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秋天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季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雷电在欧洲上空汇集碰撞，最终于初秋时节爆发。当时还是个中尉、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统帅的埃尔温·隆美尔，在瓦伦尼斯作战中用一枝空步枪同三个法国士兵厮杀，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此荣获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在地球的另一块地方，隆美尔以后的主要对手***和布莱德雷，虽然没像隆美尔那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却在西点军校的球场上骁勇角逐，出尽了风头。在同海军队的较量中，西点军校队九战九胜。据西点军校一份资料表明，一九一四年的全体棒球队员，凡是留在陆军的，后来都成了将军。
当然，远在中国湖北省黄安县秦罗庄的老百姓们，对以上世界重大事件和几名将帅的轶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干脆说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本秦罗庄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这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老实厚道的秦辉显家又生了一个儿子。
没有祥云笼罩，没有紫光萦绕。哇的一声啼哭，脐带一剪，一个貌似普通的生命便简洁利索而理直气壮地走进了人间。在他诞生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任何迹像表明这将是个叱咤一方风云的龙虎之辈，会在未来岁月里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秦罗庄的人们在谈论这个孩子的时候所关注的，是秦家又生了个放牛娃，又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子，秦罗庄又将多一个耕田耙地的好把式。
如此而已。
这是中国大别山下一个普通的村庄。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着一块黑色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汗珠子摔成八瓣渗进土地，在那里结晶抽芽，长出沉甸甸的稻穗和麦粒。他们双手捧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养育着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他们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沿袭千年的纯朴民风和耕耘者勤劳善良的习性，又赋予了他们深沉的民族文化意识，他们崇尚圣贤，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历朝历代明君忠臣的故事。劳作之余，村口大树的树荫下，常有银须飘扬的老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诸葛亮七擒孟获、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那位后来成为解放军一员猛将的人物就是在这里蹒跚学步的。他有一个不算富裕但又充满温暖的家庭。父亲秦辉显和伯父耕种十余亩田地，母亲周氏勤俭持家，纺纱织布饲养牲口，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很早地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能够主动帮助大人们干活。举家和睦，日子里没有大富大贵的征兆，倒也乐趣盎然。
八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倒不是奢望他中状元，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成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
开始，对于念书他并不反感。
山村毕竟太小，道听途说的故事和狭隘的田间风光毕竟满足不了他那颗无限好奇的心。最初的几课，他瞪大双眼，津津有味地跟着先生走进陌生的远古，去了解人之初性本善之类，但他对这一套很快就烦了，课文千篇一律地枯燥，私塾先生摇头晃脑一成不变地乏味，学堂里黑梁灰檩死气沉沉。而窗外阳光明媚，花香鸟鸣，不远处的盐店河水清见底，鱼虾分明，如此大好时光，岂能被这浑浑噩噩的死学问误了？
于是乎，瞅个冷子，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或逮鱼捉虾，或引箭射鸟。广阔天地真是心旷神怡。当然，挨揍是免不了的，旷课的弟子被抓住，先生是要打手心的。这又应了一个伟人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打我的手心，我就逃你的学，你越是打得凶，我越是逃得勤。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男孩可能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最生动、最有趣的可能便是结成团伙进行“占山为王”的游戏，有些孩子模仿刘、关、张，有些则效仿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也有的更加具有想象力，幻想成为孙悟空，以七十二变的非凡本领擒妖拿怪。
不知是幸抑或是不幸，中国共产党的将军们没有麦克阿瑟之流的优势，也没有多数国民党将军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既不知道西点军校门朝何方，也没见过陆军学校，他们最初接受的军事教育是在老槐树下听老者谈古论今，诸葛亮曹操等人的故事常常使他们恨不得立马挺一柄青龙偃月刀出门杀他个荡气回肠。并且，这种教育立即就会被运用于实践，在广阔的田野和神秘的山沟里，在村口巷尾，在房前树后，他们按他们的理解做着打仗的游戏，而在游戏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渴望扮演常胜的忠良之将，并且开始运用智慧。
当然，并不是所有参加过这种游戏的人都能成为将军或元帅，坚持到底的，以此为生存方式的毕竟是少数。
他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小小年纪，他就显露了一个职业军人的两种品质，一是勇敢，或者说叫玩命，从小打架长大打仗都是不顾一切。二是智慧，或者说叫狡诈，在军事生活里，狡诈绝对是一个指挥员的优秀素质。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忆起他童少年时代是如何玩命如何富有心计了，但我们仍然知道他在打架斗殴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唯一的依据是：入学两年之后，他被勒令退学了。
那时候他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但他有明确的正义感，路见不平，挥拳相助，打出了威风，也打丢了学籍。
失了学，他毫不沮丧，他甚至蔑视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做死学问的傻蛋。离开学堂，投笔务农，他反而觉得如鱼得水。当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仍然不怀念私塾学堂，但他却对半途失学有了重新的遗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痛楚地认识到了文化缺少的悲哀，并敏锐地预见了由于没有文化而埋伏在前进路上的危机。于是他发奋学习，坚持每天写日记，常常对着镜子练演讲，而终于成为一个既有赫赫战功同时又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甚至颇有艺术细胞的军事领导人——这是后话。
严酷的磨炼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
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最灿烂的恐怕就要算这一段既不用上学也不为生活所迫的日子了。退学之后，父亲、母亲和伯父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对他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不是念书的料，就干脆种地。老大身体不好理当继续上学，兄弟俩有一个人多识几个字也就可以了。他的父亲和伯父正是这样分工的。
他于是成了家庭的后备劳动力。
不愿意读书并不等于脑瓜子不好使，庄稼地里一应活计他很快就掌握了。耕地插秧薅草施肥，样样干得十分出色。他当然不甘心当一个墨守成规的乡巴佬。业余爱好是广泛的，首先是武打，在经过若干次较量之后，村里同他差不多年纪的伙伴们均俯首称臣，尽管他也常常是鼻青脸肿，但了不起之处正在于此。别人鼻青脸肿之后大都撒丫子回家筛糠，而他在鼻青脸肿之后仍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到了最后，打不赢他的人怕他，能打赢他的人也怕他，他于是成了同龄伙伴的首领。他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最早就是在这群伙伴中练出来的。除了打架，他还喜欢哼歌，偶尔领着一帮小喽罗村前村后嚎上几嗓子，模仿大人唱小调，扭秧歌，其童年乐趣颇具特色。
然而好景不长。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瘟疫，相继夺走了父亲、母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家破人亡，半边天哗啦一下落下来，砸在他十一岁的肩膀上。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悲痛和恐怖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姐姐也出嫁了，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偌大一个农舍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一个孩子，白天门上一把锁，下田干活。收工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田里的草薅了，院子里的草又长满了。晚上睡觉，老鼠也欺负他，谅他奈何它们不得，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穿堂而过。鼠们要是来了兴致，还吱吱吱满屋子追着打架。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家里有一种绵蛇，不咬人，人睡着了它就爬过来吃人的口水。可那毕竟是蛇，他怕得要命。打架不在乎头破血流，那是因为毕竟是在与同类做着并非认真拼命的游戏，有股豪气便是胆。而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空洞洞的大房子里，在鼠蛇横行甚至还有鬼神等迷信传说的笼罩下，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不怕吗？十一岁的孩子果有豪气，也是脆弱的。
害怕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连喘气都不敢大声。蒙在被子里哆哆索索，战战兢兢，好容易才能迷迷糊糊睡着。
日子就这么辛酸而又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
每逢佳节，便是这个孩子最难捱的时光。
失去亲人的第一个八月十五那天下午，他早早地锁上门，独自一人坐在秦罗庄对面的山岗上。这天是团圆日，有爹有娘的孩子不会来找他玩。即使来了，他也快乐不起来，他们有温暖的家，有慈爱的父母，有香喷喷的月饼，可是他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的欢声笑语，他更觉得孤独。
由于家破人亡，这个十一岁的孩子，过早地体察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想当年，父母和伯父健在，家道殷实，自己一家在村中颇有威望，左邻右舍羡慕也亲近。如今只剩自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道一落千丈，三里开外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人们再也不愿意同这个穷孩子有更多的瓜葛了，生怕有朝一日他饿昏了冻病了会赖在自己家的门口……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村里大人们的这些思想活动。他只是凭着一个孤儿悲凉而又敏感的心，本能地注意到人们异样的目光，对他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于是在那个八月十五的下午，他独自坐在对面的山上，从林缝里望着自己的村庄。村人哪知孤儿心，那秋收后的喜悦，那合家团圆的欢乐景象，像竹签一样刺痛了他的双眼。
他仰起脸，把目光投向村后更远处的老君山、天台山，泪水顺着脸腮落在脚下的草丛里，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爹爹啊娘啊，你们在哪里呢？你们知道不知道幺娃心里好苦哇，你们快回来吧，搂着娃亲亲热热过个节吧，娃不眼红人家的月饼，也不馋人家的鱼肉，娃就想倚在爹娘的怀里当一个有爹有娘的娃……
想着想着，他就进入一个神奇的境界。
他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升天。望着遥远苍穹下渐渐变红变紫的山脊线，他看见那山脊在微微悸动，山坡上鲜花绽开。就在这花的海洋里，两个身影冉冉升起，向他款款飘来。飘近了，他才看见他们正是他的爹和娘。他欣喜若狂，顾不上擦去眼泪，一跃而起向爹娘扑去——却没料到，扑了个空。
倏然惊醒，他怔怔地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哇地一下哭出了声。
那天晚上，他在山上一直坐到月挂中天。
直到几十年后，那个美丽的梦幻仍然清晰于他的眼前，战功卓著的一代名将，忆起童年的生活，尤其是忆起中秋之夜对父爱母爱的思念，潮湿的目光中仍然充满了神往的渴望。
他在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一九二七年。
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上，湖北省的黄安县因其盛出红军将领而被誉为“将军县”，黄安也因之改名为“红安”。说中国革命不能不说鄂豫皖，说鄂豫皖不能不说黄安县。
秦罗庄在黄安县的北部，是片风景秀丽的丘陵地带。村庄座北朝南，背倚老君山、雨台山，面向阳台山，西临龙王山，东眺光宇山，不知道是一种偶然因素所致，还是当真被中国的传统感觉言中：钟灵毓秀，地杰人灵。群峰竞秀环绕秦罗庄，而且几座山名又贯穿了“君”、“台”、“阳”、“龙”、“宇”这些同君同上、同天地宇宙乾坤有着密切联系的字眼。这些山峰裹着一个秦罗庄，方圆不过三十公里。多少年以后有人置身于这片土地，仍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氛围。
从秦罗庄最前一户门前出发，下了岗子，走五十多米水稻田埂，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横着拦住去路。这条小溪常年流水潺潺，春夏之交，梅雨连绵，水涨溪宽，鱼游虾戏，给乡野伢子带去了不少新奇和乐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小溪再往东走，便汇入了稍大一点的盐店河，而盐店河流至七里坪，则融进纵贯大别山区的倒水河。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倒水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在七里坪镇倒水河的河滩上成立的。
水有情，山亦有意。
越过村南小溪，再往前走几十步，就是一座平地凸起的小山坡，与村庄遥遥相对。它给这个世界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山坡上那大簇大簇的映山红。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庄户人清早起床，打开院门，首先扑进眼帘的，便是沐着朝阳像燃烧火焰样的映山红，流光溢彩，绚丽辉煌，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若干年后，将军在回忆家乡地理风貌时，陷入美好的神往之中：“那是啊，早起看山，太阳一照，天地间亮灿灿的，满目都是金黄金黄的，露水反光，还水淋淋的。”
几十年的硝烟战火没有洗褪他对故乡的童年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诗化的。
但是，用将军的另一句话说，“山美水美可是日子不美，好山好水是看不饱肚皮的。”庄户人家更注重的是碗里的内容，而不是山上那些娇嫩鲜艳的花草。
一九二七年，外面的世界已是闹哄哄的了。
远在黄安千里之外的欧亚大陆上空，仍是战云密布。中国国内的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早在这年一月初，武汉老百姓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举行三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愤怒抗议英国水兵枪杀罢工工人事件；一月八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汉口；四月十二日，***发动反革命政变，数百名共产党人被杀被捕……
远处的枪声没有传到黄安。倒是黄安、麻城等县有一些本地人，有穿长袍的，有戴眼镜的，频繁奔走于城乡之间，秘密串联百姓，给僻偏的山野带来许多新奇的神秘色彩。
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头夜里下了一场暴雨，露珠还在叶子上滚动。黄安北部山区的土质是红粘土，雨水一渗，又板实又平坦。伢子们清晨照例去放牛，牛儿还是那般摇头晃脑快活得哞哞直叫，草儿还是那般挂着雨露晶莹柔嫩，太阳也还是以往的那个太阳，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千真万确有一件东西像钻石一样嵌进了秦伢子那双机灵而又充满忧郁的眸子里。
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发现——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如同米面馍馍一样大小形状，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印在地面上，纹络清晰异常。
众牛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印在地上的是何物。
秦伢子自然也不知道，他上前蹲在地上看，又站起来后退几步看，然后东瞅瞅西瞧瞧，冷不丁冒了一句：“莫不是孩（鞋）子？”
“对，是孩（鞋）！”紧接着就有人响应。
“像孩（鞋）。”又有人恍有所悟。
七嘴八舌，各自发表高见，最终统一了认识，印在地上的，是一双不是寻常的鞋印。
这双鞋印，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不仅使这几个牛倌惊奇不已，而且对整个秦罗庄的传统文化都是一种冲击。它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是从秦罗庄大山屏障之外的广阔天地里来的。一句话，这双鞋印是有来头的。
秦罗庄的人是踩不出这种鞋印的，它不是线纳的，也不是麻搓的，不是平坑，而是有着精美图案的。
接着，一个牛倌又发现了一双。
还有一双。
再往后，就见多了。田埂上，草棵里，盐店河边的沙地上，到处都发现了这种鞋印。与这鞋印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贴在墙上的标语，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之类，看了真带劲！
消息就像投进池塘的石子，很快便在山乡荡漾开来。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经过世面的私塾先生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又有共产党往南边去了。
证据便是那些鞋印。
那样的鞋子是胶底鞋，也被外边的人们称作“马克思鞋”，作田人是不穿的，只有扛枪打仗的人才穿这种鞋。乡下人传得活灵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人都是共产党，他们走的是一条叫作“革命”的路，这种路走到头，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
这种传说是极具诱惑力的。
回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从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无数次农民运动，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民主革命运动，虽然在性质、组织纲领和最终目标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其参与者却有很大的相同或相似之处，那便是官逼民反，民不聊生为一切造反运动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没有谁比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更孤独的了。
没有谁比这个既无母爱又无父爱的孩子更渴望有一个家了。
没有谁比这个一无所有的孩子更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了。
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者。
对于穷人来说，打土豪、分田地，没有比这再好的事了。
举首四处望望，只三间老屋，家什物件纷纷卖入他人之手，锅碗瓢勺破破烂烂黑不溜秋，出门几步，良田厚地均划在他人名下，自己留下的那几亩薄地一无水二无肥，只长草不长粮食。
天上的太阳很亮很扎眼，心却很灰很泄气。
左思右想，日不能静，夜不能眠，心里像有一种东西被灶火燃着了，越燃越旺，最后燃成一片势不可当的火焰。
他娘的，丢掉这堆破烂，离开这个穷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于是就成天痴痴地想，骑在牛背上，遥望天边与大山的接洽处，眼巴巴地盼着过来一支灰衣灰帽穿“马克思鞋”的队伍。
有了明确的主张，日子就过得有条理了，心里也有了支撑，除了放牛作田，剩下的全部大事就是一个字：等。
已经是深秋了，山外刮进来季节的冷风，装满了他的那间稀里哗啦的破屋子。那屋子，连冷风都不愿意久留，刚刚进来，又从四壁透亮的缝里钻了出去。
可是，他没法出去。这儿好歹是个家。离开这里，他连破屋子也没有。
冷飕飕的。他在院子里堆了几尊树根，拎过一把斧子，把庞大的树根劈成一截截小块。冬天，下雪了，出不得门，窝在家里烤火，树根是最熬得起燃的。
然而毕竟年纪太小，斧子举得尽管很高，可落下去还是轻飘飘的，少年劈树根，就像蚂蚁啃骨头。
正在满头大汗地干，虚掩的院门被踹开了。本家的一名堂叔旋风般地跌进来，惊惊炸炸地喊：“还劈个么事，闹革命了，还不跟我打县城去!”
他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看见门外又有一群人，手里拿着梭标、大刀之类的家伙，一边奔跑，一边咋唬，这才恍惚明白，这就是大鼓书里说的：要起事了，要反天了，要换世道了。穷人造反打江山，水浒一百零八将，闯王李自成夺天下，天王洪秀全闹长毛……官逼民反，民不聊生，不得不反……霎时，从大鼓书里听的，从大戏里看的，听老辈人传的，那一串串轰轰烈烈的故事象盐一样射进了血管。
多少个饥饿寒冷的夜里做过此类辉煌的梦啊。
这龟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这是他的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层思想。
反了，我不反谁反？最该反的就是我!这是他的第二层思想。
“叔，我跟你去！”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重大的选择面前，在生死攸关未来莫测的严峻关头，这个十三岁的少年既不显得悲壮也没怎么激动。
他掂了掂手中的斧头，平静地问：“我就带上这家伙？”
堂叔一把夺下斧头，说：“你这家伙管屁用，尺把长的柄，还没等你近身，人家早一刀砍过来了。给你这个。”
他伸手接住了，是一柄缀着麻绳红缨的梭标。
他扛着这根梭标，并趁堂叔不注意，还是把斧头揣进腰里，然后跟本村的乡亲们一道上路了。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黄（安）麻（城）起义开始了。
对于起义，他是半明白，半懵懂。但有一个原则，村里的穷人参加而富人害怕，这就是他之所以毅然跟随起义队伍前进的基本前提。那时候，他不可能从理论上先弄明白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决定是否参加。他衡量可行与不可行的唯一尺度，就是看哪些人乐意和哪些人不乐意。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尽管这是几年后才由***概括出来的一种行为准则，但是，在此之前，绝大多数革命分子正是以这个原则选择自己的道路的。
当天下午，起义的群众汇集在黄安北部重镇七里坪，在那里编队动员。然后于当晚子夜浩荡南下，直指县城。地上，万头攒动，梭标大刀寒光闪烁。中天之东，悬一轮丰盈的半月，冷静地注视着中原沃土大别山麓的这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的农民队伍，注视着这群衣衫褴褛而又手舞足蹈的庄稼汉子。
他们要干什么？
打天下夺江山去也。
一路奔袭，到了打鼓岭，累加激动，他的小脸憋得通红。
伢子，怕吗？一位满脸络腮胡子、背扛大刀的乡亲跑前跑后，俨然是个组织者。路过他身边，大约是看他年龄太小，便停住脚步问他。
“有什么怕的！”他答，转动脑袋，看了一眼漫山遍野的队伍。
是啊，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中国的农民运动提供了这样一条经验，人多不仅力量大，胆量也成倍地增加。
“知道我们这是干什么吧？”络腮胡子又问。
“革命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嗬？络腮胡子惊奇了。笑了笑又问：“革命是什么呀？”
这回轮到他语塞了，吭哧了半天，才反问：“你说革命是什么？”
络腮胡子想了想，说：“什么是革命呢？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老财，让老百姓都有饭吃。”
“就这些？”他问。
“约莫就这些。”络腮胡子不太肯定地回答。
他没说话，但他在心里并不认为就这么简单。革命这个词儿他听了好几回了，革命的理儿也有所耳闻。他琢磨，革命绝不仅仅是要打倒地主老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肚皮问题，革命可能还有比这更要紧的目的。
五十多年后，将军在口述回忆录时曾实实在在地说出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不能否认，我对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最初曾寄予一种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希望，甚至在我迈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也多少有一些行侠仗义的动机。但是，我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还是由于阶级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意识。那时候还小，百事不懂。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进化人类文明，这些概念别说想了，听都没听说过。”
从七里坪到县城，弯弯曲曲五十多里。起义的队伍人山人海，刀枪林立，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顶着皓月直达城北三里岗。天亮时分，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枝，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
一直处于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黄安县，转眼之间红旗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