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二 秦末人民起义的主体力量在于哪里

陈胜起义最初是闾左九百人，我们已经说了，未必就可以理解成城外农民。

那么，其它的起义力量又如何呢？从起义的主体来看，也未必就是农民。

项羽的八千子弟，是他在会稽郡的各县收来的现役地方武装——县兵。刘邦最初的两三千人，是在沛县收的“子弟”。

还有，从运动迅速发展的成功原因上看，很多郡县长吏都是被城市平民干掉的，不是“农民军”从外面攻进来的。

《史记》上说，“陈胜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者，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继自立为侯王，合纵向西，名为伐秦，不可胜数。”“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胜。”“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也就是说，城里的人们都杀掉他们的官长，以应陈胜。事实可见，我们看到的，更多不是农民的抗争行为，而是各地豪杰、市民、父老、子弟、少年杀其郡守的起义活动。这就是城市平民的运动，而不是农民运动。

史书上刚好还举了几个长吏被杀的实例，比如田儋杀狄城县令，刘邦攻杀沛县县令，项羽杀会稽郡守，东阳少年杀东阳令。这些事情刚好印证杀长吏的不是农民军而是城内的豪杰、少年、复立、平民。（原文：“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

这个少年不是农民军，是城市中的少年和恶少年，这个本书中专门谈到过。所以，刑杀长吏的主要是城里的少年所为。“刑杀”，就是宣判和刺杀的意思，而不是军队从城外攻进来而杀。所谓“郡县少年苦秦吏者，皆杀其守丞令反”。

还有很多城邑是被掠定的。我们举齐国地区为例，齐王田儋在狄城起义，占据狄城以后，自立为齐王，然后“率兵东掠定”齐地。具体怎么掠定的，史书语焉不详，但是史书详细介绍了赵国是怎么掠定的。大致过程是张耳、陈余串联了个各地的豪杰，得到数万人，然后以这些兵力，攻得十个城池，然后又威逼了三十个城池投降。

可见，这种掠定，其进攻者不能认为是农民起义军。城外这种力量进行进攻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城内的起义，也就是上面说的郡县少年父老刑杀其长吏，以相应外面的军队。具体的例子则譬如赵军攻击范阳城时候，范阳令在少年等城内力量的逼迫下，被迫投降，详细情况不再重述。

这些东西都说明了秦末起义，顺利拿下“不可胜数”的郡县，是城内力量起义的结果，以及城外进攻的结果。两者不论内外，其主体力量都并非在农民，而是城邑平民。城外进攻者，不是农民的自发起义力量，而是豪杰官吏以及已经刑杀了其长吏的城邑力量——譬如刘邦、项梁军，以及陈胜已经起义的九百人，进行对城邑的进攻。

最后还有一些情况是城邑自反，比如会稽郡守、沛县县令都打算起义，只是被城内豪杰截断了。

总之，这些出自史记的多条记载，足够清晰地告诉我们秦各地郡县的攻破，不是李自成那种农民军式的把它打破。城邑平民在这次反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它因此改变了这场运动的核心性质。

称这次运动为农民起义，不如说是人民大起义。

而且“郡县少年苦秦吏者，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胜。”其中的秦吏大约是指秦国本土派遣来的地方长官，秦二世也曾经诛杀各地大臣，换上自己亲信的人，所以可能各郡县长官多是秦国本土人，这就使得这次多层次参加的人民运动更突出带上了六国的反秦复国色彩，而不是六国地主与六国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的主力军和推动者，上述所论，多来自豪杰、官吏、少年、父老，是他们攻杀本县长官和外出掠定城邑。

其实，当时的农民，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譬如，章邯组织了骊山的刑徒，而且成功地打败了陈胜的部队，这说明前者是很有战斗力的。与六国军队作战的，后来也一直是秦国本土军，双方以国别来划分而不是以阶级来划分。陈胜最后是死在了自己的一个车夫手里，而其他起义军将领，有时候首要任务不是反对秦国而是互相之间的攻杀，陈胜还杀了从前和他一起种地的农友，他的起义口号也从不涉及到农民，很难找到“阶级团结”的证据，很难为这场运动定义出阶级对阶级间的压迫的反抗，而更多出现的情况是多阶层特别是中阶层豪杰官吏对秦政府的反抗，以及大量有鸿鹄之志的野心家的博取各人功名的投机活动。

从起义军队伍兵员增加的速度来看，也很有意思。

刘邦攻克沛县县城后，通过曹参等人在沛县里收聚了两三千沛县子弟，然后攻打丰县却一直攻不下来，于是转攻砀县，攻破，收砀县县兵五六千，然后得到项梁五千兵，方攻克丰县，后来刘邦又折腾一阵，他在西进初期，兵马不够一万。后来一直没什么突破，经郦食其介绍来他弟弟，又收了郦商的“少年”四千，这就一万四。直到了后来横穿中原，攻破了武关，才只有两万人。这样的缓慢小额的兵员增长速度，也不像是农民起义的特点，而是通过攻克城邑，收编城邑中的守兵的增长方式。县城中的现役兵员，人数相对少，所以各支义军的增长一直都是几千人几千人地。是收编城邑兵，而不是农民。

不要以为城邑不能征兵，苏秦曾经对齐湣王说过，临淄有七万户，每户可出三男子，“不待发于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城邑完全可以征发出士兵。譬如周勃，他就是沛县人，以编织器具为生，还给人吹箫发丧，但是他同时是“材官引疆”，就是说他也要服兵役，服役的时候是弓弩手。

先秦时代，城邑平民或者国人，执干戈以卫所在城市社稷是他们的天职。甚至我怀疑秦汉之际的人民运动也是主要以城邑兵为主体，至少我们在刘邦军的兵源来路上感受到了这一点。总之，所谓农民起义说实在是不够准确，我看它实际脉络是这样的：是六国城邑中一些城邑发生了反秦事变，作为突破口，这些城邑之兵在城邑的豪杰、官吏、领袖带领下，又去攻击其它城邑，攻破后，收编其它城邑及其守兵，越滚越大，形成了一个地区的反秦独立，最终复立六国，这是秦末人民运动的实际情况。看来，城邑平民扮演了主要的参与者，以城邑争夺战为其主要形式，以宣布独立和反秦作为主要政治目的和行动，而不是农民反抗推翻地主政权。鄙人才疏学浅，只能把这个议题提出来，以供大家思考批评。

还有很多其它例子，比如东阳县少年杀其县令，这种少年就相聚了数千人，都参加了义军。再重复举刘邦的例子：刘邦入沛以后，募得二三千人。又攻砀，三日后攻破，“因收砀兵，得五六千”，后来又夺刚武侯军，得四千多人，至此不到一万人，东奔西跑了很长时间，人数就是在这个水平，后来郦食其介绍了郦商，又收了郦商的四千人，而郦商的四千人史料说的很清楚，是聚集的“少年”——城市平民中的不安分阶层。攻下陈留后，又收了陈留兵。最后横穿中原，攻破武关以后，才两万人，在对秦蛲关作战时候诈称五万。可见，刘邦并没有什么流民可以收，他的军队数量增长是很慢的，都是来自城邑守军和平民。项梁也是在会稽郡，“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后来又有东阳兵、英布、蒲将军兵加入，才达到五六万人。增长也是很慢的。如果是农民起义，为何人数增长如此缓慢。

“李良已定常山”，然后陈余去常山收兵，“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偌大常山郡只得数万人，很大可能是来自城邑的。“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偌大一个代郡，也只得万余人，倘若是招募农民流民，必不至于如此少。类似这种“收兵”“得兵”几千的记录，散布在《史记》的不同传记中。再如，陈余被封得了三个县，“陈余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陈余并没有招到大批流民农民，而只是征用三个县的县兵。

我们说，秦时期的城邑数量，至少有500个以上。假定一个县一个城，也有近五百个城了，如果郡县皆杀其长吏以反，杀了长吏以后势必城中是聚兵以反，我们按每城可得兵2000人计算，如果500个县去除秦本土100个县得400个县，已经是80万人马了。秦汉之际的义军总量是50万左右，包括项羽及诸侯联军40万，刘邦10万，而且增加速度也是几千几千地随着城邑被攻克的数量速度来长。那么，这些义军的主体是农民为主体还是城市平民为主体，您再结合我在本书中写到的武臣攻占赵国地区的过程来揣摩一下，可以得到比较妥当的结论，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城邑平民，不是农民。

起义一定要农民吗？先秦时候的社会形式跟后来的专制社会是不一样的，临淄一城就可以征发二十万士兵，而齐国的主力叫“五都之兵”，是来自五个大都市的，是战国时期齐的主力。

城邑的人口和所征兵的数量在先秦是很庞大的，足以征发出八十万的士卒，这场运动完全可以是六国城邑平民为主导的反秦复国运动。

秦末的战争，主要是城邑战。从大小领导者的出身来看，都是城邑的豪杰官吏，包括陈胜及其核心集团，以及刘邦项羽的领导集团，运动的迅速发展，是城邑内的少年、豪杰、父老的积极响应与刑杀长吏，促进运动发展的首发力量，是豪杰军队对城邑的进攻，如赵国、齐国乃至陈胜、刘邦，这些被攻占的城邑中所征发的平民士兵，势必有组织起来去进一步攻占别的城邑，形成运动所迅速蔓延与扩展和胜利。战斗所依托的地方，也都是对城邑的争夺。

如果上面说的情况接近事实，那么，秦末这场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是城邑平民，领导者是城邑的豪杰官吏，推动其迅速发展的是城邑平民，受破坏和牺牲最大的也是城邑及其城邑人口，如火如荼的秦末大起义，是一帮以陈胜、项羽、刘邦等官吏豪杰为首的领导的，这些人主要是城市背景，以城里人为运动的迅速推动者，以城邑平民为义军主力的一场大运动，是人民起义，不是农民起义。其政治目的与性质，不是谋求农民利益，而是谋求六国复国与反秦亡秦的事业，是城邑平民为主体的武装的复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