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双双退休，没有职务了。我不想再追述他们的光荣历史，就像别人离退休之后还保留着什么“原××局局长”、“原××厂书记”那样，多没意思！好汉不提当年勇嘛。我的父母当年只做过两件勇敢的事情：第一件是解放前夕坚决不去美国，也不去台湾和香港；第二件是生了我这个多余的“黑小三儿”，不得不带着个活累赘下乡插队落户，吃尽了苦头儿，直到今天还因我的不法行为而担惊受怕。

我哥哥是大学讲师，嫂子当医生，姐姐是演员，姐夫是美工师。一家7口，除了母亲和我之外，都是党员。所以家里的政治气氛相当浓厚而高尚。现在有人说我是个资本家、暴发户，简直不可思议。

古今中外的暴发户，即使是暴发，也有一部发家史吧？我却没有。最近看了两个戏，一个是话剧《天下第一楼》，福聚德烤鸭店的老板，从山东只身来到北京城，惨淡经营数十年，才立下了一座风雨飘摇的危楼；另一个是电视剧《红色冲击》，四国的穷渔民大山豪介只身闯进东京，坑蒙拐骗，不择手段，虽然创立了大山产业，结局还是身陷囹圄。那么我呢？哈哈，要说发家，比他们快得多！

5年前，精减机构，父母被动员退休，着实吓了一跳。他们都是工作一辈子的人啦，根本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无用而且挡道的老头老太。更让他们吓一大跳的是，我也退学回家了。

“小三儿！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说！只要不是投敌叛国，我舍出老脸去，也还可以找你们校党委嘛，帮你复学！”

父亲的脸气得煞白，双手颤抖，揪着我的领口，恨不能一口将我咬死。

“爸，我什么错误也没犯……您不在广州，感觉不到啊，念书没用！白耽误时间。我起步已经晚了两年啦……”

当时我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啦。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的。哥哥和姐姐找对象的时候，父母提出来的唯一条件就是必须找个大学生，“咱们是个知识分子家庭。要想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不当官儿，没有钱，都可以。就是没文化的不行！那就没有共同语言啦，怎么在一起生活呢？”父亲的训令依稀在耳，我这个只差一年半就毕业的大学生却迫不及待地自动退学了。

“我退学是为了赶快做买卖。”

做买卖，当个体，小商贩，我诉说的各种理由，在这个清一色“臭老九”的家庭会议上，百分之百地被视为天方夜谭。

谁也说服不了谁。作家，您一定理解“代沟”这个词儿的涵义吧。父母一心要跟我断绝关系；最后还是大哥大姐帮了忙——把他们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又朝朋友借了一些，总共凑了5000元给我去做生意。

我花1200元订做了一个铁皮售货亭，刷上红红绿绿的油漆，放在离家不远的街口上。然后坐硬席火车回到广州，寄居在同学家里，一天只吃两包方便面，从早到晚在高第街的服装自由市场转悠，专买那些香港过了时就倾销到广州、广州又过了时才贱卖的各式服装——然而它在我们b市仍然属于时髦货。我相信自己的五大优势：我在广州读书两年半，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不怕广州人欺生；人熟路熟；我在广州有落脚之地，食宿费用很低；我知道广州和b市两方面的行情，也学会了讨价还价儿；我很能吃苦，决不乱花钱；我毕竟是个学生，在挑选服装的颜色样式方面，不说审美观吧，就说眼睛架儿，也远远超过那些没文化的小贩儿们。有了这5条，加上兜里3000多元现款，我每个星期去广州打一个来回儿，回来之后自己站在铁皮售货亭里叫卖，您猜怎么样？卖得快极了，一两天就销售一空。哈哈，4个星期我就把那5000元的本钱赚回来了。

第二个月，我以月薪200元的高价雇了一名漂亮的女售货员。这样，我腾出手来专管采购，跑8个来回儿，掉了10斤肉，也摇身一变就当上了万元户。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便腰缠万贯下深圳了。先是背着蓝白红三色尼龙布缝制的所谓“走私包”直接到沙头角的中英街去采购——何必让广州高第街的小贩儿倒手扒一层皮哩！后来遇见了我的同班同学，他也在做买卖，就把我领到了沙头角东边的盐田镇，那里的海滩上，海关正在处理缴获的走私物品。从香港偷运回来的旧衣服，200件一大包，根本不容你打开包来挑选，然而却卖得相当便宜，许多估衣商店拿着介绍信去争购。同学帮了我的忙，这一次就买了26包。按规矩我送给他1000元没用红纸包裹的“红包”，他还帮我租了一辆大卡车，直接运回b市来。

我押车而归，怀里揣着个兔子，呼呼乱跳。如果这是垃圾堆里拣出来的破烂儿，我这三个月的辛苦可就全赔进去啦！坐在大卡车上，真像上了贼船，更像押宝赌博一般。

回到家里打开大包一看，说是旧服装却一点儿也不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首先它不是新服装，不是成批成套的，这一包当中，西装、毛衣、绒裤、恤衫、牛仔服乃至童装，什么都有；其次，它也不是估衣，许多带着玻璃纸的原包装并未拆开，拆开了的也未曾穿过。后来那位同学告诉我，这些都是压库的滞销商品，有些是上过货架子的样品，多少弄脏了一点儿，可不就是旧服装了么。

简单地说，这大包的旧服装，比我在广州高第街选购的衣裙还新鲜。我也是当新衣服卖的。我的铁皮售货亭不够用了，就花2万元顶下来一间临街的铺面，雇了4名伙计，开起服装店来了。俗话说，一本万利，这话并不精当；对我当时的确切情况，只能说是一本百利。作家同志，您别笑，我退学的当年，年底结算的时候，已经是个响当当的百万元户了。

然而不久我就被关进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