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得很大，是那种并不伴随着闪电雷霆，也不挟带冰雹的雨。这种雨固执地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倾泻量，它那哗哗的声音毫不间歇，因而听去仿佛窗外有一条涨水的河在奔流。

景伊慕坐在落地灯光圈内，头倚在沙发靠背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心里浮上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感觉就仿佛他小的时候，随着父母到远郊的公园游玩，而同父母走散了一样，虽然四周都是如画的美景，欢嬉的人群，他却顿觉六神无主，以至于惶恐得喉咙里发干，心怦怦地跳……

这样的感觉，这些天来也许一直潜藏在他的心底里吧，然而直到此时以前，却并没有翻涌上来过。这些天浮到上面来的，只是兴奋、向往，正跟他小时候切盼父母带他到远郊公园游玩的日期早日来临的心情相似。

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突如其来，都富有最充分的戏剧性；然而对于他所在的工厂的其他人来说，像他遇上的这种情况以及他正采取的行动，实在没有什么稀奇。这类事近几年来人们已经司空见惯。

决定已经做出，手续已经办妥，行装也已收拾停当，所差的，仅止是机票到手了。

他的爱人，带着他们五岁的女儿回娘家去了。她去向娘家的人们汇报事态的最新进展。临走时她说：“如果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今晚就在那边睡了。”现在雨正下个不停，那么，她们是不会回来的了。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被落地灯的光圈笼罩着，听着那连成一片的夜雨声，拼命压抑着心底翻涌上来的孤独感。

他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熟人待在一起。他脑海里一个接一个地飘过熟人的面影，同时耳边恍惚响起了他们的话音，他的思绪便纠缠在那些面影和话音上。

“这下你可好了。”这是在技术科里跟他对面坐的老潘，露出一种不卑不亢的神态，用不温不火的慢悠悠的语调说出来的话。是呀，从一个每月只挣五十六元人民币的老技术员，变成一笔数目可观（那具体数目现在仍是个谜）的遗产继承人，从穷地方到富地方去，从刻板平淡的生活环境转换到充满声光色电的花花世界，以世俗的观点看来的确是“好了”。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报纸上宣传的模范人物，世俗的观点总会顽固地存在，有多少人能摆脱富裕、舒适生活的诱惑呢？

“你一站住脚，就把你老婆孩子接去吧？咳，你要能把我也‘办’出去，那就盖帽了！”这是在食堂里，主动凑过来跟他聊天的小成，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大声喊叫出来的话。的确，他一站住脚，就将竭尽全力把爱人和女儿“办”出去。然而他从未宣布过这点，并且也不希望别人点破，尽管这实在只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他不愿同小成多聊。小成是那种留着满头长发、把劳动布工作裤改成小喇叭口裤的一级工，他们敢于在食堂公然说出一些出格的话，下了班在淋浴室里往往一边淋浴一边大声地唱着《迪斯科皇后》一类从录音带上学来的歌曲。景伊慕觉得很难使小成那样的“顶替分子”懂得自己：他毕竟是1965年的中专毕业生，并不像小成他们把那个社会想象得那么快乐有趣。他知道那里的生活节奏是快得难以适应的，而人际关系又十分复杂险恶，“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世态更难以驾驭。在那里公认为高雅的，也绝非长头发、喇叭口裤和流行曲……然而他也并不像另一些人那样，把这种按合法手续投入那个社会的行为，看成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甚至视为一种犯罪……

“你什么时候走哇？”这是工会的方大姐微斜着眼珠，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在汽车站问他的话。他知道，方大姐就是那种把他看成仅止是羡慕那边的霓虹灯、夜总会、x级影片、海滨浴场一类事物的人。她完全不相信，他之所以决定去继承叔父的遗产，实在绝非是为了这些东西。他有着许多难言的苦衷，他渴望着建立一番真正的事业。所以他立即回答方大姐说：“我是还要回来的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心里话，并且他同爱人深谈过，她最终也点头说：“是呀，等这里一切都好起来以后，我们还是回来吧……”

然而爱人刚得到那消息时，竟呈现出一副他不曾见过的欣喜若狂的神态。她催他，并且干脆领着他去申请那应当申请的，询问那应当询问的，疏通那必须疏通的，办理那必须办理的事情。她的才干，竟得到一次最充分的显露，使他不禁暗暗吃惊。他也曾向她提及过：他要过多久才能站住脚，站住脚后又要过多久才能把她们母女“办”出去，都还很难预料，也许一晃就是三年五载……而她却冷静地说：“在中国，三年五载算什么？我们不是结婚六年以后，才调到一块的吗？你爸爸不是被冤枉了二十多年，才平反的吗？你妈妈当年跟他不是分头在两个干校下放，一放下去就是七年吗？可怜他们刚过上两三年好日子，就伸腿闭眼了。我们反正还不算老，三年五年就三年五年，说不定，还能快一些呢……”

竟然没有人明确地来挽留他，这使他更加感到孤独。他闭上眼睛，脑海里飘换着更多的面影，那一双双目光，有的透露出羡慕，有的隐藏着嫉妒，有的闪现着猜疑，有的流泻着鄙夷，有的表现出淡漠，有的凝聚着思索……不过，党委副书记老肖那双目光呢？老肖和景伊慕的谈话是非常简短的，他那开始显得苍老的声音平静地问：“你们那个革新项目，你走了，谁来替换你比较合适？”景伊慕提出了两三个名字，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也觉得惊异，因为那语气是如此游移和含混。实际上，那个革新项目正处在关键时刻，因而他那一摊事情，无论换上什么三头六臂的人也难以迅速适当。“你认为你们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果！”老肖的声音仍然十分平静、低沉。“困难重重！”景伊慕认真地回答说，“不仅是技术上的困难，体制上的弊病，奖金问题上跟车间的矛盾，十年动乱里形成的派性，知识水平的七上八下，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头两年评薪留下的后遗症……反正，我们这个组简直就是全中国的缩影。想前进，可是腿沉，迈一小步都得使上拼命的劲……”老肖听到这里，只是把两眼一眯，“啊？”了一声，然而那锐利有如钻头的目光，却从被皱纹包围的眯起的眼眶中，格外闪亮地盯住了自己。老肖分明想再谈句什么，然而，也许是他知道景伊慕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吧，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可那目光，难道不是比话语含意更丰富、更有力吗？

窗外的雨声，变得更响了。寒气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景伊慕从沙发上站起来，拉开了顶棚上的日光灯，屋子顿时大亮，照着那些显示他即将结束这里的生活去另辟人生战场的物件：地上那崭新的红色旅行箱、桌上那捆扎好的准备给风烛残年的叔父带去的药酒和补品，衣架上那专为出国而购置的大地牌风衣……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那么陌生。他现在能够找到谁来哪怕随便说点什么呢？

他看看五斗橱上的钟，已经九点二十八分。这样的雨夜，跑出楼去拜访任何一位熟人，都近乎荒诞。楼内呢？他们虽然搬来已有半年，然而大家并非一个单位的，平时也并不怎么来往。这回他要出国，通过爱人的透露，倒也传遍了全楼。因此每当他从六楼独间单元下去的时候，人们在与他寒暄之间，眼光里也都增添了一种礼貌，仿佛他是远方来的客人。当此雨夜，他们大约都在看电视或听音乐吧？谁家的门，他能够去敲呢？

忽然，他想到了住在三楼的莫总。莫总名叫莫永岑，是某设计院的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这是一位孤独的老人。老伴去世了，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成了家，除了一位保姆白天来给他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外，他入夜总是一个人关在他那三间一套的单元房里。当此夜雨连绵之际，他一定倍感孤单，一定不会拒绝另一位孤独者的造访。对了，景伊慕回忆起来，两个月前，他轮值收水电费时，敲开门进去，只见莫总客厅里的茶几上摊着满布黑白棋子的围棋盘，原来他一个人在那里对着棋谱复盘呢。当时，莫总还问他会不会下围棋，约他晚上有工夫时去下一盘。可那会儿他正为办出国手续日夜奔走，所以尽管嘴里答应了，却并未践约去下过一回。今晚倘去敲莫总的门，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吧？

主意已定，他便行动。他拉灭了灯，但接着又把灯拉亮。他就让灯那么亮着，出了自己的单元，锁上了门。在空荡的楼梯口，夜雨那匀速倾泻的音响更像江河奔流。想到不久以后他便会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那虽然对他有着真挚感情的叔父，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生疏的人物，心里更其不安。叔父在他还没有出生时就飘洋过海到那边去了。当他懂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父母对这位亲戚讳莫如深。直到1977年，叔父才回了一次国，大家见了一面。叔父同父亲抱头痛哭的场面，以及在陪同叔父游览名胜古迹的过程中，叔父从许多细致处表现出来的对他的赏识，都曾使他动心。然而那毕竟只是短短的一周，谈不到双方之间形成了多么深的感情。现在叔父面临着神秘的独身生活所造成的局面，出于一种汉民族固有的血缘观念，在他行将就木之前，召唤景伊慕速速去到他的身边，继承他的遗产和他的事业。在那陌生的环境中，他将怎样同叔父相处、交流感情和思想呢？而且他又究竟同叔父有多少共同的感情和思想呢？他能很快地提高英语水平生存在那个社会吗？他能很快地熟悉那里的法律吗？他能很快地学会开小轿车吗？他能在已经快到三十五岁的情况下，从头开始生活吗？……这些问题他当然不是第一回向自己提出，并且在妻子的提示、补充乃至代答中，已经似乎有过极其圆满的答案。可是此刻，在楼梯上缓步往下迈时，他觉得心里是异乎寻常地空虚！

不知不觉地，他已来到了莫总的门前。仿佛要用那声音填补心灵的空虚，他用手指弯过重地连敲了三下门。

以下发生的情况，是那么奇突、那么迅捷、那么怪异，以至事后回忆起来，他还有一种类似恐怖的感觉。他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似乎还碰倒了什么东西。接着，门骤然打开了，莫总一只手握住门把手站在门里，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衬托着这位高瘦的老人宛然一个黑魃魃的剪影，唯有那双眼睛闪着一种古怪的光芒。莫总显然没有认出景伊慕来，仿佛把他当成了另一个人。景伊慕听见他用低沉喑哑的湖北口音说的一句极其古怪的话：“二伯娘的油伞在我这儿！”

“莫总，是我呀！”景伊慕大声地招呼着。

“啊呀，是小景！”莫总好似从梦游状态中惊醒过来，“欢迎，欢迎。”他闪开身子，让景伊慕进了屋。

景伊慕进去时，看见莫总的客厅里也只亮着落地灯，大概刚才他也是一个人坐在灯下的沙发上，走了神。莫总拉开了顶棚上的吊灯，顿时客厅里灯火辉煌。他招呼景伊慕坐下，顺路扶起一个碰倒的圆凳。景伊慕环顾了一下，只见屋角的酒柜上摆着十八时彩色电视机，长沙发一侧放着立式电风扇，沙发对面摆着落地式收、录、唱三用机，更有一盆一米多高的橡皮树，栽在木桶里，安置在窗旁。以中国标准而论，这样的生活条件，算是相当高级的了。景伊慕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倘若我家生活也能达到这种水平，我也许就不会走了……

莫总坐在落地灯下他原来的位子上，景伊慕坐在他侧面的长沙发上，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这时那窗外的雨声格外显著，哗哗哗哗……仿佛永远不会完结，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总是按自身的规律无情地流逝着。

“莫总，我……是来向您告别的。”景伊慕把双手放在膝盖之间，搓动着说，“我就要出国去了……我叔父来信让我去继承遗产。我不是图那个遗产，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去国外深造一下，同时积累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我不会做任何损害祖国利益的事。而且，将来咱们这儿情况好转些的时候，我还会回来的……”他刚把这些话说出口，立即便后悔了。他为什么要用这种解释口吻来告别呢？

可是莫总竟毫无反应。他仿佛并不欢迎景伊慕的来访。他从烟具盘上拿起刚才抽了一半的烟，继续抽着。感觉到景伊慕说话有了停顿，他才仿佛猛地意识到来了客人，于是他请景伊慕抽烟，那是国外进口的三五牌香烟。景伊慕取过一支点燃，心里想：今后每天要抽的怕也是这种烟吧？

“啊，小景你……要出国？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国呢？”莫总问着，神色和语气都有些心不在焉。

景伊慕于是把来龙去脉细说一遍。这回他不再用解释的口吻，而是近乎理直气壮。说完了，他观察着莫总的反应。只见莫总理理身子后的织锦套圆垫，在沙发上靠得更紧，脸上的皱纹并无一丝抖动、极其平淡地“啊”了一声，表示他听明白了。

沉默。两人都自顾抽烟，好似在欣赏着窗外的雨声。雨声听来小了一些，但那哗哗哗的音调仍无分明的节奏。在静默之中，这夜雨声仿佛在诉说着某种深奥的哲理。

“啊，小景你……要出国了”，莫总似乎在竭力把自己从某种深沉的冥想中解脱出来，终于沉吟地说，“你要在这个时候出国，将来……等情况好起来了，再回来……”

景伊慕吐出一口烟，本能地绷紧了心上的弦，等着莫总往下说。他真怕听到那些大面上的老生常谈：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贫富不均，有色人种如何饱受歧视，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地下铁道中的抢劫，医药费之昂贵，性关系之紊乱……最后归结到“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他尤其怕那种心里头揣着“我有办法我也走”一类念头的人，仅止是为做出一种爱国的姿态，来念经似的讲这类话。难道莫总亦不能免俗吗？

然而莫总沉默着。窗外的雨声又升高了调子。忽然，他一下子转换话题说：“……听，这雨，怎么那么巧，五十三年前的今天，在武汉，也是这样的雨……”

五十三年前！景伊慕没有去推算那是哪一年，他被这单纯而厚实的数字镇住了。他意识到坐在他斜对面的是一位经历了漫长人生道路的人。他端详着白发稀疏的老人，再环视舒适的客厅，不禁感到这样的人已经到达的停靠站（如果不说是终点的话），实在令人羡慕，他那通向这里的人生经验，必定是十分可贵的。景伊慕变得愈加恭谨起来，问：“莫总，您想起往事来了？”

莫总脸上的皱纹开始抖动，推心置腹地说：“小景，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痛苦！一个生活得这样舒适、既有名望又有地位的人，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他还缺少什么呢？他曾在德国留学，得过两种博士学位，如今是政协委员、两三个学会和协会的理事、设计院的技术权威，近三十年来，头十七年和这后几年不断到国外进行考察、访问以及出席专业性会议，出国对他来说已没有什么吸引力；在物质生活方面，以中国的标准而论，可以说应有尽有……也许，他是……

“您是觉得孤独吧？”景伊慕小心地试探着。

“有一点。不过那并不是造成这痛苦的原因。老伴去世后的这两年，我是有点过不惯。但是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们一出差，一放寒暑假，就来我这儿住，那还是很热闹的，那热闹也就足够了，因为毕竟我还要集中精神工作，我是喜静的……”

“也许……是那十年里头，对您的冲击太大了吧？”景伊慕问出这话，跟着就有点后悔，他不应当在这么个清冷的雨夜，来揭这样一位老人心上的伤疤。

“不，那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尤其不算什么。”莫总轻轻地摇着头，断然否定说，“我痛苦，绝不是为那个。何况那一切不都已经彻底结束了吗？你看我这屋子你就明白，该补偿给我的一切都补偿了，现在我甚至比那十年以前还生活得更好……”

景伊慕哑然了。他再也猜不出这位老人陷入那深度痛苦的原因。也许，这不过是老年人的一种心理上的病态表现吧？

“有一些痛苦，是可以补偿的，”莫总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在辨认那些依稀可见的雨鞭，自言自语地说，“而有的痛苦，是终生的，伴着你，时时咬着你的心，没有法子可以补偿……”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您从前遭到过很大的不幸吗？”景伊慕忘记了自己心中的烦扰，充满好奇心地询问。

“那件事，前后大约只有五秒钟……”

“五秒钟！”景伊慕愈发好奇了。人的一生该拥有多少秒钟？五秒钟竟能造成一个人终生的、无法补偿的痛苦！

“是的，仅仅只有五秒钟……”莫总欠起身来，在烟具盘里捻灭烟蒂，取出一支新的香烟，却并不点燃。他保持着一种全身紧张的姿势，入了魔似的倾听着窗外的雨声，眼光穿过客厅外的过厅，朝过厅那边单元门的方向望去，用一种充满悔恨的低沉的语调讲述着：“也是这个月日，也是漆黑的夜，也下着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的大雨。我也是一个人坐在那么一间屋子里，当然，不是这样的楼房，是瓦房，那种开了门板就能见到街道的铺面房……忽然有人敲门，敲了三下，就像刚才你来敲我的门一样。我过去拉开了门，看见一个人，像我当年那么年轻。他穿着一件深蓝的长袍，戴着一顶旧呢礼帽，手里拿着一把滴着雨水的柿油纸伞。那伞上的竹脊是桔红色的，我印象里很清楚。他身后朦胧的街灯光，正照在那斜拿着的雨伞上，是一种比较深的桔红色。他站在屋檐底下，望着我；我站在半开着的门里，望着他；我们就那么对望着，大约有两秒钟的光景……”

“他是谁？您不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但是我预感到他是为什么而来的。果然，他仿佛没有眨眼，一直那么炯炯地望着我。我听见他清清楚楚地说：‘我的伞坏了。能替我换把伞吗？’……”

“他的伞坏了？换伞？”

“我望着他，呆呆地望着他。他身后是被朦胧的路灯光照出的密密的雨丝，他的帽子和肩膀被打湿了，一些水滴从他的帽檐上朝下滚落……我心里翻涌着万千思绪，那些思绪在那个夜晚以前的日子里，已经把我的心快给撕碎了。我知道在一两秒钟里，我将决定我今后的一生，决定我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心里头跳跃着那句回答：二伯嬢的油伞在我这儿！二伯嬢的油伞在我这儿！……可是那句回答终于没有涌出我的喉咙。我就那么望着他，他就那么望着我。雨声，朦胧的灯光，呢帽上滴落下的水珠，他那双睁得很大很大的电光般的眼睛……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大约就那么又持续了两秒钟，我一声也没吭，就轻轻地掩上了门板。刚一掩上门，我就深刻地意识到我做出了什么事，可是，当我再拉开门时，他已经无影无踪了。门外只有夜雨，就像今天这样的雨，哗哗地下着，朦胧的路灯光底下，溅起一片白蒙蒙的雨脚……”

“他走了？”

“走了。再没有回来。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他……你看。五秒钟，五秒钟啊！”莫总说到这里，把手里的烟一扔，双手抱着头，五官痛苦得仿佛要缩进脸上刀刻般的皱纹里去，猛地仰靠在沙发背上。景伊慕看到，他那青筋暴露的手背上，几块深色的老年斑在随着筋脉颤动。

景伊慕是个聪明人，他猜出了那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他不明白，莫总有什么必要痛苦一辈子。难道他做了什么出卖别人的事？而倘若他真做过那样的事，他今天又怎能享有这一切呢？

莫总把手放了下来，取烟、点燃、猛吸了一口，又重重地喷出一口烟来，稍许平静些了。他仿佛猜中了景伊慕的思路，微微摇着头说：“我此后并没做任何坏事，当然更没有出卖一切我所知道的同志和秘密。我只是从此脱离政治，跑到国外留学，一头扎进工程技术里去了。回国以后，我就把自己学到的本事，尽一切努力付诸实践。直到解放以后，许多年里，人们都以为我是一个典型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只有组织上知道，在20年代我曾是个共产党员，度过极其轰轰烈烈的青年时代。在北京，在广州，在武汉，许多现代史上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我不但是目击者，而且是参加者，甚至还是接近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在一两个现在还被许多文献纪录片选用的历史电影镜头里，在那青史垂名的先驱者的形象后面，我还能从一群人中认出我自己的身影来。当然，仅仅是我自己才能认出我来。我的确激昂过，奋争过，咆哮过，拼搏过……”

“后来，白色恐怖把您的勇气消磨了？”景伊慕放轻声音，试探地问。

“不！”莫总放大声音，急促地说，“不完全是那个因素。在那个年代，完全丧失了信念的胆小鬼，当然也有。可是我，我仍然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崇高的，还是相信共产党代表着真理与正义。无论如何，我不能做伤害共产党的事……然而，情况是复杂的。我不仅目睹了国民党的虚伪和残暴，还看见了无耻的叛卖、愚昧的麻木、变本加厉的荒淫、小市民的庸俗、党内的严重分歧、关键时刻的意气用事……总之，现实生活中，似乎到处都是令人失望的阴暗，理想虽好，实践起来难乎其难。也许这就叫作动摇吧。于是，那个雨夜，当那个同代人根据党内当时约定的单线联系的方法来同我接头时，在五秒钟里，我就自动卸钩了……”

“后来国民党没有追究过您、迫害过您吗？”

“他们当然并没有放过我。我的共产党身份是秘密的，但是我的许多公开行动，足以证明我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我脱党以后，靠着家里的钱财，做到了能使鬼推磨，我很快就从武汉到了上海，从上海到了香港，又从那里到了德国，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才回到中国，到了重庆……在重庆也有国民党特务监视着我，但是后来他们一定弄清楚了，我真的跟共产党不沾边……”

“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就没有跟您联系过吗？”

“没有。自从那个雨夜，我没有按规定说出那句接头的话以后，党就没有再来找过我。党应该那么做。但是我知道，党也一直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他们后来一定也弄清楚了，我确实没有同国民党发生任何关系，并且我总是尽一切可能，使自己的行动适应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那么，您又何必这么痛苦呢？解放后，党对您不是挺重视，挺信任吗？”

“的确。作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在港澳台和海外科技界有影响的人士，党给了我最充分的任用和照顾。我也确实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用在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上。我和党的关系，三十多年来是和谐的。然而，我的心却背负着永恒的痛苦……”

“您应当想开一点。这并没有什么。也许，您按另一条生活道路走下去，或者早就牺牲在战场上了，或者竟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被‘正确’地淘汰，以致被冤屈死了……”景伊慕忍了一阵，没有忍住，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

莫总缓慢而坚定地摇着头：“不，你的想法，是不对的。后来，解放后多次清查我那一段历史，终于查出了那天夜里去找我接头的那个人，他本是来通知我到长沙去参加暴动的。这位同志，后来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他尽管那么早就死了，而且，他的名字今天甚至不如我响亮，然而，作为一个人，他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和信心，他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有始有终。他坚信一定会实现的，果然实现了，而我一度怀疑能否实现的，却在我眼前一年年地实现着……他的名字，溶化在我们共和国的名字中，而我……小景啊，人生在世，所求为何？他死而无憾，我活着有愧。我怎么也去不掉心上的这块缒石，他要缒一辈子，永远让我痛苦，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难道就不能想个法了，活着就把那根拴住石头的绳子解开或者剪断吗？”

“能够的，”莫总靠回沙发背，两眼凝视着窗外茫茫的夜色，暗哑地说，“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自己不再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只当作一根饮食声色的肉柱。”说完，他便紧闭着嘴，沉默了，唯见嘴角的皱纹仍在微微颤动。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小了，哗哗哗的声响已变成了沙沙沙，仿佛雨也从汹涌的情绪中，一变而为冷静的思考。

景伊慕呆呆地坐在那里，面对着沉默的老人，心里仿佛充塞着许多沉重的东西，消化不开。抽完手里的烟，他一瞥壁上的挂钟，过十一点了，于是站起来告辞。

莫总把他送到门边，仿佛终于从夜雨勾起的冥想中自拔了出来，脸上现出了蔼然的微笑，回想似的对他说：“啊，小景你要出国了……你要在这个时候出国……你有空再来吧……”

景伊慕点点头，向莫老道了“再见”。莫老关上了门，响起了上锁的声音。景伊慕却仍旧痴痴地站在那单元的门外，没有挪步。

“你要在这个时候出国……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国呢？……”他耳边仿佛仍旧响着莫老低沉缓慢的声音。

景伊慕几乎是一步一停地登上了楼梯，回到了自己家里。

听不到雨的声音了。他走到阳台上去，朝四周看着。雨确乎停了。前面两座楼的窗户，只有几扇还是亮着的，因为遮着窗帘，活像惺忪的睡眠。他听见屋顶的积水顺泄水管流淌着，还有这里那里零碎的滴水声。天幕还是黑蒙蒙的，仅偏西的一隅，透露一片青灰，那里或许已经开始变晴。

景伊慕倚着阳台的门，双臂抱在胸前，久久地仰望着天空。莫总讲述的那五秒钟的情景，仿佛一盘放过又倒回重放的影片，一遍一遍地在他眼前复映着。不知为什么，到后来，当那扇铺面房的门板打开以后，他总觉得门外站着的，其实正是厂常委副书记老肖，他手里似乎也拿着一把柿油纸伞，那伞上的竹脊分明是桔红色的，一种比较深的桔红色，他也仿佛连眼睛都不眨，炯炯地望着他……两秒钟以后，老肖并没有说那上半句暗号，而仅仅是把两眼一眯，“啊”了一声，那锐利有如钻头的目光，从被皱纹包围的眯起的眼眶中，格外闪亮地盯住了自己……

景伊慕的心剧烈地悸动着。

1982年春写于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