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公朴坐牢的日子里，高士其的生活中有两件大事，一是为李公朴担心，盼望他能早日无罪释放；二是等待艾思奇的来信，渴望能早日动身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现在，李公朴已经回来了，他就更渴望能早日得到艾思奇的消息。
那是在一个月前，6月初的一天，艾思奇从苏州探望李公朴回来后，看望高士其，向高士其说了两件事，一是李公朴在狱中的情况，二是向高士其告别——艾思奇要到延安去。
“延安？你能带我一起去吗？”高士其兴奋地问。
“恐怕不行。”艾思奇声音很轻，但语气很肯定。
“为什么？”高士其急了。
“到延安要走很远的路，你的身体状况一定吃不消；加上沿途国民党政府严密设防，困难更大，你已经是有名的进步人士，早已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目标很大；再说，即使到了延安，那里很艰苦，缺医少药，你的病会更严重。”艾思奇认真地说。
艾思奇说的都是大实话，高士其心里也十分清楚。沉默了一会儿，高士其用更加坚定的口吻对艾思奇说：“相信我，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怕。”他越说越激动，“到延安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知道延安的条件不比上海，但我去延安，不是去享受，而是为了革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追求光明！现实已经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到延安，才能自由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思奇兄，你就答应我吧！”
面对高士其的一番肺腑之言，艾思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三年来与高士其的朝夕相处，他十分清楚高士其的为人与理想，知道他不是简单地同情革命，同情中国共产党，而是从内心深处相信党，相信他。但作为一名成熟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艾思奇还是不能马上答应高士其的要求，像这样重大的行动，他必须向党组织汇报。这样想着，艾思奇心里有了底，便对高士其说：“士其兄，欢迎你到延安去。不过……”艾思奇本来想说要向组织汇报，但高士其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党员身份，马上改口道：“不过，为你的安全考虑，我得想一想，明天再答复你，好吗？”
高士其点点头。
果然，艾思奇没有食言，第二天一早就来告诉高士其，说他经过一夜的思考，已经同意让高士其到延安了。但高士其还不能与艾思奇一道走。艾思奇说：“我先走，到那里后，就给你安排，再写信告诉你怎样走。”他们约定，为避开发动当局的检查，信中用暗号“表叔”代表延安。就这样，艾思奇与周扬、周立波等同志一起，悄悄地离开上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麻痹敌人，艾思奇临走前给上海的多家报纸寄去很多文章，当读者不断地读到艾思奇的文章，以为艾思奇还在上海时，艾思奇早已在延安了。
李公朴出狱不久，就到山西阎锡山那里去应邀办学了。艾思奇、李公朴两位好友都不在身边，高士其感到非常孤独，到延安去的心情越发迫切。他一边给《中学生》杂志写科学童话《菌儿自传》，从1936年2月号开始连载，已经一年半了，他准备很快煞尾。说来也巧，当高士其赶写完《菌儿自传》的最后一章——第15章《经济关系》时，艾思奇通过地下党给高士其送来一封信，告诉他，延安在等着高士其的到来，要高士其马上启程。信中还详细说明了到延安的路线，以及沿途的接头地点和暗号。
高士其兴奋极了，他按照信中要求，将信中的内容全部背下来，然后将信烧了。
就在高士其收拾行李准备北上时，8月13日，驻沪日军进攻中国守军，发动了“八一三事变”，日寇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高士其艰难完成的一部译稿也在轰炸中炸毁了。
1937年8月，高士其从上海出发，经南京、安庆、九江、武汉、郑州、西安等地，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延安，历时四个月，奔波千里，在残酷的战争形势下，克服了一个正常人都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实现了他“爬”到延安的愿望。
在离开上海时，高士其买的是到南京的火车票。高士其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却没有座位，被挤在梳洗间里，动弹不得。但没有开出多远，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日寇的轰炸机炸毁了前面的铁路桥，火车不能走了，所有乘客不得不全部下车。高士其是最后一个下的车。桥被炸了，人群只能涉水过河，这对在平地行走都很困难的高士其，简直比登天还难。站在河边的高士其陷入了绝境。幸亏一位好心肠的人力车夫，十分同情高士其，不仅将他背过了河，还用黄包车送他到火车站。高士其在这位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又挤上了火车，一路开开停停，经过两天一夜，才从上海来到南京。
一下火车，又累又饿的高士其就病倒了，高烧不退。可是，他刚在南京湖北路住下，就遇到日机轰炸，第二天不得不抱病转移到五洲公园，在那里休息了一个星期，病情才有所好转。幸亏这时高士其遇到了他的一位姓沈的表弟，沈表弟要到汉口去，正好两人同行，从南京乘轮船直达汉口。在武汉，高士其意外地遇到了老朋友戴伯韬，当时他正在编辑《战士教育》杂志，便邀请高士其参加，希望他不要再劳累伤害自己的病体，找个工作安定下来。但高士其去延安的心意已决，婉言谢绝了老朋友的好意。可是，从武汉到南方的人很多，到北方的人却很少，高士其在武汉只找到两位北上的青年人，于是与他们一道坐上了空空的火车到达郑州，再换火车到达古城西安。按照信中的要求，高士其在西安必须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由办事处的同志护送他到延安。
来到西安，高士其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已经到达了延安。他想起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想起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心中亮堂起来，连日来的疲劳也一消而散。为着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高士其不敢向人打听八路军办事处的位置。他在城里穿梭着，一条街一条街地寻找“表叔”。终于在一幢大楼的门前看见写着“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高士其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表叔’呀，终于找到你了！”
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高士其，当天晚上，邀请高士其观看了话剧《八百壮士》。第二天，就用一辆军用大卡车，护送他们到延安。同车的十来个人，有三位是广西的青年，三位是江苏的女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国民党监狱里刚刚释放的“政治犯”，以及贵州省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和他的孙女。大卡车在崎岖的黄土路上颠颠簸簸，终于在第三天的傍晚，在一排排窑洞前停了下来——高士其就这样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这一天是1937年11月25日，高士其在《延安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