永远都要与新事物保持联系，掌握现代化的装备，应该走在部下的前面，当一个洒洒脱脱明明白白的指挥员。”
秦基伟的助手之一，曾任第九纵队和第十五军参谋长、解放后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有中国原子司令之称的张蕴钰是这样评价他的老上司的：“咱们的一号当得明白，炮兵怎么用，工兵怎么用，坦克怎么用，一清二楚。战役设想他在心里酝酿，三天不说一句话，一句话说完了够你揣摸三天。作战会开完了，他拍拍屁股就走了，上山打猎去，开车兜风去，我这个参谋长可就忙坏了，司令部的参谋们那是一点不敢偷懒。他在外面轻轻松松潇潇洒洒地转了一圈，回来就要看方案，看作业想定，你别想唬弄他，一个连放在哪里他都知道，娱乐的时候他跟你耍扑克下象棋骂娘拱桌子怎么着都可以，作战时你疏忽大意弄出了责任他敢枪毙你！”
不能不说，秦基伟的这种性格养成，同一九三三年秋天的那次“电话事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