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的衣食住行》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在李公朴、艾思奇的鼓励下，高士其一发而不可收，一鼓作气，从1935年春季到1937年上海“八一三”前夜，在没有发病或病情没有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几乎每三天完成一篇，一共写了一百多篇科学小品，后来结集出版了5部科学小品集，初步奠定了高士其在中国科学文艺史上的地位。
在发表《细菌的衣食住行》的同时，高士其还应陶行知之约，写了《微生物大观》，并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因为是理论性较强的文章，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没有密切的联系，又因为发表在发行面较窄、影响不大的内刊上，没有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有一次，高士其与艾思奇一起讨论科学小品的创作，在谈到科学与大众的关系时，艾思奇幽默地说道，“板起面孔来谈自然科学，一定会使中国的大众退避三舍，就等于让摩登女郎走到最偏僻的乡下，一般人总是看不惯”，因此，应该多用科学小品的形式来向大众宣传科学知识。艾思奇高度赞扬高士其的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让他多为《读书生活》创作这类科普作品。在艾思奇等的引导下，高士其认识到，要消灭“小魔王”，必须先消灭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大魔王”。于是，他以发表在《太白》杂志和《读书生活》上的科学小品为榜样，开始写作以消灭两种“魔王”为宗旨的、科学性、思想性、战斗性极强的科学小品。这样，读者在《读书生活》第2卷4期、5期，又分别读到了高士其的新作——《我们的抗敌英雄》和《虎烈拉》。与此同时，高士其还在《通俗文化》、《妇女生活》、《中学生》等刊物上发表科学小品，两年间写了近百篇。还是在艾思奇的倡议下，高士其编写了他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
《我们的抗敌英雄》是以高士其的名义出版的一部多人科学小品合集，除收录高士其最初发表的9篇科学小品外，还有艾思奇、周建人（克士）、顾均正等人的科学小品，由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4月出版。高士其的9篇作品是：《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床上的土劣》（第2卷6期）、《寄给肺痨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第2卷8期）、《清水和浊水》（第2卷9期）、《大王·鸡·蚂蚁》（第2卷10期）、《衣祸》（第2卷10期）和《鼠疫来了》（第2卷12期），其中《我们的抗敌英雄》和《虎烈拉》最有影响。
关于《我们的抗敌英雄》的写作情况，高士其在《我的第一本书》里写道：
《我们的抗敌英雄》，写作时间是1935年5月，写作地点是在亨昌里20号李公朴家里。当时，我读到《太白》半月刊上的科学小品文，它吸引了我，在我带回的美国生理学课本里，找到了关于血液的章节。其背景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大灾难，激起我心中无限愤慨。我就学习用小品文的笔调，写血液中的真实的情况，描写白血球的游击战术和抗敌事迹。
高士其在作品中写道：
白血球，这就是我们所敬慕的英雄。这些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挺身站到最前线的。
白血球将军属下，有两种军队：第一种是自由冲击队，遇到形迹可疑的东西，便把它包围起来；第二种是不动地分驻在各个要隘，专候外敌来攻，就迎头痛击……总而言之，一碰到陌生的物体就要进攻，包围并吞，不稍存畏缩推怯之念，真是可敬。
白血球尤恨细菌。细菌这凶狠的东西一旦侵入人体内部组织，白血球不论远近就立刻动员前来围剿。
细菌要侵入人体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或因气候变迁而受了寒冷，或因胃口不佳而营养不足，使身体抵抗力减弱，细菌遂得乘机侵入内部。在这个当儿，白血球闻警，立刻下了紧急动员令，直趋前线，与入境的细菌死战。同时，在骨髓里加紧训练新兵，在短时间内，白血球的军队顿然增加了好几倍。
双方互有灭亡，双方互有补充。细菌依靠它们的生殖力迅速，而白血球则一口能吞进好几个细菌。白血球的战略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先与细菌接战；第二步，将细菌包围；第三步，消灭细菌。细菌的战略，是在未接战之前放出一种化学毒素，使白血球不得近其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身体又产生一种“噬菌素”来助战，“噬菌素”能够溶解细菌的毒素，使白血球仍得与细菌接战而吞食之。若白血球打了胜战，将细菌悉数歼灭，病就好了，身体也渐渐复员了。若白血球抵抗不过，细菌打了胜仗，若再没有别的法子来救治，那性命就危险了。
高士其巧妙地将细菌学的知识与抗战初期的现实结合起来，在形象地介绍科学知识的同时，通过一语双关的议论，起到了鲁迅杂文“匕首与投枪”的战斗作用。譬如“白血球，这就是我们所敬慕的英雄。这些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挺身站到最前线的”，“白血球尤恨细菌。细菌这凶狠的东西一旦侵入人体内部组织，白血球不论远近就立刻动员前来围剿”等，读者心里都会清楚，作者是借对白血球科学知识的介绍，颂扬了勇敢的抗敌英雄，同时也无情地讽刺和批判了侵略者和“不抵抗主义”者，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高士其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文艺、政治和科学的结晶，它无情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卖国行为。”
《虎烈拉》是高士其的第三篇科学小品，“虎烈拉”就是霍乱病菌。虽然是为了追念被霍乱夺去了年轻生命的姐姐度平而作的，但作者仍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顽强的战斗精神，大胆针砭时弊。对虎烈拉的危害与痛恨，高士其是有切身感受的，他曾经发誓要用科学实验找到彻底消灭虎烈拉的办法，现在，他要将虎烈拉的丑恶嘴脸与罪孽祸害暴露出来，从控诉这夺人健康性命的“小魔王”，直击祸害国家与民族的“大魔王”——反动当局的“不抵抗主义”。作品的开头这样写道：
夏天的苍蝇多，苍蝇脚下的细菌多，苍蝇嗡的一声飞到了红烧肉、黄焖鱼、炒青菜、烩豆腐上面，细菌就在那里组织小家庭，制造小细菌。住不起装有纱窗的房子，或过着露天生活的苦力，及一切中小以下生活的人，有的是吃这些受过苍蝇洗劫的东西的机会，吃后常常有忽然觉得肚子里不舒服，或一阵大吐，一阵大泻，接着身子便软弱下来的现象。这些吐出来、泻出来的臭东西，经过几番的曲折，流到河水里，乡下的姑娘就用那河水来洗菜灌田，于是那些细菌又回到了厨房。过了没有几天，卫生局发出警告，说是虎疫来了，虎烈拉来了。
高士其以他渊博的细菌学知识，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讲述了疫情发生的原因与过程。接下来却笔锋一转，从苍蝇、虎烈拉，写到对疾病流行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卫生局，再由卫生局的失职，讲到反动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揭露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痛骂他们不配做中国人：
问卫生局，卫生局说：这是我们每年夏季的宣传品呀！是我们的工作的成绩呀！你们看电杆上不是高挂着虎烈拉三个大字么？你们快来打预防针呀！中国四万万七千万的同胞，个个都来打预防针，我们卫生局的工作虽然紧张一点，但是虎烈拉就可以这样地肃清呀。
一年复一年，每到了夏季，总听见虎烈拉的声音。虎烈拉是不是和共产党一样，怎么这样难于肃清？
虎烈拉不是共产党，是帝国主义者。怎样见得？中国的共产党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虎烈拉不是中国的土产，它的祖国是印度，中国不过是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虎烈拉在印度有悠久的历史。印度有一条大河，简直可以称它作粪河。几千年以来，印度人的粪都是倒在那里面，虎烈拉就在那里诞生。它在印度横行了好几个世纪，在1817至1823年之间，才开始侵略亚洲其余的国家，中国也是在此时被侵入的。它在黑暗里并吞了世界共六次，杀人无数。可是到了第五次，侵略欧洲的时候，就被德国的科学家发觉了，于是欧洲的科学家联合起来把它赶回印度。现在，欧洲美洲的境内都已肃清，只有我们中国，可怜的中国，还在它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下。
最后，高士其更是绵里藏针、别有所指地写道：
虎烈拉的病菌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在显微镜下现出它的原形。原来这虎烈拉是一粒弯腰曲背的细菌，头上还有一根鞭毛像满清时代的辫子一般。看它这样娇小柔弱的东西偏会杀害比它大了几十万倍的人，真是大的东西反被小的东西欺负。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愧做了人，尤其是愧做了中国人。
由此可见，《虎烈拉》和《我们的抗敌英雄》一样，把科学、文艺与政治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既给读者科学的知识，又引导读者认识社会，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批评现实主义精神，这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里是非常可贵的。而就是这篇充满先进思想与战斗精神的《虎烈拉》，解放后曾被有的读者指责为“毒草”，原因是高士其把虎烈拉比作中国共产党，有损党的尊严。其实高士其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是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霍乱不是共产党”，虎烈拉是霍乱的凶手，它是印度籍，印度的恒河是它的故乡。它由海轮带到中国，没有被海港检疫处查获而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就在上海和内河沿线猖獗起来，成为可怕的大流行病，夺去了无数炎黄子孙的生命，因而高士其在《虎烈拉》里首先提出警告，让读者及早防备。这场批评直到后来有位叫朱锡莹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细菌与人》（后来《虎烈拉》被收入科学小品集《细菌与人》中出版）的读后感文章，才解除了部分读者对高士其及这篇作品的误解与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