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以前，东方医院的病房里一位老人善终归天，按规定要将尸体移放太平间，然后再联系火化。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儿，不新鲜。

可是，病房的女护士将死者家属拉到一边悄悄地递小话儿：“您抓紧打点一下吧，天儿太热……！”

这位家属是死者的女儿，中学教师，并非书吊子，忙问：“什么规格？”

女护士坦诚相告：“我什么都不要……您自己跟太平间的师傅去商量一下吧。”

太平间的师傅就是张千和李万。这天张千当值，冲着女教师伸出一只巴掌来，眨眨眼：“就给这个数儿啊！”

这太平间可不是活人呆的地方，没窗户，有冷气，靠墙一转遭儿都是冰凉梆硬的大铁抽屉，从地面排到屋顶，大多关着，也有拉开的，里面躺着“死倒儿”。女教师看了一眼，立刻头皮发奓，二话没说就退了出来，走在地下室的楼道里还浑身哆嗦，更忘不了那股子尸臭味儿（后来才听说是来苏水与福尔马林的混合气味，那也是很难闻的）。

她没敢在太平间里跟张千讨价还价儿。张千穿着棉袄，戴着大口罩；而她只穿短袖衬衫和裙子，激着了咋办！现在她回到病房，想说服丈夫：“咱就花点儿钱吧！反正这种事……”她想说“十年不遇”，又临时改口，说了个“越早结了越好”。

死者的这位女婿是报社记者，如果不说他有点书生气那就是有点儿傲气。自从新闻界随着开放改革的大好形势多少有了点儿揭露不正之风的自主权之后，许多基层单位的中下级干部也多少有点儿怕记者了。因此，这位记者刚才就不同意去跟太平间的师傅商量什么“规格”，现在妻子回来，说那张千要“一个巴掌”的数儿，记者顿时生了气：“一个巴掌？当然不是五块钱啦，他敢开口就要五十？门儿也没有！”

他拉着妻子就往外走，又回头对病房的女护士说：“你们看着办吧！反正人已经死啦，爱烧不烧。想敲家属的竹杠啊，办不到！去问问你们院长，学没学过禁止敲诈勒索的中央文件？懂不懂法律？”

话虽这样说，当天下午，女教师还是背着当记者的丈夫送来了五十块钱。大道理小道理她都明白，不必啰嗦。她记得女护士那句话，“天儿太热！”作女儿的，怎么忍心让父亲死后还不得安宁哩——这间普通病房里一共六个床位，住院就是托的人情，先后送过四百多块钱的烟酒茶，九十九拜都拜过了，只剩下这最后一哆嗦，何必让同病房的病友们指着父亲的遗体骂护士哩！

没承想，当她第二次大着胆子走进太平间，把五十元钞票递给张千的时候，这位师傅突然纵声大笑起来：“你懂不懂行市啊？五百！”这笑声很可怕的，声量大而笑得突然，还在太平间里引起了阴森森的空谷回音。她拿着五十元钱往回跑，还听得见张千的挖苦声：“没钱就别生病！没钱就别伸腿儿呀！五十，哈哈，只够半条烟钱，一个死倒儿就值半条烟吗？”

这次可是真的把女教师气坏了也吓坏了。五百元只能买五六条高档香烟，或者两瓶茅台酒，这她知道，国营商店的明码实价儿嘛；可是回头一想，这也是她的半年工资呀！她有点儿埋怨父亲了，为什么不早死一年？死在烟酒没涨价儿以前岂不节省些么。或者晚死几年，死在工资改革之后，教师和记者也涨价儿了，那该多好！唉，从前只听说有个“生不逢时”的成语，如今父亲倒是“死不逢时”了。

死者在病房里躺了一昼夜，还是进不了有冷气的太平间。这时同病房的病友们才明白了太平间的涵义，一个说：“从前我只知道电影院的太平门多多益善，发生了什么失火之类的事故，观众分头跑出太平门，也就得到了疏散和太平。却不知道死人更需要太平间！”

另一个说：“我也明白啦，已经教孩子给我预备了一笔进太平间的门票钱，免得死后躺在病房里流臭汤儿恶心大家！”

那位死者真的在流汤儿了，尸臭飘逸，病房的门窗统统打开也无济于事。在病友们的严重抗议声中，医护人员只好把死倒儿抬到了楼道里去臭全楼。

作女婿的忍无可忍，亮出记者证来找医院领导谈话。院长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从前也经常发生。太平间只是个中转站，关键在于火葬场要提高工作效率才行啊！可是火葬场并不受我领导。我赞成你把这个矛盾写出来，登在报纸上公开呼吁一下。”

党委书记的态度好一些，与记者个别谈话的时候心平气和：“现在是改革年代，党政分开了，我很支持院长的工作。他并不是一推六二五的人。为了消除医院与火葬场的矛盾，他去年就大胆改革，请火葬场派张千李万二位同志把我院的太平间承包啦！成绩还是主要的。承包以后，太平间再没有发生过积压大量尸体的现象，基本上都可以按时火化。当然罗，从前是医院给火葬场送礼，现在由死者家属直接跟太平间的承包人打交道，破费一些，分散负担，化整为零，医院减少了开支，也是为国家节约卫生费投资嘛。”

经委书记说得露骨一些：“谁有点儿权都可以敲诈别人。每道关口都要好处费！挂号要走后门；看病开药开假条要托熟人；住院要得送重礼；做手术干脆往大夫口袋里塞钱！我们一批评，医护人员反而振振有词：纪委有本事就去查办官倒爷嘛！武松打猫算哪路英雄好汉呢？记者同志，我不是没找张千李万谈过话。他俩说：别的单位吃活人，医院吃病人，我们火葬场只能吃死人！记者同志，您把这些原话都写出去吧。不过，我看记者只能打小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