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妈妈曾埋怨过我，说我不该让她那么到大庭广众中去讲这段事情。我总是这样来为自己辩解并恳求她原谅：那时候我实在年轻，再说，无论她还是我，在这件事上都是动机纯洁、言论诚实的。

妈妈没有什么口才，她所讲的事情也只不过是那位先烈轰轰烈烈、光彩夺目的一生中的极微小的一个侧面，但我记得那回的班会上，同学们却都能聚精会神乃至津津有味地听下去。我想这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讲故事的是同班同学的母亲，这能满足少年人的一种特殊心理。二、讲的事情同他们以前听到过的种种先烈事迹并不雷同。

在我来说，早已不知听妈妈讲过了多少遍，所以毫不感觉新鲜，而且，我觉得她那回比以往任何一回都讲得差，因为她毕竟没有在这种场合讲话的水平和经验。

不过妈妈讲这段事情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优点：她总是质朴地一路讲下去，既不夸张，也不渲染，无论她讲多少次，总没有什么添加或更易的地方。

她总是先从她自己讲起。那是20年代初的一个寒冬。她住在西单缸瓦市的一个四合院里。她为什么住在那儿？这得稍微费点唇舌。她是那家人的童养媳。她的父亲和那家的家长，原来都在外省，都是清末最后一茬的举人，他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回在酒馆喝了酒，然后趁着酒兴，跑到县城的城墙上遛弯儿，对着月亮，便立下誓言：将来婚后如有了后代，都是儿子或都是女儿便结拜为兄弟姐妹，若一方是儿子另一方是女儿，便结为夫妻。这大约指的是头一胎吧，如果后来双方子女都很多，难道都要结为夫妻吗？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然而他们都很认真。中国人往往对极粗糙极不严密的誓约恪守不移，这便是小小一例——当然，这类即兴评语在妈妈讲她的故事时是没有的，这部分版权完全属于我，我比较乐于用自己的这种转述方式来介绍妈妈的故事。好，接着讲下去：后来，两个举人中的一个，到北京来当京官了，于是他不但带走了自己全家，也带走了我的妈妈。另一个举人，也就是我的姥爷，则留在省里，没几年，他也就去世了。妈妈随着那家人来北京时，不过才七岁，可是她那命定的丈夫，却刚四岁。到妈妈长到十六岁而她的未婚夫十三岁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家庭变故，她的婆婆，即那位京官的原配夫人，去世了，不久便出现了一位后婆婆——于是到了故事发生的那一年的寒冬。那位京官已经不当官了，他到外地一个什么大学执教鞭去了，而那位十三岁的公子则住进一家教会学校再也不愿意回家。于是那位后婆婆变本加厉地对妈妈施行虐待。她让妈妈一个人住在一间原本当作储藏室用的小东屋里，不让妈妈生火取暖，却要求妈妈每天为她所生的公子缝制衣服，弄得妈妈不仅手上长满冻疮，而且脸上也长出了冻疮，她的屋里虽然挂有一面镜子，然而她简直没有勇气去照。最恶毒的，是后婆婆故意把一口大缸搁在妈妈住屋的门外，让厨子每顿饭后把涮锅水倒在里面，这只泔水缸经常散发出一种难闻的秽气，每每经过一夜上面一层泔水冻成冰了，秽气刚消，而新的热泔水又冲破了冰壳，把更浓烈的秽气送进小屋窗内。妈妈当时正当豆蔻年华，论起来也算有钱人家的候补女主人，然而她的实际境况，却形同一个女囚犯。

那口泔水缸在这个故事里很重要，妈妈每回讲到它，总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她既恨它又感谢它，既不愿忆起它又总不免忆起它。有一天，她那在外地的公公的一位朋友，大约也是当时社会上不算不重要的一位人物，来进行礼节性拜访，在院里遇见了不成人样的妈妈，他眼里流露出惊异的神情，然而妈妈不敢同他谈话，赶紧返身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去了。后婆婆在北屋客厅里接待了这位客人，没有多久，这位客人告辞走了。于是一场突发性灾难降临到了妈妈头上。后婆婆把妈妈叫到了客厅里，让她跪下，先是数落，后是倒操起鸡毛掸子，一阵抽打，除了历数她那并不存在的懒惰、放荡，主要是责问她为什么要故意出现在那位客人的眼前。妈妈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哼，这种对抗方式当然胜过哭喊与争辩，使后婆婆气得浑身乱颤，最后宣布：“打今儿个起没你的饭吃！你想活就自己舀泔水喝！”

妈妈回到小屋里，悲伤愤懑得竟流不下一行眼泪，她的心冻结成了一个冰团。她脑海中也飘过了逃走的念头，可往哪儿逃呢？在这个四合院里，她被一只恶狼欺凌，出了这个四合院，她很可能更要被一大群恶狼包围。于是她想到了死，然而她又不甘心就那么死去。因为她的死，正是那后婆婆求之不得的。她至少得让自己的死能起点报复作用，如果还起不到这样的作用，那就干脆活着。她坚持活着，这倒很可能是对那后婆婆最沉重的打击。这样想来想去，她就又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她倒在小屋的床上已经两整天了，后婆婆果然不给她饭吃，也没有好心的厨子往她屋里递吃的，她既然想坚持活下去，只好挣扎着起来，去舀那泔水缸里的泔水喝。

她记得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中午，天上欲雪未雪，她手里拿着一只碗，扶着门框和窗台，总算接近了那只泔水缸。缸里的泔水一半冻着一半汪着。正当她低头用碗舀泔水时。她惊讶地发现，在汪着的泔水中，有一封撕成两半的信，于是她本能地把碗搁到了窗台上，从缸里拾起了那封信来。

她回到屋里去看那封信。信是连着信封撕成两半的，并没有撕成碎片，因此很容易拼读。信封上写着她的名字。一字不错，那确实是写给她一个人的。这还是她头一回收到一封给她个人的信。在后婆婆出现以前，她的公婆对她还算好，是出钱让她念完了高小的，因此她当然能够读信。然而她却从未写过信和收到过信。她那远在家乡的父母只同亲家通信，信中顺便问及她的情况，亲家在回信时则顺便告知她一切尚好。

那封从泔水缸里捡到的信，却确凿是寄给她的，称她为女士。信笺只有一张，是一种结实的毛边纸，上面用遒劲的行书，写着这样的意思：得知你处境维艰，深表同情。我是你父亲幼时的同窗，现住某街某胡同某号。你可来我家暂住，共商一条光明的出路。信尾便是那位后来彪炳史册的先烈的签名。

妈妈把那封信铺在炕上，读了又读，那张本已被泔水浸污的信笺，又被她的热泪浸染了一遍。她每回在家里讲到这个地方，眼里也总要涌出泪水，她对我们五个子女——包括现在已年过五十的大姐，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是他，救活了我这一条命。救活了我，也才有你们。”这当然是事实，也是真理。

妈妈在那个下午就离开了那个四合院，她什么也没有带，只带着那封信，找到了写信人的家。后婆婆是故意把那封信撕成两半扔进泔水缸里的。任何来信当然首先由她过目，她大约很感谢这封“天外来信”为她解决了一个难题，她既希望妈妈从速按这封信提供的办法行事，又用撕成两半扔进泔水缸的做法以示她的轻蔑和侮辱，如果撕得再碎些，妈妈无从拼读，从而并不出走，那么她还得添许多的麻烦，所以她只撕成两半。

据妈妈说，那位革命先烈的家，也是个四合院，打扫得比她永远离开的那个四合院干净利落，屋里的陈设，也很整洁雅致。她一进门，就听见人们高兴地说：“果然来了！”“这就好了！”于是她在客厅里见到了那位先烈和他的夫人。泪眼模糊中，她只觉得那位先烈个子中长，很和蔼的样子，当时她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既不知道他的公开身份，更不懂得他的政治信仰，只是由衷地感激。先烈显然很忙，他安慰了她一会儿，便匆匆地走了。是夫人亲自给她洗了澡、梳了头，并且给她长冻疮的地方一一涂上了药膏，又陪她喝热粥，说是她饿了许久，一下子吃硬的不好。在夫人娓娓的谈话中，妈妈才知道，是那天那位去造访的客人，偶然向先烈提及她的处境的，先烈和夫人听到以后，认真地商量了一番，便决定先写一封信给她，如果几天都没有回音，夫人便打算亲往她后婆婆处，据理力争，把她接过来。

妈妈在先烈家里住了半个月。先烈在这半个月里同妈妈接触并不多，回忆中，他同她比较详细地交谈，只有一次。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下午，在先烈小小的书房里。妈妈记得，靠书案的地方，在高脚盆架上，搁着一盆梅花，那梅花的枝条被养成了几组s形，盛开着白里透青的花朵，飘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先烈听她倾诉了身世，询问了她近些天在他家读书休养的情况，末后同她一起商量：今后怎么办？妈妈说打算找事做，自己养活自己，并且不受那“指腹为婚”的约束（其实那两个举人“指婚”的时候连“腹”都没有），做一个自由人。先烈听了很高兴，鼓励她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先烈给她写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去f市找他的一位老友，说他可以帮助她成为小学教员，让她在那里去开辟新的生活。

后来，妈妈就带着先烈的那封介绍信，以及先烈给她的一点钱，并且还有先烈夫人亲自为她编织的一条驼色宽围巾，去f市了。在那里她当了多年小学教师，后来同我们的父亲结了婚，生儿育女，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解放前他们来到了北京，继续教书。解放后妈妈从数学教员转为会计，又经过一次短期训练，吸收到人民银行当了出纳，直到她退休。

妈妈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确实十分平淡，所以我常常宁肯把她讲的叫作事情而不叫作故事。

然而那次班会总算效果还不错。同学们安安静静地听了下来，彭老师在汇报班主任工作成绩时关于清明节活动一项也有了着落，并且，在不久以后，彭老师指定我当了小组长。当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是一位党组书记的女儿，而班长则是一位副局长的儿子，其他小干部，其职务也大体上与家长的地位成正比。因此，我隐约觉得，我被任命为小组长，是和我妈妈那平淡无奇的个人历史轨迹，曾偶然与一位革命先烈那江河浩荡般的历史轨迹相交叉有关。

这以后，有一回彭老师很严肃地问过我：“你妈妈怎么不是党员呢？”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纳闷了很久，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时会是那么一种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