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春节，我们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团圆。只可惜爸爸不在了，其余所有的人都聚到了妈妈的周围。妈妈、我们五个姐妹兄弟加上我们的孩子，一共是三代十二口。吃完团圆饭后，孙子辈的嚷着要奶奶（姥姥）讲故事，于是妈妈又讲起了那个关于先烈的故事，她讲得仍然那么质朴，既不夸张，也不渲染，最后也并不归结到应当对烈士本人感恩戴德或其他什么训诫性的主题上。她只不过是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她自然又讲到了那口泔水缸、那盆盛开的白梅，以及先烈对她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的音容笑貌。她的故事引起了我们姐妹兄弟再一次的品味和思考，同时，显然给予了第三代很强烈的印象，他们当场提出了许多的问题，使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的这些问题中大部分都是我曾经听别人提起过的，当然，其动机和感情可能全然不同，然而角度竟全然一样……

不久以后，邝编辑再一次出现在我家，她从外表上看已经确乎是妈妈的同代人了，满头全是灰发，额上和眼角挂着明显的皱纹，她进屋后照例只坐一半沙发，脊背挺得直直的，对我递上热茶报之以点头微笑，但并不端起来喝。她讲起话来依然那么言简意赅：“我们要重新出版关于革命先烈的回忆录文集。您以前给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运动里七弄八搞地弄丢了，希望您能再重写一遍。”

妈妈诚心诚意地问：“我跟他的接触，就那么一点点事情，意义恐怕确实不大吧？还值得写吗？”

邝编辑肯定地说：“值得的。我们要像珍惜故宫珍宝馆里那些珍宝一样，珍惜一切有关革命先烈的材料，哪怕是零星的、片断的材料。尤其是在今天。”

妈妈又问：“我还按当年的那种办法写，行吗？”

邝编辑点头：“行。”

这时候，坐在一旁的我突然插进去说：“前几天，我刚从一本杂志上看见一篇介绍先烈事迹的文章，里面有一段，好像又提到了他收留妈妈这件事儿……”

邝编辑扬起眉毛问：“真的吗？在什么杂志上？署的什么名字？”

妈妈也责怪地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那里头是怎么写的？”

我便告诉她们：“是从我们教研组一位同志手里看见的，他答应过两天把那杂志借给我……我记得文章的那一段好像是这样的：当年，有一个穷苦的女学生，为了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逃到了先烈家中，寄住在那里。先烈不仅介绍她阅读了许多革命的、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还鼓励她多读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有一天下午，窗外雪花纷飞，窗内花盆里腊梅盛开，先烈指着花问：‘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女学生回答说：‘知道，这是梅花。’先烈笑了，他告诉女学生：‘这是腊梅。腊梅和梅花是两种不同的植物，腊梅属于腊梅科，是落叶灌木，梅却属于蔷薇科，是落叶乔木……’女学生惊讶地说：‘先生怎么连这种知识都如此精通？’先烈严肃地对她说：‘我们革命者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建设新世界，尤其需要广博精深的知识，你应当从现在起，就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

妈妈听不下去了，她挥挥手说：“简直是胡编乱造！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人，写这种文章？”

邝编辑便提高声调问我：“真有这么一篇文章？已经登出来了？”

我便坦白：“还没有。不过，我真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妈妈望着我，不以为然地连连摇头。

邝编辑是什么反应呢？她的表情，使我大吃一惊。只听她对妈妈说：“编完您这篇文章，我也该退休了。我想这应该成为我几十年编辑生涯中，最问心无愧的一次编辑工作。”说完她便朝后一靠，倚在了沙发靠背上，并且端起我给她沏的那杯茶，从容地呷了一口。

1982年2月10日写毕于北京劲松中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