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清晨，还在睡梦中的高士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高士其连忙开门，只听艾思奇说：“李公朴被捕了！”
“什么？”高士其的耳力本来就有些背，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但看到满脸焦急的艾思奇，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他连忙让艾思奇进屋坐下，将信将疑地问：“怎么回事？”
艾思奇简单地向高士其说了李公朴被捕的经过。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大约凌晨2点，便衣警察突然包围了李公朴的寓所——上海愚园路亨昌里24号，把李公朴秘密押上汽车，带走了，现在还不知去向。艾思奇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高士其的住处，一是担心高士其出事，二是告诉李公朴被捕的消息，三是提醒高士其要提高警惕，四是商量如何救出李公朴。他们决定先要设法打探到李公朴关在哪里的确切消息，二是马上联络文化界的人士，准备到反动政府去请愿，要求释放李公朴。两人做了简单的安排，就分头去做了。
艾思奇走后，高士其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与李公朴交往的一幕幕又浮现在自己眼前。应该说，李公朴对高士其不仅有知遇之情，而且简直可以说有“救命”之恩。
自美国留学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时，是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一道去看望他；在高士其愤然辞职后，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是李公朴“收留”了他，不仅给他住所，还四处给他寻找工作；还是李公朴，让高士其结识了一批像艾思奇、陶行知那样的“先进的中国人”，使他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生活都因此充实而温暖；还是李公朴，在他与艾思奇的引导和直接帮助下，高士其才开始尝试科学小品的创作，而且在他们的不断鼓励与督促下，才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尤其让高士其不能忘记的是，自己从一个纯粹的细菌学博士成为今天的科学战士，每前进一步，都有李公朴的引导与支持，是李公朴让高士其重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的价值，引导他走向革命的道路。早在美国留学时，是李公朴带去他阔别五年来祖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现实；在南京中央医院，李公朴又为刚刚回国的高士其介绍国内的形势，谈了国内政局的混乱和政府的无能，外侮压境，如何寻求救亡的道路。一年前（1935年），当高士其在上海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病期间，是李公朴给他谈外面的情况，有一次说到激动处，神情激昂：“目前民族矛盾更加恶化，日寇鲸吞东北还不足，又派兵大举进攻华北，***进一步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跟敌人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断送了绥东、察北、冀东广大地区的领土主权。沦陷区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悲惨的情景目不忍睹。谁的过错？政治腐败的过错。在腐败政治的统治下，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是非颠倒，暗无天日。我们呢，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李公朴的激昂情绪深深感染了高士其。当高士其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拿给李公朴看时，李公朴高度赞扬道：“文章贵在有针对性，暴露出现实社会的阴暗面，才能更有利宣传真理，唤起人民，团结对敌。”尤其这些天来，高士其看到李公朴每天都很匆忙的身影，就知道他又在投入抗日救亡的战斗——李公朴被推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与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等共同领导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这样想着，高士其仿佛明白了许多，也知道了反动当局为什么要秘密逮捕李公朴了。对了，何不找救国联合会，看看有没有营救李公朴的好办法？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六人也被捕了，也就是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都被捕了！这就是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形势突然变得万分严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行动起来了，上海的民众行动起来了。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汇集到上海市公安局门前，高呼爱国口号，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的“七君子”。国民党反动当局迫于舆论与民众的压力，生怕事态扩大，秘密将“七君子”从上海押到苏州吴县横街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院。
中共地下党组织自事件开始，始终在秘密领导着这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营救爱国“七君子”的群众运动。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强了对进步群众与爱国人士的迫害，对与“七君子”有密切联系的人员，都暗中派特务秘密监视。面对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高士其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激起了他的革命斗志。为表示他对李公朴等“七君子”的尊敬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藐视，高士其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到苏州去！探望李公朴，向“七君子”致敬！
高士其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艾思奇，艾思奇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从认识高士其以来，他亲眼看到了高士其在政治上的不断成熟，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是党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担心的，一是高士其的身体，行动不便，要坐火车到苏州，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啊。二是太冒险，高士其是李公朴的密友，已经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现在又去探监，可能会给高士其带来新的麻烦，甚至是残酷的迫害。艾思奇知道，凡是高士其决定了的事情，是一定坚持到底的。但他还是十分关心地问高士其：“身体吃得消吗？”他还对高士其说起杜重远先生的遭遇，希望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杜重远先生是进步杂志《新生》的主编，他在该刊第二卷十五期发表了署名“易水”（艾寒松先生的笔名）的短文《闲话皇帝》，被国民党政府指责为触犯“友邦”日本，不仅勒令停刊，还将杜重远先生投入大牢，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就关在上海的漕河泾监狱。高士其何尝不知道杜重远先生的遭遇呢？他非常感激艾思奇的提醒与关心，对艾思奇说：“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高士其虽然这样说，但他心里也明白，反动当局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不能不有所准备。高士其一面收拾好必要的行李，一面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交给艾思奇。临行前，高士其与艾思奇紧紧地握手，互道珍重，两人的眼里都含着泪水。
高士其是与李公朴的岳父张筱楼一起到苏州的。关于这次探监，高士其后来回忆道：
这时我行走踉跄，说话缓慢。我们到苏州下车，走到吴县横街，一条深长的弄堂，通向一个木栅栏，进去便是一个大庭院。庭院的一边是很高的砖墙，一边是毗连六间平房。这六间平房，一间是看守住的，一间是仓库，一间是饭厅和会客室，三间是他们的卧室。每间都有铁格子的窗子，房门是厚木板门，门上都有个人头大小的圆洞，铁闩反装在门外。在两房之间的隔墙上，高高地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装着电灯，夜里，两室共享这一“方”微弱的光明。
进门后，把我们的证件交给传达室，说明来意，即被引入内。那时候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六人（史良关在女监里）都围坐八仙桌旁用午膳，见我们来，群起让座，我们也参加了午餐。“七君子”身在囹圄还受到优待，想必是苏州法院当局奉国民党反动派旨意，害怕社会舆论，不敢虐待政治犯。席间，留着黑胡子的李公朴先生把我介绍给其他人，并且告诉他们我怎样和脑炎病魔作斗争的经过，怎样用颤抖的右手，握紧文人的战斗武器笔杆子，写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科学小品，这些作品都收集在《抗战与防疫》一书里。沈老等听了这番介绍，对于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我的创作热情倍加赞扬。我只觉得惭愧与不安，因为我所做的比起他们来，真是太少了。“七君子”中，沈老是我们的长者和前辈，李公朴先生是我的挚友……王造时先生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时，在麦迪生城中国留学生宿舍里曾见过他……章**和沙千里二人，我在李公朴家里见过几次。史良先生被关押在另一个女监狱里，这次没有见到……我们在苏州市场上曾买了一个大西瓜带到监狱里去，于是饭后我们就有说有笑地大吃起西瓜来了。西瓜很甜，和我们能在监狱相会见的机会一样甜。沈老发言了，他把他们七人这次被捕的原因以及被捕时的情景前前后后诉说了一番。他说他们被捕的原因是“爱国有罪”，他们七个人都是于清晨从温暖的被窝里被拉出来拥上汽车的。李公朴先生说，我们不能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力，要坚持斗争到底，甚至要绝食以抗议。最后李公朴先生的岳父张筱楼先生说，我们在上海联合各界爱国团体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给予你们有力的声援。
公朴神采奕奕，两目炯炯有神，带着有些激愤的神情说：“你看我们因救国罪被管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又说：“我们六个人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不得胜利誓不出狱。”
我述说了社会上的情况：“群众是支持你们的，有群众做后盾，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是的！”公朴肯定地说，“上海各界人民纷纷发起援救运动，一些群众团体联合派出代表来慰问我们，我们不是孤立的。”
在这次探监中，高士其还深深为李公朴及其他“六君子”的斗争意志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李公朴十分风趣地告诉高士其，自从他们入狱后，他们就把监狱当作自己的“家”，家庭成员就是“七君子”，大家一直推荐年长的沈钧儒为“家长”，除了“女君子”史良没有封“官”外，其余五位“男君子”分别担任这个革命家庭的会计、文书、事务、卫生、监察。李公朴被委以“事务”的重任，就像我们今天的外交官或新闻发言人，负责接待各地来访的代表，接受他们的“援救书”和各种“礼物”，并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从苏州回来，高士其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写作计划，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以防反动当局的突然袭击。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前来督战“剿共”的***联共抗日。中国共产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并派出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于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振奋，大家都盼望着“七君子”很快被释放出狱。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反动当局背信弃义，不仅没有释放上海的爱国领袖，而且还增添了保安队、宪兵和大量秘密警察，监视狱中的动静以及与“七君子”联系的人员，甚至明令禁止家属和亲朋接触，不许探监。高士其就经常到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那里打听李公朴等人的消息。从张曼筠那里得知，为配合外面的抗日救亡运动，李公朴等人在狱中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多次粉碎了他们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阴谋诡计。几次审理，审理员被他们质问得张口结舌，在真理面前无言以对，被告反而成了原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全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宣言，向全国同胞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要求全国人民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喊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时代的共识。高士其读到这一宣言，非常兴奋，他不停地自语道：“中国有救了！公朴有救了！”他毅然决定，再一次到苏州去，他要把这些消息亲口告诉李公朴。就这样，1937年7月18日，高士其与李公朴的父亲一起，到苏州探望了李公朴。半个月后，即7月31日，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全国人民抗日形势的压力与上海各界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声，释放了被他们关押八个多月的“七君子”。
正在赶写《防毒面具》一文，希望给大众介绍如何使用防毒面具以防止日寇使用毒气弹的高士其，得知李公朴已经释放回家，马上坐三轮车赶到李公朴家里去慰问。“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有许多说不完的话，一直聊到深夜。高士其从李公朴那里得知，李公朴准备离开上海到太原，阎锡山请他去办学。邹韬奋先生要到新四军那里去参加宣传工作。沈老和其余三位以及史良女士将去武汉。高士其也对李公朴说：“艾思奇已经到延安去了，我也准备去！”
“好啊！我也去！我们都上延安去！”李公朴兴奋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