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几个星期以后，正当我们忙于温书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找到了我家。这位编辑同志其实不是外人，是我同班同学邝晓雯的妈妈，邝晓雯是她妈妈最大的一个女儿，所以她妈妈来到我家，同我妈妈坐到一处的时候，两人显然属于两茬人，我妈妈当时头发已经斑白，而邝编辑却仍是一头浓密油黑的鬈发。

邝编辑谈吐堪称言简意赅。后来我才懂得，仅从两个细节上，就可以判定她是一位老编辑。一是她的坐姿。她总是只坐椅子的一半，谈话的过程中，背总挺得直直的，不去倚着椅背，这对比她尊贵的人，自然是表示敬重，而对同她地位相等或稍微偏下的人，又表示着她随时准备着谈完就走。二是她几乎从来不喝人家给她倒的茶水，尽管她也从不拒绝别人给她沏来热茶。

那天来到我家，她便那样坐在我家的旧沙发上，斜对着妈妈，微微点头表示感谢我递上热茶后，便和颜悦色地说明来意：“我从邝晓雯那儿，听说您从前跟……（她说出了那位先烈的名字）有过直接的接触。我们出版社正准备出有关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的回忆录文集。我是来向您约稿的。当然最好是您亲自动笔写。如果有困难，也可以由您口述，由亲友记录整理成篇。希望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尽量把重点放到对他的革命活动和光辉思想的追忆上，力求具体、准确、形象、生动……”

妈妈没有想到，她那对家里人讲了又讲的故事，原来还有着史料的价值，当然很兴奋。她决定亲自写回忆录，因为她觉得我们都很忙，而她正好退休无事。她大约写了整整一个月，在一个晚上，大家都在场的情况下，由我代她念了一遍，全家的感觉都很好，我第一次了解到妈妈的笔力，我以为她把材料剪裁得很得体，不像以往同我们讲述那样，以她的命运为线索，而是反过来，先讲那位先烈的情况（这些情况当然是从已有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然后以自己的遭遇来提供一例，说明他当时在为革命奔忙的间隙中，还不忘帮助一个几乎被旧社会害死的弱女子。我以为妈妈的文笔也是很好的，对于那口泔水缸，以及那盆梅花的描绘，都相当生动。那位先烈鼓励她独立自主时，连连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口气也记录得颇为肖妙。于是，妈妈的稿子便由我工楷誊抄了一遍，寄往出版社了。

当我参加完高考，等待发榜的期间，邝编辑又到我家来了。她依然斜坐在沙发上，脊背挺得直直的，我照例给她沏上热茶，她照例点头表示感谢，并照例不喝。她委婉而明确地告诉妈妈：稿子他们看过了，但目前这个样子还不能发表。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写出革命先烈的思想和行为的高度。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妈妈当场作了回答，我一旁听着，记住了这样一些内容：

问：“先烈给你的那封亲笔信，没有保留着吗？”

答：“本来保留着。后来因为几次搬家，不慎丢失了。”

问：“那封信里，除了你已经写进稿子的内容以外，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比如，启发你投向革命的话？”

答：“就我写出的那些，没有那样的话。”

问：“先烈同你的父亲，以及你当时的公公，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答：“他们早年在一个私塾里念过书，后来在一个洋学堂里同过两年学。也就是一般的同乡和同窗。”

问：“他为什么会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也就是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以后，仅凭一位朋友提供的情况，就给你写那样的信，接你去他家呢？”

答：“这……我以为他是出于正义感，出于同情……”

问：“那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境界。我们希望能找到这样的言论或细节，说明他是出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党性原则……”

答：“……我不太懂……”

问：“那位把你的情况告诉他的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了解吗？”

答：“我后来了解到，他仅仅是先烈的一个私人朋友。这个人在先烈牺牲以后，当了国民党的官，全国解放以后，听说他跑到台湾去了。”

问：“你看，这样问题就复杂了。你没有记错吧？也许，那是另外一个人？而把你的情况告诉先烈的，是一位党内的同志？”

答：“我没有记错。这个人我怎么会记错？不管他后来怎么样，当时他可是帮助了我……”

问：“在先烈家里的半个月，他系统地向你推荐了哪些革命书刊？”

答：“他挺忙。他没有系统地向我推荐什么书。他只是让我自己到他书房里拿书看，他对我说，除了他锁着的书，只要是拿得到的，我愿意读哪本就读哪本。”

问：“你回忆一下，他是否特别向你推荐了《新青年》？”

答：“他有《新青年》，我自己读过一部分。老实说，当时可不大懂。不过，我记得他并没有特别指定我读什么。他的书架上也有《现代评论》，也有《甲寅》，反正当时主要的报刊他似乎都有。”

问：“烈士夫人也没有向你推荐过什么吗？”

答：“她让我看了一本林纾译的《花心蝶梦录》。也谈不到是特别推荐，因为那本书趁巧搁在了针线笸箩里，我翻出来了，她就对我说：‘看过吗？你无妨看看。’我就看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实际上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问：“那天烈士跟你长谈，没有向你介绍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吗？”

答：“我记得没有那样的内容。”

问：“一点也没有谈到苏俄？没有谈到列宁？没有谈到劳工神圣？”

答：“我不是不记得，而是记得很清楚，他没有跟我谈这些。我想他要是跟我谈这些，我当时是很难理解的。”

问：“那么他送走你的时候，没有对你讲什么重要的话吗？没有送你什么纪念品吗？”

答：“他对我讲了重要的话，我已经写在文章里了呀。他对我说：‘你首先要自立，要做一个强者。’他就是这么讲的。他没有送我什么特别的纪念品，他夫人送了我一条长围巾，我用了差不多十年，后来拆了给孩子织成毛衣了，再后来烂掉，没有了。”

问：“他介绍你去找的f城的那位先生，究竟是怎么个人呢？”

答：“是一位党的同情者，但始终不是党员。他抗日战争的时候就病故了。”

问：“先烈1927年在上海牺牲以后，你没有受到过株连吗？”

答：“没有。因为国民党并不知道我与他的关系。”

问：“解放后，先烈夫人还活着，她1953年才去世。你同她没有取得联系吗？”

答：“没有。我一直对先烈和她怀着热爱的感情。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写信去打扰她。党把大家都解放了，这里面也有先烈和她的作用，我把对他们的热爱，跟对党的热爱合在一起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大体上也就结束了。临告辞的时候，邝编辑告诉妈妈：“您写的这篇文章，看来意义不够重大，也很难补进什么内容，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如果一时用不上，是否可以给我们留下当作参考资料？”

妈妈笑了：“那怎么不可以？你们参考吧。这些事在他来说确实不过是大河里的小浪花儿，可对我来说，这可是能活过来的一个大转机啊！”

邝编辑走了。她那杯没有喝过的茶，后来让我给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