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青铜时代的意义——我为什么写青铜时代

我们中国人有两种祖先。

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刚阳激烈，这时代的人跟后来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我们今天的人，又是哪种祖先的后代呢？

我们看明朝的史料和坊间小说，看明朝的社会，宋清的官场，看到的都是权谋、欺诈、厚黑、圆滑、奴性，官僚和知识分子们丑态百出，人格普遍沦丧，而我们看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看到的是激扬，直朴，质朴激烈，个性张扬，人们思想自由健康，刚烈重原则。仅仅是由于年岁长了而世风日下了吗？可是，整个先秦时代，也有漫长的两千年啊。

先秦时代，人们重名不重利；后面的朝代，人们重利不重名！

究其原因，不是人性在变，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不同所致。

先秦时代，是分封制，卿、大夫有自己的封地，有经济独立也就有人格独立。被分封的贵族（指卿大夫）因为有自由度，所以养成了春秋战国人那种自由、张扬的个性精神。人们缺什么就会重什么嘛。卿大夫们自己有封邑，也就不重利了。卿、大夫、贵族不重利重名，这种风格必然也影响到士人层面，所以民间士人也是这样，也就演出了那许多重名的慷慨激扬的人物故事。

而后面的唐宋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皇帝以下的官僚们没有袭受封邑的好事儿来，也就没经济实力了。读书人和做官人被迫以走仕路、拍马屁为生。州、郡、县的官僚们，因为并不能把州、郡、县当作自己的私人封邑，所以穷啊，能不重利吗？于是重利不重名。上行下效，于是民间也变得圆滑多机巧。重名是件奢侈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感受到春秋人，极有一股子烈气，这完全是基于当时的分封制社会结构。这股子激烈之气、人性之刚阳，在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一去不返了。后来的人们少了分封制下先秦人的个性张扬和人格独立意识，多了圆滑、世故和媚态。这也使得强调人性光辉之春秋时代，备受永远的怀念。

从写历史的人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先秦和汉代的史官如董狐、齐国史官和司马迁一班人，都是强项之徒，宁死不改自己的原则。“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甚于生命，我的心不是石头，它不能随便被人搬转，我的心不是席子，它不能随便被人翻卷。而后面修唐史、明史的那些硕儒，则糊里糊涂地处处说假话，处处避让皇帝老儿。

先秦时代的士人大夫，可以与君主促膝对谈，在君主面前长篇大论地否定指摘君主的观点和行为或者政策，气势自比为君王之师，荀子喊出“从道不从君”。而后来自从赵匡胤偷着把宰相屁股下的小凳也撤掉之后，臣子们在皇帝面前就从来没有坐过，更很少直接排斥皇帝的观点。思想界的硕儒提出和流行起来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皇帝的意识形态自动成了权威。

是后来的人脾气和胆子小了吗？是时代久了人们就学“聪明”了吗？非也，是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了啊。

由此我也不得不说，把中国历史以秦为分界，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阶段，也是错误的。首先说，“奴隶社会”，其实奴隶并不多，而“封建”两个字，不论中国的古人还是西方的百科全书，都是释之为分封建国，那其实是先秦的特点。

中国，先秦时代是分封制时代，后面则是皇权专制社会，这也才能刚好解释这两个时代——我们的两种不同祖先——为什么简直不像一国人。

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是哪一种人的后代呢？

秦代和汉代，因为是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过渡和夹杂的时代，所以秦汉的人们，仍然残有一股子激烈之气。到了后汉三国，仍然保留了那许多古气，那种直朴和义气，所以《三国演义》里仍然可以看到，但是这种古气和义气，经过后面的朝代到了《红楼梦》那里，则看不到一点影子了。看到的只有过分突出的利的争夺和因此引发的人性的丑怪（除了里面较少受社会污染的几个女生）。

分封制下，先秦时代，那种刚烈直猛，捍卫原则甚于生命和利益，个性尊严意识强烈，人格的独立光辉十分高涨，因它像青铜一样闪着古朴质感的光泽，又是正好使用青铜工具的时代，所以我谨命名之为“青铜时代”，正是为了他们身上闪烁着的那些可贵的青铜光泽。

这些先秦人，把自己的荣誉、信义、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若苟且枉求，毋宁死。后来，儒家当道以后，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变得圆滑、机巧、惟利主义乃至讲求“唾面自干”了。

什么是唾面自干呢？比如别人唾了你，你会怎么办？

我会把它擦干算了，不用计较。

但这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境界是你不擦它，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会干的——“唾面自干”。呵呵。

一个民族拖得久了，它血脉中的强悍直猛就会日渐缺失，就会亚健康，就会“变态”，就会“空调病”。人们距离那黎明的、青铜的、刚阳的文明初始太遥远，就会太走失。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青铜光泽闪烁的刚烈直朴、重视原则和个性独立光辉、独立尊严的人性人格完整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财富。

不学习和了解先秦时代，我们就等于失去了一半儿的祖先。

我们是要做哪种祖先的传人——当着这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

建设国家的富强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建设一种个人的精神可以使国家持续富强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重拾青铜时代的精神，中国人可以走得更好！

又及：

我们可以把上边的意思说得更细一点。先秦时代是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把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卿和大夫，而不是皇帝派官吏直接管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或者城邑归卿和大夫世代拥有，按照这种标准，卿大夫都是贵族了。就像现在有很多很多国家直属的县，在当时都是归某某大夫的封邑。这些贵族（卿大夫）因为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对封邑的高度自治的政治权力），就有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和个性尊严，有精神信仰、人格完整和对原则的追求。春秋战国的舞台上，那些感动人的故事，其实都是这些贵族（卿大夫）所演出的，以及一些其余绪的士人。士人其实也是贵族的绪余，是贵族的孽枝，比如荆轲其实祖上就是贵族，是齐国的卿，所以也接受贵族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而后面的唐宋明清的皇权专制社会，没有封邑了，也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实力和可以媲美于先秦分封制下卿大夫的政治权力了。可以说，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大家在皇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奴隶”。虽说分封制下的卿大夫在人格平等性上也是弱于国君的，但皇权专制社会下的官僚更不具备和皇帝相比的人格平等性，差距甚大。如果说先秦的贵族（卿大夫）和士人是国民，后面的官僚只是百姓。从这个角度来讲，后代的官僚自称“士大夫”，其实和先秦的“士大夫”相比，还不能这么自诩，不是一个性质。前者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后者是皇帝选出的代言人而已，严重依赖于和仰仗于皇帝，都成了皇权体系下的“奴隶”，被迫全盘接受皇权体系的组织控制和思想控制，失去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所以精神境界也就低了。他们的经济独立性和政治权益在高度专制下明显得低了，只能多媚态和卑污，乃至欺诈和人性的腐坏。

秦汉时代的社会微观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分封制的许多特点，即豪强家族世族对地面的高度控制性（类似分封），仍然有很高的人格独立、精神强悍和信仰追求。所以秦汉人的狂悍、忠勇、诚信、孝义，在周边异族眼中熠熠生辉，和后来宋明时代异族眼中的懦弱中庸的汉人形成鲜明对比。

而后来随着专制力度相对弱的分封制向皇权专制逐渐转型，人们在专制的不断压迫下，发生性格改造，越发变得圆滑、机巧、惟利主义乃至讲求“唾面自干”了——一点名誉和尊严不要了。而不自尊的人如何指望他尊重别人的权益和承担义务呢？不求名誉和自尊，只求利。种种的“劣根性”都由此产生了。鲁迅所谓的“劣根性”，其实就是皇权专制下的人们的性情，遗传到今天的。

又及：

前天在飞机上我看黑格尔的书，他眼中的中国人，在他的书里被这样描述。黑格尔是与中国的乾隆同一个时期的，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到了专制的极致，皇帝最至高无上的，臣民都属于皇帝的私有物品，所以与皇帝相比，没有对等的人格。黑格尔说：

“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道德放任的意识又可以从佛教的流行里得到证明；这一个宗教把最高的和绝对的——上帝——认为是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作是最完美的成就。

“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

“至于其他各种科学，并不被看作是科学，而作为知识的枝节来裨益实际的目的。中国人对于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以前虽然享有盛名，但是现在却落后得很远，有许多的事物，当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中国人早已知道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加以利用。

“他们还不能够表现出美之为美，因为他们的图画没有远近光影的分别。就算以为中国画家摹拟欧洲绘画（其他一切，中国人都善于摹拟）居然惟妙惟肖，就算他很正确地看到一条鲤鱼有多少鳞纹，满树绿叶有几种形状，以及草木的神态，枝桠的飘垂。——但是那种‘崇高的，理想的和美丽的’却不属于他的艺术和技巧的领域之内。

“他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概都离他们很远。”

黑格尔的意思是，由于专制，导致了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独立完整人格，所以撒谎，没有荣誉感，并且在科学、艺术、宗教信仰上，根本就不可能走出多远。

也许民族主义者看了这些会非常气愤，但是我却认为老黑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黑格尔的观点，刚好也相合于我近年来随着写作中国古代故事而日渐已在脑中形成的一个观点：即，人性不是由人种或者天生决定的，而是专制的社会结构塑造成了的，或者其它的社会结构塑造了其它的人性。是形势大于人，形势塑造人性。而不是教化可以改变人性。

但是，黑格尔并不知道，中国人并不全是他所描述的那样的，在宋明清应该就是他所描述的那样，但是在先秦时代，我们中国人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黑格尔看了先秦的书和故事，譬如看了我这几本书，他或者就有不同的认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