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皎洁的皓月挂在幽蓝的天幕上。

月光从狭小的窗缝里泻过来，慢慢地挑开了他沉重的眼皮。他茫然四顾，黑咕隆咚的，唯有远天的月亮，静谧而且亮丽。月亮背后的天幕，高远纯静。

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境界。在故乡，在盐店河畔，在自家对面那开着映山红的山岗上，也有这样又大又亮的月，小伙伴们就在这又大又亮的月下玩着一百零八将占山为王的游戏……

突然一声断喝：“干什么！”传过来，才恍有所悟。娘的，如今已身陷囹圄成了阶下囚！

他撑起身，用手抠了抠墙。墙是砖墙，但接缝处土质已松，他渐渐地抠出一把土沫，碾碎。

他已经记不清是昨天还是前天抑或是更早些时候的那个下午，他和他的三名游击队员在祁连山上冻饿交加，再也无法坚持了，下山寻着一户牧民，买了一只羊煮了，几个人天堂赴宴般地尽情饱餐一通。最后一根骨头啃光后，就再也没力气了，围着那盆通红的干牛粪火塘，东倒西歪地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境地。

他们委实太困太乏了。在祁连山上若干昼夜，别说睡，眼皮合久了，也会冻在一起睁不开。此刻的这几位红军战士，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不在乎，终于吃饱之后，他们唯一的需要是睡觉，是把数日来被寒冷、饥饿和疲乏折磨得行将崩溃的神经彻底温暖过来，充实起来、松驰起来。

这一觉好香啊，香浓而又绵长，感觉中睡过了十年二十年。

醒来已是第二天凌晨。他们几乎是被一阵山摇地动的喊声惊醒的。前来捕捉他们的马家军简直惊奇，这几个红军好大的瞌睡，把枪从他们怀里拽出来他们连动都不动。没有比这更好对付的敌人了。

秦基伟睁开了眼睛。睁开了又闭上了。感觉到不对劲儿，又睁开，使劲地眨了眨，这才发现，几眼乌黑的枪口正对着脑门，像几株张牙舞爪的老树枝。

心中骤然一紧：糟糕，当俘虏了！

再一个意念袭过来：当俘虏还行？拼他娘的!

于是，一个鹞子翻身，伸手夺枪。岂料双臂已被反扭，哪容半点松动。既然动弹不得，无奈中只有破口大骂的份。

“狗日的马家军，有种你砍了我，砍了老子，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反正是到手的猎物，马家军官兵倒是不急不恼，慢慢腾腾，从从容容地理着绳子，捆绑俘虏的手脚。

另外几名被俘的同志也跟着大骂。大家明白，身陷此境，逃脱是不大可能了。不甘被擒，惟求速死。

秦基伟一边蹦跶一边高声叫嚷：“你们听着，你不杀我，要是跑脱了我，砍你十个八个的不费我事！”

一个士兵照屁股砸了他一枪，喝道：“南蛮子，逞什么能！再蹦跶我跺掉你的脚踝拐!”

秦基伟瞅准时机，往前趔趄一步，弯腰拱背，前腿弓后腿绷，照那个揍他屁股的士兵的小肚子撞去，一撞将那家伙撞个四爪朝天，脑袋磕在石坎上，顿时血流如注。

马家军的军官火了，骂了声极其肮脏的西北俚语，拎起马鞭子纵身扑过来，照秦基伟劈头盖脸暴风骤雨般地抽打。

马鞭醮着鲜血在空中飞舞，那个残忍的马家军军官累得气喘咻咻，也无法制止秦基伟一声高过一声的怒骂——直到他完全昏迷为止。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在西北高远的月色中苏醒了。

动一动肢体，浑身火烧油煎般地疼痛。无数道马鞭抽下的血痕，就像无数条细而紧箍的毒蛇，将他缠绕在格格作响的巨疼之中。

他开始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

胜败乃兵家常事，生擒活俘也是交战双方经常遇到的事。生与死，都是无所谓的事了，重要的是，如果死了，算不算为革命到底了，最后一滴血是不是为革命而流？如果活着，会不会损害革命，怎样才能接上继续革命的茬？

那一夜，他时昏时醒，想得好苦好苦。投身革命七八年了，脑子里装的全是两个字——革命。对于受过特殊教育的红军战士来说，革命高于一切。

天亮了，看守送来一土钵子青稞稀粥。伸出舌头舔舔，他娘的，还有盐。没想到伙食还挺好。

喝完粥，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放风。天哪，那么多熟人，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有干部，有战士，有男的，有女的，有伤的，有残的。

这一下，他激动了。他原以为就他们三个人不幸落入敌手，万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患难战友。心里顿时一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这么多人，只要活着找机会逃出去，编一个营一个团都没问题。再说，长征的时候，就明确了，如果打散了，就地发动武装。红军就有这个能耐，一个红军战士就是一粒火种。一粒火种就能燃起一片燎原之火。

过了几天，见他没有寻死闹事的表现，看守的马家军便取消他的“单间”待遇，枪托抵着屁股根，把他撵到了一个大马厩里。那里面住着几十号人。

人一多，他就如鱼得水了。没过几天，原先不熟的，也熟了。这才知道，他们被俘到这里，还是不幸中的万幸。俘获他们的是马禄的队伍。马禄同西路军作战时，曾有一次被包围，几近全军覆没。西路军首长出于抗日大局考虑，向马禄晓以大义，双方达成默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放了马禄一条生路。马禄出于感恩，或许本身对中国革命有同情倾向，所以才没杀红军俘虏，而且伙食还搞得不错。若是被别的马家军俘去，那就悲惨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这期间，在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委徐立清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张掖狱中支部，成员有卜盛光、徐立清、秦基伟、方强等人。支部的工作中心很简单也很明确，就两条：一是教育全体被俘的红军官兵，保持革命气节，誓死不当叛徒。如果被敌人杀害，要喊口号，要让群众听到红军的声音，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杀了红军多少人，待以后红军的队伍来了收尸报仇。二是做好暴动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要组织大家逃跑。能跑多少跑多少，跑出去后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然后向东寻找红军主力，再赴抗日战场。

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高涨，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在抗日的大局下起着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在押的政治犯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虽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根本愿望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政治犯们的待遇确实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这种改善，秦基伟有很深的体会。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红军也不是青一色的英雄好汉，也有懦夫，也有孬种。被俘之初，一个叛徒认出了秦基伟，对马家军说：“那个麻子团长好凶噢，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

秦基伟心想：妈的小叛徒，大约是长征中挨过我的训，记仇记到这里了。你说我是团长我就是团长啦？脑子一转，点子就有了。

敌人审讯时，把桌子拍得咚咚响，说他不老实，明明是红军团长，居然瞒起来，谎报自己是伙夫。

秦基伟不慌不忙，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实话说吧，我当过连长，但真的没当过团长。我当连长时负伤了，不能作战，便让我训练新兵，一大堆新兵在一起，名义上叫新兵团，其实也没个编制没个委任状，怎么能算团长呢？”

审讯者见秦基伟说得振振有词，且滴水不漏，起初是半信半疑，接着就信大于疑，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又出个大一点的叛徒，不供秦基伟是团长师长，也不供他是总供给部的处长梯队长，而供他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这一下，知名度大大提高了。谁不知道徐向前呀？在徐向前手下当参谋，那是高参啦，可了不得。

没准这叛徒还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徐向前的高参在监狱里，很快便传开了。马家军很重视，这么一个大人物，可不能有什么闪失。万一国共合作成功，徐向前来要他的高参，好歹得有个交代。这以后，打是不敢的，骂也很少了。伙食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每天两大钵子青麦稞盐巴粥。

秦基伟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由于中共强烈要求，马家军只好把这批战俘送往兰州，交给***嫡系胡宗南的部队。

在兰州住了一周多，狱中的同志们也渐渐地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国共两党已开始谈判，中共在兰州、西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正在同国民党交涉，要把关押在西北监狱的红军官兵全部要回，送往延安。

不久，中共中央派代表张文彬赶赴兰州，看望狱中同志，给大家讲了话，讲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抗日趋势。他告诉大家，已经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在押的红军官兵一律放出去参加抗日，目前正在办理手续，让大家耐心等待。

这个消息无疑是胜似春风，秦基伟等人的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此后便是耐心等待。说耐心，但心是不可能耐住的。等了十多天不见动静，那颗心就耐不住了，用翘首以待、望穿秋水等词来形容皆不过分。

用秦基伟的话说，“那真是度日如年！”

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有了动静。等到弄明真相，被俘的红军像被兜头泼了一瓢凉水：放倒是真的要放，但放得有名堂。红军战士要送往延安，而红军干部则不往延安送，而是送到南京感化院，去“换脑子”。

天哪，脑子一换还是共产党员吗？换了脑子去当国民党，那是想都不愿想的事，那还不如死了拉倒。

果真，没两天就启程了。

秦基伟等人一分析路线，果然是往南京。瞅个空子，支部几个人碰了头，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还是要跑。

毕竟是国共合作了，仇恨的目光共同地注视着猖狂侵略的日本鬼子，笼罩在国民党官兵尤其是下层士兵中的对于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敌意，也明显地淡薄了。对于这群在押的红军官兵，再也没有那么戒备森严了。

夜晚宿营，让红军官兵住在骡马店里，四周撒一些岗哨，还有个警戒的样子。白天行军，情况则大不相同。一千多人的在押队伍，男男女女，老弱病残。加上支部特意关照，大家故意磨蹭，一走起来，你拉屎、我尿尿，你提鞋，我歇脚，前后拉有几里地长，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并不多，只有一营。按道理，这个营的兵力应该分散配置，穿插在在押队伍之中，但或许是大意，也或许是怕在押的红军收拾他们，这个营采取的办法是集中配置，三个连队，首、中、尾各一个。路走长了，往往有里把路见不到押送的国民党兵。再加上路两边修了很多碉堡，又是丘陵地带，走不多远便可以看见一个山包，遮蔽物多。有利条件如此之多，再不逃脱那就是太傻而特傻了。

在这批被送往南京的红军官兵中，有一个叫赵瑛的女同志。几十年后，这位当年英姿飒爽的红军战士回忆起“回到党的怀抱”那一幕，被岁月布满坎坷的脸上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激动——

……

一天，我们几个女同志走了一段路后，就往地上一坐，说是走不动了，要歇一会儿。国民党兵喝三喝四地催我们上路。我们根本不理他们那个茬，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我们渐渐地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上来几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带着草帽，穿着长袍，有的还戴着墨镜，全是商人打扮。有两个跟后边的士兵唠了起来，有一个走到我们跟前，主动跟我们搭话。那当口，看他们那身打份，特务似的，理都不想理他们。没想到，有个人向后边瞟了一眼，机警地小声说：“我是一方面军派来的便衣队，这是组织上送给你们的盘缠。逃出去，朝庆阳方向找援西军驻地。”随手把一叠票子塞到我们的一个同志手里，然后装腔作势地大声说：“你们这帮共产丫头，都快点回家找你娘去吧！”说完，骑着自行车跑了。

天啦，这一语双关的话说得我们心里忽喇喇地直发烫。是啊，我们这些日子，白天想的，夜里梦的，不都是回家找“娘”吗？

这天晚上，我们宿营在黄河岸边的桑园子，住在一个二进的大院里，我们住在里院，秦基伟等男同志住外院。大家把巧遇便衣的事情悄悄地传开了。我们这才知道，走在前边的同志也收到了便衣送来的钱。不一会儿，从外院传过来一句话：“做好准备，今晚动手。”这一下，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又兴奋又紧张。大约三更时分，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窗户，一个男同志在外边低声说：“岗哨摸掉了，大家分开行动。快！”

事到临头，我们反而镇静了，迅速而又从容地跑了出去，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我们大约二百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桑园子。

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我们一口气跑了好远。天快亮了，我们隐蔽在一片麦地里。过午，秦基伟等几位同志出去了解了一下方位和奔往庆阳的路线。天一黑，我们就摸索行进在荆棘丛生的山村小路上。我们整夜地钻着树丛，衣服被挂得稀烂，脸和手也都被划出了许多血痕子。但是，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大家决不停留，只有一个信念：往前走，找到自己的队伍。

我们昼伏夜行了五天，终于来到援西军驻地——平凉附近的一个村子。当我们看到头戴五角星的首长和同志们时，许多同志抱头痛哭起来……

关于这次逃脱，秦基伟本人也有详细的回忆，主要情节同赵瑛的回忆相吻合，但在逃路的时间上，与赵瑛记忆略有不同。他记得他自己逃出来是在白天，因为白天队伍拉得长，看押的国民党士兵顾头不顾腚，根本看管不住。他说：“我是假装解手溜到路边的。假模假式地把裤子脱了一半，瞅瞅前无兵后无丁，裤子一提，腰带一掖，溜之大吉。”

白天也好，夜间也罢。借屎尿的名义逃之夭夭也好，真枪实刀干掉敌哨兵鞋底抹油也罢，形式或许五花八门，而结果同样是漂亮的，那就是彻底挣脱了国民党的羁绊，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