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完全抗议错了。

那时候我已经从师范学毕业，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教师。大约是1968年的秋天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突然有一天邝编辑和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我家。

邝编辑的头发也开始花白了，她显得很瘦削，但她的坐姿仍然不改，她斜坐在木椅上，脊背挺得直直的，绝不去倚靠那椅背。她把那位年轻人介绍给了妈妈和我，称他为“白队长”。其实白队长并不是生人，妈妈和我都认识他。他原来就住在我们附近，跟我是同一届的高中毕业生。他考上了地质学院的勘探专业，可是只去上了一年，就退学了。谁都知道他退学是害怕毕业以后的勘探工作太苦，他要自己在北京城找个工作。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是在一家无线电器材厂当工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往上一道工序制成的某种元件上点漆，说实在的，其体力劳动的程度，比我们站讲台的教师轻微多了。可是他那样一个不服从国家分配的人，却成了工人阶级，并且因为运动一开始就敢于造反，更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分子；我呢，并不是我自己存心脱离无产阶级，是服从国家分配，来当教师的，却成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想通。既然只有工农兵才光荣，才是革命的主力军，是一切行业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党和国家，又为什么要一批又一批地把年轻人分配去当知识分子呢？

邝编辑对白队长，充满了真诚的敬畏，她介绍完他那工宣队队长的神圣职衔，便紧闭上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两眼径直盯着她那照例不喝的热茶，等着白队长开始这场不同寻常的谈话。

白队长戴着一顶国防绿军帽，上头别着一枚亮闪闪的***像章，他舒适地靠坐在我家的旧沙发中，先呷了几口我沏给他的热茶，才清清喉咙，威严地说：“今天来你们这儿，还不算正式的外调，只是来打个招呼……”然后他以极其仇恨和蔑视的声调，叫出了那位先烈的名字，宣布说，现已查明，他是个叛徒，他早在党成立的初期，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对。而“旧出版社”竟然为这种人树碑立传！他说妈妈听写的那份材料，现在已转送有关的专案组，那份材料虽然是为吹捧叛徒而写的，却也“露出了狐狸尾巴”——充分说明那个人“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至多不过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也就是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之所以背叛革命的根本原因——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

妈妈忍不住问：“可他1927年不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吗？”

白队长冷笑着说：“你以为当了叛徒，国民党就不杀吗？瞿秋白怎么样？写了《多余的话》，国民党也还是把他宰了！”

妈妈尽量克制着内心翻涌上来的激动，嘴角抽动了几下，低声地问：“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叛变了呢？”

白队长把脸一沉：“当然有证据。到时候就公布。现在是给你交代政策：你仔细回忆一下，把你所闻所见的有关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回忆出来，写成材料，交给我们。”

妈妈起初沉默着，后来，白队长两眼利刃般逼视着她，在那种情况下坚持沉默是很困难的，妈妈不得不颤动着下巴，近乎哑声地说：“我尽量回忆。”

直到这时候，邝编辑才把眼光从茶杯上移开，瞥了妈妈一眼，但她很快又把眼光转向别处了。

临走的时候，白队长让邝编辑把一本杂志给了妈妈，那正是刊有关于先烈拯救教育“丫头”事迹的那本刊物，白队长对妈妈说：“写这里头那篇大毒草的人，曾经到出版社借你写的材料看过，他现在已经被当地的造反派揪出来了，为狗叛徒树碑立传没有什么好下场，你懂吗？这本刊物先留在你这儿，其中问题最大的地方我们都用红笔勾出来了，你要仔细考虑，过几天专案组的人来外调，你要老实交代！”

说完就走了。他们一走，妈妈就哭开了，那是一种无声的哭。她任凭大粒的泪珠连续不断地滚落下来，却咬紧嘴唇把声音咽回肚子里去。我不忍看，躲进了里屋。我愿人类能最终消除这种极端痛苦的哭法。

不久以后，白队长带着两个专案组的人来找妈妈了。那天我不在家，回到家里时，他们已经离开了，而妈妈仍双眼发直地坐在我家那弹簧已经下陷的破沙发上。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姐姐哥哥们都下了干校，就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我真怕妈妈被刺激出大症候来，所以当天我什么也没有问她。第二天她缓过点劲来，才细细地告诉我，专案组要她写两份材料，一份揭发先烈当时如何毒害她，如让她看《现代评论》《甲寅》一类的反动刊物，诱导她走脱离革命斗争的个人奋斗道路，等等；第二份揭发先烈与她的反动父亲、反动公公，以及那个把她的情况传递过去的反动家伙的关系。我问妈妈：“怎么办呢？”她嘴角边的皱纹抽动着，两眼炯炯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沉静地说：“我一个字也不能给他们写。他们再来，我就躺到床上去。我病得快死了，还能写什么材料？”

正当我为妈妈能否逃脱那个专案组纠缠而日夜担心的时候，有一天，我经过东四十字路口，听见卖小报的人在高声叫嚷，原来他那小报刊出了关于某某叛徒的“丑史”，我赶紧买下了一张。那是两三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联合编印的小报，头一版上就刊出了我所熟悉的先烈的头像，然而齐脖子画上了一个绳套，猛一看，我心上仿佛被扎了一刀，真想立即把那小报撕成碎片，可我还是忍不住要读那几乎占满三版的“丑史”，我是坐在东四十字路口西北角青海餐厅旁边，一家店铺门前的高台阶上读那“丑史”的。我很快便发现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是在20年代初期的一个寒冬，阴风怒号，雪片乱飞（既然风那么大，何以还能飘雪？不过，我记得另一篇文章也这么写过），真正的革命者正顶风冒雪与反动派进行着殊死斗争，但叛徒某某某却龟缩在自己舒适的小家庭里，津津乐道于养梅弹琴。当时有一位阔小姐，仅仅为逃避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来到了他家，他不顾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竟把她长期留在家中；在这期间他不但不向她宣传革命的道理，反而大肆鼓吹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有一天他居然指着书房里那盆腊梅花，对那阔小姐说：“红花白花，说到底不如这黄花。红色过于热烈，白色过于冷酷，都不如这蜡黄色凝重温暖。我希望你今后学一枝腊梅，取中庸之道，得温和之乐。”这就充分暴露出他灵魂深处充满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肮脏货色，无怪乎到了革命和反革命搏斗的紧要关头，他便堕落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等等。

读完了那篇“丑史”，我呆呆地坐在高台阶上，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车辆，简直失去了思维的能力。我想象不出世界上还能找出比这更荒谬的事情。

拖着脚步回到家里，本想把这事瞒过去，谁知妈妈的眼睛像头一样，一下子就刨出了我心里埋着的东西，她干脆地问：“什么事让你变成了这个模样？是不是他让报纸给公开点名了？”

我只好把那张小报递给了她。出乎我的意料，妈妈读完神态竟格外平静。她缓缓地取下老花眼镜，徐徐地说：“原来他们已经代我造好假材料了……这就是他们的水平呀，那倒真用不着揪心了……”

这以后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不知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早在“***”垮台以前，关于先烈是叛徒的说法就渐渐收敛乃至云散了。不过白队长在那以后依然在出版社趾高气扬地实行着“全面专政”，粉碎“***”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那家出版社参加欢庆游行的队伍，还是由他引领着前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