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登车的时候发生过一点龃龉，起因是小秘书的铺号在隔壁包厢里，他要求跟我调换一下。只可惜我是下铺，人又生得牛高马大，腹壁脂肪严重超标，实在不便于去爬他的上铺，“小伙子，你瞧瞧，我的体重200斤，万一从上铺摔下来，且不说什么高血压、心脏病，单说把地板砸个大坑，也不雅观呐！”这话逗得小老板和他上铺的狐眼小姐哧哧直笑。小秘书还不死心，又跟另一位上铺的旅客协商。这位碧眼金发的高鼻子女郎虽然不懂汉语，但是见我不肯调换铺位，也朝小秘书一再摇头。这位小秘书颇懂礼貌，换铺不成，还对我和洋小姐说了几声：“对不起！打扰了。”

“同居”于斗室之中，两天一夜，如果彼此不谈话那多无聊哇。这种孤独感我最强烈。小老板与狐眼小姐可以互相咬耳朵；我上铺的碧眼女郎不啻是位聋哑人，只会躺着看洋书。这带头说话的任务便落在了我头上。一开始，总是东拉西扯。广州天气闷热，出汗是粘的，必须时常冲凉儿；北京虽然也很热，晚上却要盖条毛巾被，即使出汗也是清爽的，所以北京人不爱洗澡。中国有三大火炉，南京、武汉、重庆，其实长沙也很热，应该列为火炉。还要加上福州和南昌！经过这么个序曲，我们寻找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也判断着对方的身份。

在我这个写小说的人来讲，“文学就是人学”嘛，琢磨他人便是我的职业病。用两天时间坐火车，正是我搜集素材的好机会，一定要把旅伴肚里的真话假话掏出来，决不可睡大觉浪费光阴。在这方面，我的本事远远超过新闻记者，他们采访的时候，一个劲儿地提问，还往小本上速记，甚至打开录音机，将警棍样儿的拾音棒伸到你的嘴上来，如此这般，他常常只能听到味同嚼蜡的空话套话，我的本事在于推心置腹地交朋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一视同仁，广交朋友。要交知心朋友，光问人家不行，必须先谈自己，以诚相待，抛砖引玉。为了顺应时尚，不妨先发点儿小牢骚。

飞机票调价到500多块钱一张啦，仍然难买。可见咱中国人还是有钱的主儿多啊！我属于例外，财务科的女会计早就拉起寡妇脸发过通令：飞机票一律不报销！

“女会计就都是寡妇脸呐？”狐狸眼睛的娇小姐半嗔半怒。没准儿她就是个女会计。

其实火车票更难买。像我这次能买张软卧，而且是下铺，简直有点儿奢侈了。你们不知道，我只能按级别规定报销硬卧的票钱，其余部分自掏腰包。

“作家也讲级别，真可悲！”小老板出语不凡，“我们读小说，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根本不管他作者是什么级别。哈，要是一级作家写出了三流作品又该怎么办呢？降级吗？”

“这不新鲜！还有处级尼姑、局级和尚哪！”狐眼小姐美丽的毛乎眼又眯成了一条缝儿。

小老板口气不小：“官本位，非改不可！”

虽然我的工龄与本共和国的年龄一般长，职称也很动听，出席某些会议念来宾名单时还能排在什么书记局长的前边，可惜动起真的来却只有资格坐硬板，“硬卧票太难买啦！所以我，哈哈，只好自掏腰包软而卧之。”

“其实这不算什么，半瓶酒钱。我请您喝茅台，多喝两杯，不就把这趟亏损找补上了嘛。”

红口白牙、笑眼甜舌的狐眼小姐随口说着，无意之中又暴露出她缺少文化的弱点来。

“是啊！所以这两年文艺界迅速分化了。一些人改行去当官儿；一些人干脆去做买卖；还有一些人让自己的作品商业化——什么赚钱写什么，什么上座演什么，什么书畅销就出版什么；剩下了我这样的傻瓜，仍然相信艺术至上，搞什么纯文学……”

发牢骚不用多。我这点儿心里话已经变成狐眼小姐的催眠曲，她爬到上铺睡觉去了。小秘书也不爱听，他一定觉得我这个人太迂腐，也悄然退到隔壁包厢里。我上铺的碧眼女郎反正听不懂中国话，照旧看她的洋书。此时，对我感兴趣、与我促膝交谈的只剩下了这位25岁的总经理。

他递过来一支中华烟。我犹豫片刻才伸手接。平心而论，一支香烟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同样地凭良心说话，用我两天的工资还买不起这么一包香烟，也是事实呀。

然而，小老板已经感觉出来了。他很敏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的父母，兄嫂，姐姐和姐夫，也都和您一样，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抽不起中华烟，坐不起软卧，吃不起大虾。我有的是钱，可是他们不要，说这是不义之财。我在家里最小，爹妈叫我小三儿，哥哥叫我老三。您也这样叫我吧。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但我尊重你们。我说服不了全家，他们更说服不了我。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机会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谈，我感到很荣幸。”

看来，这位小老板也有他的苦恼。换言之，我们穷文人有穷文人的苦恼；他们富老板也有富人的难题儿。真是一个庙里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有一本难算的帐啊。

下面就是这位小老板亲口讲的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我把它写出来自然是为了公开发表啦……且慢，我也向他作过保证，就是以隐去真名真姓为前提，绝不给他招惹麻烦。即使工商财税干部追到作家协会来，我也决不出卖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