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煎蛋和意面

黑暗巴塞罗那的趣事

女人他妈的到底能给你什么？

海绵宝宝

美好的时光

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这里太冷了

海梅·里维拉摇晃着双臂，说话时仿佛在跳舞。他已经60多岁了，他所有的精力似乎都彰显在他年轻的手势动作上，好像站在一家夜店的门口，竭力邀请每一个路过的人儿加入。

某个周六，在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街上，这位智利的塑料艺术家正在自己的摊位上展示着自己所做的手工艺品。而旁边，则是他的前妻、他儿子的母亲在出售各种彩色的t恤。

和布鲁诺·蒙塔内一样，海梅也是罗贝托在巴塞罗那的初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里维拉和波拉尼奥的母亲维多利亚·阿瓦洛斯也像家人般熟识。

里维拉在智利圣地亚哥美术学院学习的艺术，也在那里做绘画助理教师，直到1974年，因为皮诺切特军事政府的迫害，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至此之后，他开始在巴塞罗那定居和工作。

他是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之前的那段黑暗时期认识罗贝托的。当时的巴塞罗那很像是比格斯·鲁纳1978年执导的电影《毕尔巴鄂》里描绘的样子。这部电影是由画家安赫尔·豪维和乌拉圭女演员伊莎贝尔·皮萨诺主演的。伊莎贝尔·皮萨诺是阿根廷音乐人瓦尔多·德·洛斯·里奥斯的遗孀，同时也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领袖亚西尔·***的情人。

“在赫罗纳，罗贝托和安赫尔·豪维也成了好友，他总是跟我提起安赫尔，说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画家，并且想要把他介绍给我。”海梅回忆说。

“他最初从墨西哥来到巴塞罗那时，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非常幽默，带着满心的憧憬。他常常到一些朋友的家里去，是个招人喜欢的伙伴。就幽默这点而言，我们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们相处得也很融洽。”海梅·里维拉这么评论说。

这场被迫的流亡发生在1970年代，当时的西班牙还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和后来1990年代跻身欧洲前列时完全不是一个状况，所以波拉尼奥和里维拉在第一时间就建立起相依为命的坚固友情。

海梅·里维拉的发声总是带有某种色彩，可能源自某种窘况，也可能源自那些不敢轻言成功之梦，甚至连做梦勇气都没有的人们的羞涩。

里维拉也是罗贝托母亲维多利亚的朋友，提到她时，他还做了个鬼脸。他认为罗贝托自然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罗贝托不给她多留些钱。

“这确实是我不太理解罗贝托的地方，他有时候做事情很奇怪。”里维拉有些沮丧地说道。

“他和维多利亚之间有很多分歧，可能是因为罗贝托自身有点大男子主义。她母亲在巴塞罗那时，遇到了一个小她很多的男人，后来和他在一起了。罗贝托一直无法接受这件事。他们母子俩在格兰大道的公寓面积很大，还有个走廊，我记得当时我得先穿过走廊去和维多利亚打招呼，然后再去找罗贝托聊天，他们俩之间就像断了桥的河两岸一样。”

海梅和罗贝托在巴萨罗那的一间咖啡厅里重逢，相谈盛欢。我们的作家喝着他常点的菊花茶，而艺术家呢，则手捧咖啡。但没几日后，罗贝托就离开了人世。“维多利亚当时告诉我罗贝托还有一周的时间。我却从未想过他会离开我们，但很意外，他真的就这么突然地走了。”

在海梅看来，罗贝托·波拉尼奥就一直是个有些讽刺意味的人物，热衷于黑色幽默，特别是自我嘲笑。

“我们聊过很多，而且我们身上还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他从南边坐车北上时，被智利军方逮捕，他们逼他下车把他带走，我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母亲是南边一所学校的校长，我在去巴塞罗那的路上想要给母亲道个别，却被军方抓了个正着，当时他们逮捕了所有长头发的青年。最后，我被释放了，而罗贝托则被关了一个星期。”

然而，两位智利人却很少谈论智利。正如罗贝托所说，他们对同胞始终秉持着苛刻的态度。

罗贝托和海梅发现当时来到巴塞罗那的智利人都是些“讨厌的人儿”。

“我昨天还是前天刚到智利的时候曾经说过，被智利人包围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早已习惯只有自己一个智利人。对我来说，智利人的标签就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别人都管我叫‘智利人’。如果找找一堆人中谁是智利人？那必定只有我呀。我身处的环境里一般都是些外国人在活动。或许总会有几个阿根廷人，毕竟阿根廷人无处不在。”波拉尼奥在《非公开谈话》这个节目中说道。

“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对待智利人必须非常小心，他们会因为非常小的事情而感到被冒犯。我们有个画家小群体，除了我，其他五个都是阿根廷人，我跟他们的关系非常好。跟智利人相处时，我得注意自己的言辞，但是跟阿根廷人呢，如果他们说了我不爱听的话，我可以直接表达自己意见，他们也会理解我，阿根廷人更直接些。罗贝托也比较喜欢这样的性格。”

他是那类很“特殊”的家伙，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一整天都会在上面写写画画，却从不说自己到底写了什么。

他还是个“海绵宝宝”，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像海梅这样的朋友告诉他的趣事，他都记在本子上，之后还出现在他的书中。

就像小说《遥远的星辰》中的人物卡洛斯·维德尔，他组织了一个摄影展，展示他在普罗维登西亚的客房里谋杀的受害人。

“我曾经告诉罗贝托，很多年前，我去过塞米纳里奥大街上的一所公寓，我很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位法西斯画家。政变后，我在那里连续上了一年的课，当时有一位前军事人员跟我一起学习艺术。有一天，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去他的公寓参加一个画展，他把所有的画都摆在房间里，画的都是些被杀害者的人像，有些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有些是他以往胶片里拍下的，他画得很糟糕。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告诉罗贝托的。我经常能在他的故事中遇见自己。”海梅说道。

波拉尼奥从小就倾向于“虚构化”生活，他青年时期的好伙伴，现实以下主义创立者之一的鲁文·梅迪纳也证实了这一点。

罗贝托特别喜欢里维拉的画，也很爱女人。他的害羞和同理心让他赢得了很多女孩的芳心。然而他也常常抱怨这些爱他的女孩们。

“女人他妈的到底能给你什么？”他总是大声地问，并不期待得到任何答案。

当时，大家都很穷，罗贝托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我有一次去露营地看他（当时波拉尼奥是卡斯特尔德菲尔斯露营地的夜间管理员），他总是带着两个装着咖啡的热水壶，他很喜欢面包夹煎蛋、意面。”

“我住在格兰大道的公寓时，我们常常买比萨或者做牛排土豆拌饭，我们吃得很普通，他的确不是一个对食物要求很高的人。住在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街时，每个周日晚上，我们会去一家叫瑞沃尔塔的餐厅吃比萨，那家店很旧、很破，味道却相当好。”

罗贝托还喜欢竞争和策略类游戏。他书房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地图。

他从他的母亲维多利亚·阿瓦洛斯身上继承了幽默感和同理心，当然还包括恒心。他从不谈论他的父亲莱昂。与朋友相处时，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

“有一次他送了我一本书，我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心愿，但是说实话，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怎么开口向自己多年的好友要签名呢？”

罗贝托生活一向非常简朴。在他布拉内斯的房子里，有一次甚至连暖气都断了。“嘿，听着，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这里太冷了。”

他算得上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什么都知道。甚至连阿根廷人都不知道他所提到的那些阿根廷作家。他真的读了很多书。

“有一天，我去了布拉内斯，喝了两杯拿铁，他呢，则喝了两杯茶。他跟我说，他的肝脏完蛋了，胆囊也出了问题。直到维多利亚告诉我，我才知道他已经住院了，我从没想过他会死。

“他穿着一件格纹外套、polo衫和蓝色牛仔裤，那件外套他好像从没换过，一直穿在身上，已经很旧了。

“我给维多利亚打了电话，她当时在赫罗纳，她也得了癌症，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这让我非常难过。我对疾病有着莫名的恐惧，所以我没去医院看罗贝托。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对人情礼节这方面不太关心。布鲁诺告诉我，去看望罗贝托的名人不多，他至少还可以和维多利亚还有女儿在一起喝杯咖啡。我甚至没想到会有葬礼的事。

“我一直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必须要在工作室里待足够长的时间积累经验，罗贝托也说了同样的话，要成为作家得花费很多时间。我其实不认识出了名的罗贝托，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他总是叫我靴子海梅，我们相互拥抱，一起欢笑。”

海梅和罗贝托常常并肩坐在海滩上。有时他们会聊很多，有时他们只是安静地坐着。有人到达卡斯特尔德菲尔斯露营地时，罗贝托负责打开篱笆墙，让他们进来。工作的他很帅气。

海梅的生活在罗贝托的书中得到扩展。“他是能讲述和拓展我生活故事的大师。如果我没告诉过他，我的故事都会丢失。我们很爱彼此，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