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到达太谷后不久，山西的抗日形势便骤然紧张起来。因为有人向阎锡山告发，共产党员杜任之被阎锡山撤去县长职务。
由于日军占有绝对的优势，忻口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有的部队整团整营被打垮。坚持二十三天之后，中国抗日军队含恨撤出战斗。接着太原也失陷了。第二战区长官部退至临汾。日军步步紧逼直指晋西。
省城一失陷，太谷顿失屏障，阎锡山的县政府官员早已逃之夭夭。接替杜任之县长职务的刘钰携带两千块大洋去向不明。十一月六日夜，秦基伟等人带队摸进县政府。里面空无一人，但仓库尚存有一批武器，还有阎锡山存放在太谷没来得及运走的棉被和军衣。
这真是人助不如天助。秦基伟派人四处搜寻，找了几驾大马车，装得不能再装了，这才浩浩荡荡出了县城。也不知太行山在哪里，老远望见东边有山，便向东走。第二天晚上，队伍经惠安村抵达东峪山，队部召开会议，将队伍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由秦基伟担任支队长，地下党县委书记侯维煜任政治委员，杜润生任参谋长。
队伍是带出来了，名称也改了，可这并不等于说这支队伍就货真价实的是八路军的队伍了，就能像八路军一样服从命令行军打仗了。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它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知识分子多，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员都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他们大都是铭贤中学的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以后曾担任过中国党、政、军内省、部、军以上领导，例如原***副校长侯维煜、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之、吉林省委书记宋洁涵、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许志奋、国务院某部副部长郭今吾，等等。他们参加革命最早的一步，都是在“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里迈出的。这支队伍的第二个特征是女同志多，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的爱人翟英，刘邓的参谋长倪志亮的爱人石玉瑛，著名外交家、文化部长黄镇的夫人朱霖等等，都曾经是秦基伟手下的兵。只不过，那时候她们还是热情有余、幻想灿烂而底气不足的小姑娘。在她们的身上，既有美好的革命理想，也有美好的革命斗志，然而，她们毕竟是学生，而且多数出生在富庶人家，娇生惯养，一下子还不适应这种艰辛颠沛的八路生涯，因而哭鼻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几经辗转，队伍终于到达太行山的中心榆次。秦基伟想起，张浩曾经说过，师部民运部长赖际发就在这里组织工人队伍，便派人去同赖际发取得了联系，通过赖际发向师部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然后继续前进至下武村，在那里休整待命。
有了落脚点，松了一口气，有劲折腾了，故事就多起来了。
这些学生，虽然干革命是头一遭，但革命的理儿却知道不少，还不光是中国革命的事，连老外是怎么闹革命的他们都知道。
磨嘴皮子，十个秦基伟抵不上一个丫头片子。
在下武村，秦基伟规定了行军纪律，规定了作息时间，规定了一日生活秩序。条条规定都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执行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可是，这拳头再有劲，一拳打在棉花套子上你就没招了，那些学生兵们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连队列训练都没搞过，你让他从哪儿来的服从命令的习惯？才不习惯呢！支队长规定早晨要出操，可女孩子们早晨起床又是洗又是梳又是抹，让你干急无法。
学生们自然有自己的道理，说外国革命那是高度的民主化，领导批评人都要开会商量。有民主就有自由。自由在吃饭问题上体现得尤其充分，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伙房做的，也有自己做的，还有拿着东西跑到老百姓家里换饭吃的，真是五花八门。
除了一个秦基伟，这支队伍包括支队其他领导，全是学生。红军的那一套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作风行不通了。仅仅是解决一个统一吃饭的问题，就把秦基伟累得人仰马翻。
凡事都要支队长亲自下手。
秦基伟让人在院子当中挖个行军灶，自己抱一柄丈把长的铲子左掀右抄，炒大锅菜。饭也是亲自做，淘米、架柴、兑水、焖锅，每一道程序都严格不苟，边示范边讲解。做好之后，一桌桌摆好，统一号令，大家一齐吃。
每当这时，秦基伟便拄着铲子在一边看，战士们吃得越香，他这个支队长兼伙夫心里越甜。
战士们因此而表扬支队长：老红军手艺不错，饭菜味道可以。
吃到最后，有些战士意犹未尽，就提出批评：量少了，不够吃。
支队长二话不说，吭吭哧哧又埋头制作，直到大家都嗷嗷叫吃饱了为止。
一九九五年初春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北京京西宾馆五〇五房间内，集聚着几名从“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走出来的老战士，他们是：石玉瑛、翟英、刘韵、郭今吾、朱霖。当年的学生娃们，如今也都进入了古稀之年，回首往事，童心不泯。回忆起他们的老支队长、老司令员，仍然嘁嘁喳喳，七嘴八舌。他们有太多的话题，有太多新鲜的感受。
那位在太谷游击队里以胆大泼辣著称的翟英一边大笑一边说：哈哈，说起秦司令，那笑话就多了。你们信不信？秦基伟在反动派面前不流泪，在日本人面前不流泪，可就是让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丫头给整哭了。
朱霖得意地插话：不客气地说，还不止一次。
翟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石拐。一二九师叫秦基伟带领队伍去破坏白圭到晋城一线的铁路。那秦基伟当然不含糊啦，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可我们不买那个帐，虽然穿上了八路服装，但还是把自己当学生，大家七嘴八舌，都不愿去。秦基伟一看这阵势可急坏了。他是外地人，控制不了队伍，孤掌难鸣，急得蹲在地上直抹眼泪，一边抹还一边说：不去破路，完不成任务，师首长不是要我的脑壳吗？大家本来都是学生，也没有个坚决的主意，一看他哭得伤心，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上本地的几名领导也出来帮助做工作，这才完成了破路任务。
朱霖：秦基伟同志是湖北人，方言味很浓，也闹出不少笑话。下雨他说“下乳”，日本他说成“嗷本”，稍不注意就听成是“二本”。游击队下到工厂和农村去宣传抗日，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我演香姑。我们一演完，队里领导干部就站起来讲话，喊口号。宋洁涵是东北人，把日本说成“意本”，很容易被听成“一本”。宋洁涵喊完秦基伟喊。这下把群众搞糊涂了，宋洁涵喊的是“打倒意本帝国主义！”，秦基伟喊的是“打倒嗷本帝国主义”。一位大娘问我：“妮子，到底要打倒一本帝国主义还是二本帝国主义？”你看洋相不洋相？
与朱霖同时参加游击队的、曾任太谷县抗日政府教育科长的石玉瑛说：那时候，秦基伟是很辛苦的，我们不会行军，不会打仗，不会宿营，不会警戒。太原失守后，秦基伟带领我们上山打游击，天啦，谁走过那么多的路呀？秦基伟身上扛了很多东西，可女孩子们还是把枪交给他，把他累得够呛。那时候的指挥员就像吃苦耐劳的老妈妈，一点特权也没有。
翟英：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也不知该怎么住。秦基伟同志就带人去号房子。多半住在老乡家。晚上叫我们站岗。妈呀，那黑咕隆咚的，咱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站啥岗呀？别说捉汉奸，汉奸送到面前咱也不敢抓。没办法，还是秦基伟他们老红军警惕性高。咱们站明岗，他们也得暗着轮流巡逻。
朱霖：我记得还有一次，因为吃鸡，也把秦基伟整得不轻。他在一二九师时发津贴攒了两块大洋，他说过有机会要请大家吃一顿。后来他让警卫员买了一只鸡。因那时我们山西人不太爱吃鸡，他同警卫员把鸡炖吃了。大家于是召开民主会，七嘴八舌。有人说苏联革命艰苦时期，斯大林连面包都舍不得吃。你这个支队长倒好，买鸡只顾自己吃。秦基伟同志委屈地说，我请大家吃，可大家不愿意吃，我有什么办法呀？学生们又说了，你明知我们不爱吃鸡，就偏偏买鸡，这不是故意不让我们吃么？你当支队长的自私。你看，怎么说怎么没理，秦基伟浑身是嘴也说不过小知识分子呀。尤其是女孩子们，最爱提他意见，什么鸡毛蒜皮的意见都提。他为啥苦学文化呢？硬是被“逼”出来的。
诚如秦基伟自己以后回忆所说：“那时候带那样一群学生娃，真把人难为死了，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尽管如此，我仍然很喜欢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有理想、有文化、有朝气。他们的缺点是暂时的，一旦走上了正轨，他们会比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同志更有优势。当然，他们从骨子里还是尊敬我的。一方面我是老红军，另一方面，在接触一段时间后，他们对我的胆量和魄力还是服气的。”
事实也确是如此。作难虽然作难，但归根到底，秦基伟在这群学生娃们的心中，形象是高大的，是受到普遍尊敬并且信赖的。朱霖以后就说过：
……到动委会报名的铭贤同学愈来愈多，最后集中起来有五十多人，其中女同学十二人，加上北平来的二人，共十四人。太谷城里参加民先或牺盟会的师生、在平津和太原的太谷籍学生，民先和牺盟会总部撤到太谷的干部，一起都来到动委会，一时热闹非凡。八路军一二九师派来的老红军有蒋克城、何幼清、成德发等三人。后来，秦基伟同志也来到了动委会，他背着背包，穿着草鞋，戴着斗笠，神采奕奕。我们大家拍手欢呼。在动委会吃大锅饭不要钱，每天和女同学一起到各学校教唱歌。当时最受欢迎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救救中国》、《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等。太原的救亡剧团撤退下来，还帮我们导演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大家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这时，我感到有地方党、老红军和大哥哥、大姐姐为依靠，真是无忧无虑，前进道路上有什么困难，好象不需要我来操心，觉得我自己已经获得解放，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应该说，这种感受不仅朱霖一个人有。当年一起加入太谷游击队的学生们，像许志奋、石玉瑛、翟英、刘韵，包括当时的老师郭今吾，都有很深的印象，都记得那时候的秦基伟是一个“很有精神”的人，是“神采奕奕”，他们最初就是从这种“精神”和“神采”上认识了红军、八路军，感受到了一种无声而又威严的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希望。这也印证了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话题回到一九九五年春的京西宾馆。
在回忆到秦基伟履行教官职责时，这群由学生成为军人而今天终于成为老革命的老人们几乎众口一词：那是没说的啊，红军的师长，在一二九师教导团受过训，人家那教官当得地道哇。教射击，教刺杀，什么动作都要做示范，都要自己一遍一遍地做。别看没文化，讲起教程那是头头是道，条理分明，清清楚楚。这个人要是有文化，那就不得了，那是要当大军事家的。
郭今吾说：秦基伟的枪法好，有人说百步穿杨，举枪能打天上飞鸟，甩枪能射水下游鱼，这我没见过，不知道有没有夸张。但我见过他一件事。那一次娘子关吃紧，汤恩伯的散兵逃下来，到处都是，在村里欺负老百姓。老百姓到游击队里报信，大家吓得不行，特别是女同志，脸都吓白了。秦基伟同志拍了拍腰里的盒子枪，大手一挥说：走，带我去看看！我们有几个胆大的，战战兢兢地跟在他后面，走到一个巷子里，果然看见十几个逃兵，在捉群众家的牲口。秦基伟大喝一声：“住手！”那些兵愣了一下，马上吵闹起来，想耍泼。秦基伟抽出驳壳枪，当当两响，把院中央桌子上的两个花瓷碗打碎了。那些散兵全愣住了，这才看清秦基伟的“八路”臂章，一个个乖乖地住了手。后来秦基伟就站在大桌子上，掐着腰，给他们训了一通，无外乎是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最后还说了几句，意思是不许欺负老百姓，这次算了，下不为例，再有欺负老百姓的行为，让八路军撞见，休怪手下无情。这几句话，秦基伟说得很严厉，一边说还一边拍腰里的盒子枪。我们觉得真解恨，汤恩伯的逃兵都吓得大气不敢出。
朱霖说，秦基伟同志还是一个很有耐心很细致的同志。教射击，教刺杀，教卧倒躲敌人子弹，教打背包、打绑腿。长途行军，脚打泡了，我们吓得哭，除了哭，一点办法也没有。秦基伟他们老红军就给我们烧热水烫脚，亲自给我们挑水泡。他很有经验，用头发把水泡穿透，头发丝不取出来就留在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把皮剪掉了，那样容易感染。我从来没见秦基伟发火……说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女孩子多，爱耍小心眼，爱怄气，爱攀比，就像小孩子，今天谁对谁好啦，明天谁偏心啦，是是非非的小毛病也是经常有的。说到这里，我就觉得秦基伟他们那批老红军是很过硬的，有严肃，有关怀，但在一群女孩子中，从来不轻浮，从来都保持威严而又慈祥的形象，像个长者。其实，他也就只比我们大六、七岁。
石玉瑛说：有些人就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轻浮一下就完了。因为非常崇敬他们，都神化了。在我们心目中，他们就是党的化身，就是红军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正因为至高无上，才是战无不胜的。你要是在女孩子面前不检点，那算什么呀？那形象一下子不就垮了吗？
似乎可以说，最初接触的时候，在这些小知识分子看来，秦基伟等老红军是神秘的，而在秦基伟等人看来，这些学生娃也有他们的神秘之处。或许，面对同样的敌人，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喝一锅水吃一锅饭，他们由不熟悉到熟悉，由不适应到互相适应，最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这里面有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老红军和小知识分子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慢慢地，艰难地，又是顽强地向对方走去。这种互相熏陶从而达到互相提携进步所产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是巨大的。
实践证明，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无论是农民出身的红军将领还是自幼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分子，只有当二者走到一起的时候，当他们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感染、彼此向着对方取长补短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是强有力的。智慧与勇气、理论与实践、技艺与灵感、见识与感觉，一切与人的行为紧密相关的素质集合在一起，碰撞、交叉、吸引，很多优秀的人物就是这样诞生的。然而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红军出身的农民将领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交融并不是天衣无缝的。在许多地方，他们缺乏远见也因之缺乏气量，彼此看不起，土生土长的指挥员认为那些半路出家的知识分子们娇、笨，知识分子们则认为老指挥员们粗、蠢。很多人就是在这种看不起和不接受中变成了有勇无谋或者有勇而无智的永远的匹夫，另有一部分人则永远成了对革命一知半解对战争从无亲身体验的永远的“白面书生”——革命队伍中，这种人并不少见。目光的长短，绝对是决定政治境界的标尺。
秦基伟不失时机地靠近了知识分子。
以后的岁月里，他曾深有感慨地说过一段肺腑之言：“我这样一个工农干部领一群知识分子，可以说是陷入了文化人的重重包围。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跟他们在一起，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是行不通了，那种光凭热情帽子一甩大喊一声‘冲啊’的指挥作风不灵了。你只要做错了，他们就敢批评你。一开始接受不了，还发两声脾气。批评次数多了，问题挑明了，你就没脾气了。他们强迫你动脑筋想问题。坦率地说，那时候我表面上昂首挺胸的，实际上心里是有压力的。我想，他们现在尊重我服从我，因为我是老红军，我有作战经验，敢死打硬拼。再过几年，他们经过实战锻炼，胆量炼出来了，经验也有了，再加上有文化，就是栋梁之材了。而我们这些人如果继续没有文化，那不是要被淘汰吗？想到这样一层，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学习意识了。客观地说，我是他们的上级，我有我的长处，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长处。他们要向我学习，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我只有把他们的长处都吸收过来了，丰富了自己，才能更好地领导他们。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坚持学文化，写日记。另外，大家反映我讲话还可以，敢讲，也能讲，但是还缺乏表达技巧，姿势也不是很注意。我记得就是在下武村待命的那段时间开始，我就有意识地练习演讲了，经常一个人悄悄地站到树林里，面对树木、杂草，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重要讲话’”。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这种远见的。也不是所有的工农干部都知道练一练“演讲”的必要性的。谁有这个远见，谁有这个自觉性，谁就会得到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