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看病理发又洗澡……”这是北京郊区农民给我们下放干部编的顺口溜，绘声绘色，哭笑不得，谁都可以接茬再往下编几句，作为一种口头儿文学，在田间地头磨牙玩儿。

哈，转眼二十年过去，好比换了人间。我真想借用***同志一句豪迈的诗词：弹指一挥间！

遥想当年，我们几万名连“五七干校”都不屑于收留的干部，在体育馆屏气聆听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便捏着鼻子连夜写决心书，申请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以焕发革命青春；其实，我们的花名册早已内定，而且已经分配到京郊四千多个生产大队去了，也就是说，您写不写申请，有没有决心，全都一样。

这花名册也是精心搭配的。“最高指示”有言在先：老弱病残者除外。我们的花名册上却是品种齐全：男女老少，党政财文，红黑白绿，酸甜苦辣。从纸面上看，颇像个干部班子；深入品味一下，又像个荤素搭配的拼盘儿。其中一个被端到燕山南麓花山大队的七色小拼盘里便盛着我和老夏。因此，我与老夏的邂逅，以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等等，完全应该感谢精心配制这个拼盘的厨师。

老夏比我年轻几岁，刚二十八。本来应该被称为小夏的，二十郎当岁儿焉可称老？只因为我们所有的下放干部都姓下，都是“老下”，所以他也就水涨船高地自动升格为老夏了。

另有一解，北京话，老就是小，譬如，老儿子，就是小儿子；老疙瘩，就是父母进入老年之后才生养的宝贝疙瘩，自然是最小的孩儿了。中学教师夏如金同志是我们这个七人下放干部小组里最年轻的，因此也有资格称老夏。

在我们七人当中，老夏最受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欢迎。为啥？原因好几层。最显见的是他年轻力壮，拔麦子，一猫腰，一弯腿，伸出双臂如章鱼触角又如大象鼻子，唰唰唰，将大把的麦子连根拔起，往前迈步的同时将麦根儿往脚弓子上那么一磕，磕掉泥土，这一把刚放铺儿，下一把又拔了起来，哈，摽住打头的生产队长，从这地头拔到那边地头儿，农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儿也休想把他拉下。还有提耧下种，撸锄把儿耪青，扛粮食上囤，起圈捣粪搭炕脱坯，最巧最脏最累的农活儿一学就会，所以大伙儿公认老夏改造思想最彻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最大。

很快，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便将老夏树为我们下放干部的标兵了。油印的“先进标兵材料”里，除了说他热爱劳动之外，还说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扎根农村的坚强决心。这实际行动便是“四带”。

“四带”是何人发明创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是谢富治主任在动员报告里郑重宣布的革命化措施，所以也就代表了“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我们下放插队的干部必须：带工资，带档案，带家属，带户口。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机关干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实际困难，头一年工资照发，从第二年起可就要跟社员一样挣工分过日子了。总之一句话，我们这些干部及家属今后永远当农民。

此事遇到了各方面软磨硬泡式的抵制。以我而言，工资、档案由组织上转了下去，本人无可奈何；却借口妻子在工厂工作，也是生产劳动第一线嘛，也可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呀，所以迟迟不办理带家属和户口下乡的手续，妄图给自身日后回城留个据点。从生产队的角度说，也不欢迎我们把家属带下乡，去挤住社员的房子，挤吃社员的口粮，挤挣社员的工分儿。因此种种，我们七人之中只有老夏一人做到了“四带”。后来一打听，在几万插队干部中，做到“四带”的也属凤毛麟角；老夏受表扬，当标兵，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绝对没人敢于不服气的。

我私下里问过他：“老夏，你……四带，当然首先是为了响应革委会的号召，为了自身革命化啦，不过，唉，我的阶级觉悟太低，还是想知道，你这样做，有没有别的具体原因？当然，请原凉，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哈，请多多批评！”

我拐弯抹角地这么一问，他嘴唇动一动，动几动，变为抽搐，红了眼圈儿，却没说出话来。大概是触到了伤心处。我从此再也不敢问了。

插队生涯，你若有心，也可以长长见识。我国本是以农立国嘛，如从人口比例上看，简直就可以说是个农业国。跟农民厮混熟了，你就会发现，城里人也大都带农民的气息。在一次学习会上，讨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为了热炕头上多坐一会儿，少下地劳动一会儿，我便说得嘴滑，侃开了：“我认为农民最伟大！谁敢说不吃粮食呢？农业发展纲要提到的粮棉油、茶丝麻、猪禽蛋、果药杂，十二大类农产品，谁离得了？所以城里人千万不可忘本，以农为本嘛。而且，我还看透了，城里人与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肉关系，喏，许多干部，其实就是穿干部服的农民！工人就是穿工作服的农民，军人就是穿军装的农民。我们把农民的优点和缺点统统带到城里去了……”

说到这儿，主持讨论会的军代表皱了一下眉头，盯着我问：“农民的缺点是什么？”

“随地吐痰。”

“你这发言到底是啥意思？”他想抓辫子。

“我认为，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

这位军代表只有高中文化，怎么说得过我哩。十天之后，再见面时，他肯定看过了我的档案或履历表，才笑嘻嘻地说：“原来你也是××军的！你转业那年我刚参军。以后你就当学习小组长吧。”

此后我便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因为学习就等于休息，“老下”们对我格外拥护。

只有老夏不爱学习。他属于傻吃傻睡傻干活儿的那种类型。开讨论会也不发言，有时候还溜号，跑到机务队修理手扶拖拉机去了。

管理我们“老下”的，除了政工组和军代表之外，那顶头上司便是花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

这位支书是位模样俊俏的大姑娘。学名傅爱莲，小名莲儿头——这实在是莲丫头的变通叫法。乡亲们，老辈儿的，不习惯叫她的学名大号；可是也不好意思管支部书记叫丫头什么的，便把舌尖儿一卷，卷出个既亲切又礼貌的爱称“莲儿头”来。同辈人，长几岁的，也叫她莲儿头；小几岁的，当面叫支书，背地里则叫她莲蓬头，因为莲蓬的心眼儿特多。

莲儿头听说要来一批下放干部，花山大队摊给七个名额，还不准不收，心眼儿一动，便事先到公社政工组去看了我们的花名册。“初选”之后，又骑车来到县“革委会”政工组找她大哥，进一步查看了我们的档案。因此，我们这个七色小拼盘儿，实在是由莲丫头亲自挑选的——就好比您去长城饭店吃一顿自助餐，上百种菜肴点心什么的由您自己动手挑着吃，吃饱为止，既便宜又实惠。

傅爱莲本是县中高三班的造反派小头目，把母校反得鸡飞狗跳墙、停课闹革命、满院子长荒草之后，回到本村当了一名机手；又赶上“双突”——在她大哥的福荫之下成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物。但是，当了花山大队“第一把手”之后，面对着本村一千多口儿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打架骂瓜、以及两千多亩地的耕耙播收、化肥农药、机电柴油，种种难题儿逼得她不能不迅速改变立场，由造反派变成了个务实派。她就是以务实的眼光挑选我们这个七色小拼盘的，而且对这七样菜非常重视。本来嘛，这是要吃进肚里去的“进口货”呀，怎能不挑肥拣瘦哩？

莲儿头既不相信姚**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更不赞成张**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她私下里对大哥说：“八亿农民，除了疯子傻子，谁都知道苗比草好！”大哥点点头，教导妹子：“这年头儿，一定要学会说大话，也一定要学会办实事儿。否则，全村乡亲们就跟着你喝西北风去！”所以，莲儿头挑选的这七样菜，都是清一色的“臭老九”。回村之后，她还在支委扩大会上努力说服众位村干部：“知识分子好比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我们这七样菜之中，最好“吃”的就是老夏。喏，农机学院毕业，可在机务队当个不领工资的技术员；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儿子必然胆小，听话；连老母带户口全都落在了花山大队，有可能变为社员们喜爱的“永久”牌（自行车），而不是“飞鸽”牌；最重要的一条，夏如金是单身汉——这一点莲儿头心中有数，并未在支委扩大会上当作优点亮出来。

京东一带的大姑娘，统称为姑奶奶。这些姑妈奶们心里也有个小九九：一嫁工，二嫁干，三军四商五教员，就是不嫁庄稼汉！这些顺口溜，连那没文化的傻大姐儿，或者没模样儿的歪瓜裂枣都会念叨，遑论人材出众心眼儿特多的莲蓬头哩！

她选中了夏如金。指派他到机务队去负责维修那三台手扶拖拉机和三十多台抽水机、小钢磨，又培训机手，管油管电，俨然成了机务队的师傅兼二队长。这比我们随大拨儿下地撸锄把儿的“老下”舒服多了也风光多了，更重要的是政治地位变多了——本村青年，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而又不是干部子女的，都没资格当机手；而老夏一跃就当了贫下中农的师傅，比我们这些只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下”岂不是高升了两级甚至大了两辈儿么！

莲蓬头的第二招儿，是将夏如金多病的老母亲接到自家西厢房里供养了起来。不让这位教授夫人出工掰棒子摘棉花，也不让她在院里喂猪打狗烧火做饭，还隔三岔五的亲手端着饺子、面条、烙饼摊鸡蛋的去孝敬她老人家。此事不由老夏不感激涕零。他唯一的报恩方式便是将每月56元工资全部交给老母亲，让她想方设法地花在莲蓬头儿身上。

此事闹了个满城风雨——花山村不是城，但县城里也传开了。为了保护党支书莲儿头的名节，便由她大哥出面正式为老夏提亲说媒了。老夏跑到河边，望着北京城大哭一场之后，也就服服贴贴地作了新郎。

更有趣的是县“革委会”还下了个通报，表扬夏如金同志改造思想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插队三年，***摔死了，“立竿见影”的话儿变成了笑料，我们这些“老下”也纷纷被抽调回城工作。临别之前，我问老夏今后作何打算？他苦笑着说：“教书！公社政工组已经决定调我到本社的农业中学去当教师。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开设一个农机专业班。你不知道吧，苏联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初期，国家分配三十万台大拖拉机给集体农庄，由于机手培训跟不上，维修网点没建成，结果是三年之内拖拉机全部报废！依我看，北京郊区也走到这一步了。农村需要我，我就留下来。虽然有许多遗憾，但也用不着吃后悔药……”

我俩谈了大半夜，对于他那“许多遗憾”我还是没敢问个究竟。

事有凑巧，我回城之后被分配在农机局工作，经常下乡，也就短不了与老夏见面。

有一天，傅爱莲直接给我打电话，说老夏遭受了不白之冤，叫我马上去一趟，越快越好！

我开车赶到花山大队，才知道是公社拖拉机站请老夏在围墙上写的一条大标语出了纰漏——“革委会”某领导乘车由此路过，当场将此标语定成了“反标”，下令要揪黑手！

这条标语是：又修又造，平战结合，以机养机，以修为主。

我看完之后，哑然失笑。因为那位领导将它解释为：“又搞修正主义又造反，还准备武装暴动，以机会主义来养成机会，以修正主义为主要目的！”

我掏出市农机局的工作证给有关人员看了（附带说一句，我们当“老下”时是没工作证的，如今有了，当然要亮出身份来好说话嘛），然后告诉他们：“这条标语是农机工作的方针。修是修理拖拉机，造是制造农具。县以下的农机修造厂和拖拉机站应该以维修为主，制造为辅。至于平战结合，指的是平时为农业生产服务，战时还可以维修军械兵器——这是符合***全民皆兵伟大思想的呀！以机养机，指的是拖拉机农忙耕田，农闲跑运输，挣了钱又用来养拖拉机站，以减轻国家负担。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毛泽东思想呀！你们怎么如此无知，还要批判党的方针政策吗？”

对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说话，口气越大越好，必要时，给他上纲上线则更好。我的话刚说完，某领导派车查处“反标”的几个人已经满失冒汗，诺诺连声，夹起尾巴就溜了。老夏自然也就获得了“解放”。莲儿头却非拽我回家去包饺子喝二锅头不可。

此时“造反派”已经不吃香了，但也并不臭。花山大队的老书记官复原职，傅爱莲则调到公社拖拉机站当了支书。围墙上那条大标语就是她请丈夫夏如金写的，闹了一场虚惊，今天当然应该由她（其实是拖拉机站花钱）打酒买肉包饺子罗。

莲儿头业已为老夏生育了三位千金，乳名大臭、二臭、三臭，长得都很好看。那为什么叫“臭臭”呢？四两二锅头落肚，老夏借酒对此作了充分的讲解。首先，这乳名是“臭臭”的奶奶、教授夫人给起的，老人家说，小孩子身上都有臊臭味儿，故名。其次，是莲儿头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认准了女孩儿都是臭丫头片子。再次，是老夏本人也喜欢这个臭字，因为它说明了是“臭老九”的血统，日后长大成人，仍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话，说得我鼻子酸酸的，无法插言。老夏为了解嘲，又加一条：“莲儿头盼个儿子，只要不见男孩儿，她就准备继续生下去！哈哈，我嘛，生活枯燥，八个样板戏反复看过好几遍了，实在缺少文娱活动，小俩口儿整天厮守在一起，不生孩子玩儿又干什么呢？”

话虽如此说，酸溜溜的没正经，但老夏的工作还是干得十分出色。他一手操办的农机专业班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事实上，农中毕业生能继续上大学的人数极少，百分之九十几的要回村参加劳动。这时候，农机专业班毕业的便成了宝贝，生产队、拖拉机站、农机修造厂争着抢！只因师资不足，教室、教具等条件限制，老夏无法扩大招生名额罢了。他告诉我：“如果上级支持，给几万元投资，我这个三年制的农机专业班就可以开办三个年级，每年都招新生，每年都有50名左右的中技生毕业。这样办下去，外公社的孩子也可以来读书，农村机手就有了可靠的来源啦！”

我向市农机局的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局党委很重视这个农机专业班，当即调拨了几台报废的拖拉机、电动机、水泵给他们做教具，后来又赠送了一批维修工具和钢材。经费比较难办，局长还是特批了一万元培训费给他们。由于“跑”这些钱和物，我变成了老夏的助手和联络员。附带说一句，七年前的干部下放劳动，虽然对知识分子带有歧视性和惩罚意味，但广大农民和社队干部对我们还是很好的。因而，除了夏如金夫妇与我建立了友谊，整个花山大队也成了我的一个生活基地——此时我已经在偷着写小说了，虽然不肯拿出去发表，却也暗自期待着文艺政策有放宽的那一天。

“***”终于被打倒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给农业带来了春天。为知识分子换了人间！

新时期之初，大家都沉浸在极端兴奋和繁忙之中。解放，改革，开放，搞活，竞争，学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五光十色，万紫千红，真正出现了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在这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我离开了农机局，几乎跑遍了全国去呼吸新鲜空气。无意之中却与老夏断了联系。

再见面时，他已经是个西装革履的百万元户了。这并不奇怪。但是作为老朋友，还是要谈谈原由的。

“首先，我仍然是一位中学教师！”四十郎当岁的夏如金弟以此为荣。

如果写他的“发家史”，大约是一本厚厚的书。那就长话短说吧。他夫妻二人承包了拖拉机站，赚了钱就买汽车跑运输，哈，一辆汽车跑一年就能赚回两辆来。出现了滚雪球那样的连续翻番。七年时间，他们成了拥有一百多台汽车和拖拉机的“燕山农机服务公司”，另有一百余万元生产流动资金。这儿说的“他们”，是总经理夏如金，总支书傅爱莲，总工程师便是他们的父亲、当年的“反动学术权威”、今日的退休教授夏老先生，还有二百多名机手、修理工和技术员，几乎全是夏如金的学生和徒弟。他们亲密无间，团结得像一家人。也不乏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譬如，夏如金曾经拍板决定：捐献50万元建造一所农机专业学校。便是一呼百应，人人拥护。政府褒奖，群众欢迎。县教育局决定聘请老夏当校长，他却说：“另请高明吧。我保证当好一名教师！保证按时授课。而且，等我培养出总经理的接班人之后，只兼任公司一名董事，还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教书育人。”

老夏陪我参观了这所“晓英农机专业学校”。四层楼的教室，5000平方米的实习车间，宽大的练车场和试验田，仪器、设备、工具、教具相当齐全，还有教研室、教师宿舍、食堂、浴室等等设施。他告诉我：“50万元哪里够哇，我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县政府、乡政府也都投了资，还拨给了这一大片土地。我父亲原先任教的大学也赠送了不少仪器设备，还有些青年讲师前来兼课，当然，我们也照付讲课费。”

“校名为何叫做晓英呢？”我问。

“为了纪念我的前妻……”他声音哽噎了，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也是一位中学教师，文革初期死在自己的学生们手里……能责怪十几岁的中学生吗？这就是我发誓当一辈子教师的原因啊！”

晚上，我俩住一屋，就像当“老下”时一样，作彻夜谈。

“用晓英的名字命名学校，莲儿头是充分谅解的。这个心眼儿特多的莲蓬头说，她最初从档案里就了解到我结过婚，新婚三个月就又打了光棍儿，没孩子，所以没大妨碍，不让乡亲们知道就是了……这次给学校命名，再也无法保密了，莲蓬头又说，咱俩也是老夫老妻的啦，还有大臭、二臭、三臭当保镖的，啥也不怕了！反正晓英姐姐在前，我在后，谁还会跟死人争风吃醋哩！刻上吧，把晓英姐的名字刻到学校的大门上，比刻在你心坎上强得多！”

“没想到傅爱莲还这么通情达理呀。”

老夏苦笑道：“学校落成典礼那天，一放鞭炮，莲儿头还是掉了两滴眼泪。你猜她说什么？你们臭老九，全把爱情看得比汽车还大，比拖拉机还重，还会背什么‘爱情价更高’的洋诗。我就不信，晓英姐要是活着，就一准儿比我待你更好！”

我憋不住笑了一下，却笑得很不是滋味儿。鼻子酸酸的。难怪古人就骂我们是酸儒！

今年，大臭、二臭、三臭全都上大学了。可惜没有一个学师范的。老夏来信说，这是他的又一桩伤心事儿。

1989，教师节

野组进村啦！要拍电视剧。

在杨村拍电视剧，是破天荒的事儿。真新鲜呐！可是村民大伙儿都看过电视剧，人人知道这是啥玩艺儿，比驴皮影强不了多少，所以也不太新鲜。

野组进村还是挺热闹。男女老幼，三四十口子，一辆大客车坐得满满登登，花红柳绿，又哭又笑。

花红柳绿，是演员们的衣裳。杨村可没有红花绿柳，连棵白杨树也没有，叫杨村，因为大半拉村子姓杨。这儿实在是个又土又偏僻的小村庄。

又哭又笑，笑是高兴。从北京坐汽车长途跋涉，颠得屁股疼，总算到了外景地，一边下车一边笑。哭的是个孩子。小演员吗？童星？不像，只能算“婴星”。一打听，孩子他妈要挣钱，就得参加野组来拍戏，孩子没断奶哩，只好随身带着。女演员也真不容易呀。

一辆大卡车也堆得满满登登。半车木材，是在拍摄现场制作布景用的。半车行李卷儿，是要学习老八路，与村民同吃同住。当然罗，主要原因是杨村无宾馆，也无旅店。更主要的原因是野组这个野字儿——它不属于任何国营的电视台或中心，制片人拉赞助为经费，与导演合伙组了这个野班子。有言在先，除了演员等等的劳务费高于正规摄制组之外，节省下来的宾馆住宿费、伙食费、旅差费和各项剧务开支一律分给个人。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大家宁愿自带行李而不住宾馆。

还有一辆面包车打前站。张导演、王制片、李摄像、杨剧务、小刘场记兼会计、大刘照明兼服装道具、马美工兼化装木匠，加上司机兼保管兼保卫。八大金刚带着机器设备提前到达，立即号房，借物，选景，拉电，雇人，烧水，做饭……雷厉风行，一个顶仨。此时的关键人物是剧务小杨，本村人氏，在北京当临时工，这次是临时离开临时工的岗位，亲自带领野组还乡，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哥们儿姐们儿地叫了一通，干脆痛快有求必应，俩钟头就把上述种种事项全都安排妥贴。耗子掀门帘儿——露一小手！当即讨得王制片即老板即穴头儿的大大欢心。

“杨老弟，咱哥们儿亏不了你！”王制片喜笑颜开，招招手，把场记兼会计刘小姐招到跟前，当众拍板，“给小杨发奖金，一张大票儿。咱赏罚严明，说了话立马兑现！”

刘小姐身披大红风雨衣，腰里系着个黑色尼龙港式钱包，用舌尖儿舔了一下手指头，伸进钱包一捻，便抽出一张面额百元的新钞票来当众赏给小杨剧务。妙就妙在这个当众和立马兑现。众人看了眼热心也热。

猪肉白菜炖粉条儿，一人两个大白馒头，这是华北农家的上好伙食了。在北京天天喝减肥茶的女演员们也开了禁，高高兴兴大嚼一顿儿，心想：穴头儿有言在先，伙食标准三十块，就吃这个，一天少说也得省下二十五啊。张导说，五天玩儿完这部单本戏，嗯，连来带去七八天哩，别把我饿瘦了就成，吃，不吃白不吃！

男演员想的大同小异。坐了一整天汽车，啃面包，喝汽水，胃里甜咕哝哝的，真不如这熬白菜吃着舒服。早春天气，乍暖还寒，热汤热菜多吃点儿，热炕头上发发汗，还治感冒哩。何况一天节省二十多，走穴七天，吃饭不花钱，倒赚他一百七八，合得来，吃狗日的！

晚饭后，演员们试服装——全是从本村借的；背台词儿——昨天才拿到剧本，汽车上背了一天，晚上再找补找补。张导发了话，明儿个预报是晴天，起早贪晚儿抢它七八十个镜头，先紧后松嘛，防备阴天下雨。

此时，张导演、王制片、李摄像这三巨头带着场记刘小姐，住在小杨剧务特意安排的三间新瓦房里，正在连夜召开主创人员会。

“咱这片名到底叫什么，您几位想好了没有？”王制片很关心这一条，因为送电视台播放之前，他要先卖一批录像磁带，片名很重要。

“就叫《老二黑结婚吧》？”张导演说。

这个片名他作过解释：赞助人是山西的个体户，人家出七万块钱的条件就是要拍一部赵树理风格的农村喜剧——这不须追问为什么，好比下饭馆儿，谁有钱谁点菜。那么，拍《小二黑结婚》吧，一怕拍不好，二来过时了，七万块钱不够，也卖不出几盘录像带。有篇小说倒是现实性较强，《老二黑离婚》，可惜原作者有版权，咱也不能拍。因此《老二黑结婚》就很俏皮，扬长避短不犯禁！

李摄像说：“不如叫《老夫少妻》好。反正剧本写的就是这个内容嘛。俗话说：年老莫娶少妻，娶了也是别人的！咱把剧本的台词改一改，加上这句话儿点题，多俏皮！”

“好！”刘小姐叫了一声，也发高论，“现代派的女孩子就喜欢先嫁个有钱的老头儿，熬几年，得一份儿丰厚的遗产。喏，上海的老资本家得到发还的定息之后，这几年大都讨了小老婆，所以《老夫少妻》这个片名可以吸引城市观众，话说回来，小老婆也是女人呐，她也要求性爱呀，手里有钱，找个小白脸当情人，农村叫做偷人，哈，也能吸引农村观众！”

王制片摇摇头：“我看不如叫做《守活寡的小老婆》更有吸引力！”

张导演脱口而出：“不雅不雅，直白露。”

他的话还没说完，王制片就用手指敲桌子了，“谁要你的文雅呀？别忘了，我拍这个电视剧只为了赚钱！”

张导演苦笑一下，没再争执。他有自知之明。从前，拍什么，怎么拍，他得听台长的，或者主任的，局长的，厂长的；如今开放搞活之后，他就得听老板的，或者穴头儿的。唉，还不如干脆说，听钱指挥！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别不服气。您台长、厂长、主任、局长，不也得弯着腰去钻钱眼儿么？

“没钱就一切白搭！”王制片皮笑肉不笑地说，“这部电视剧有两个特点：第一点，怎么省钱怎么拍，怎么赚钱怎么拍！第二点，还得拍出赵树理艺术风格的农村喜剧来。把话说白了，做到第二点，咱就对得起人家投的这七万块钱。做到第一点，咱就能多卖录像带，再多赚他几万块钱！谁也别犯傻，这年月儿连钱都不认了，还认什么？”

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小杨剧务还特意找人煮了一锅馄饨给主创人员当夜宵。他办事实在周到，只是忽略了一点，隔墙有耳。

天亮了。果然是晴空万里，红日东升，空气清新，透明度极佳，并不像北京天空那样灰蒙蒙的无法拍外景。整个野组心情舒畅，一个顶仨，牢记王制片的名言：加快进度就是最大的节约！所以大家都能任劳任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互相帮助，通力协作，充分显示了野组的野性和优越性。谁若说这股冲天干劲儿是钱催的，也没啥可避讳。本来就这么回子事儿嘛，物价飞涨，你不要钱可人家朝你要钱呐！所以又应了一句俗话儿：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干呐，玩儿命干，一天就玩儿了他八十八个镜头。

王制片还有一句名言深入人心：开门三千块。他指的是这个野组一天一个镜头不拍也得花费三千块钱。喏，租机器的钱，租用三辆汽车的钱，人员劳务费、伙食费、住宿费……赶上个雨天就白扔三千。反过来说，提前一天就节省三千——大家平分！何乐而不为呢？

这一天干得实在红火！人人腰酸腿疼，个个笑逐颜开。

“兑现！”王制片发话了。

晚饭后，野组的四十来位演职员陆续来到场记兼会计刘小姐房中“兑现”——这也是有言在先的规矩，野组不同于正规的国营摄制组，不是临散摊儿之前再算帐，而是“天天开（支）”——将每人的劳务费外加伙食和住宿的补差费按天儿发到个人手中，好比领取日工资吧。一是现得利，鼓士气；二是让大伙儿放心，避免国营摄制组常常超支之后拖欠个人劳务费的那种弊端。

除此之外，提前了进度，节约了开支，以及将来卖录像带赚了钱，大家还可以分红。那是后话，不在这“天天开”的日工资之列。

野组的办法就是好。刘小姐屋里好不热闹啊。“天天开”，好比天天过年一般喜庆。

可惜，谁也没料到，数十位男女村民呼啦啦地拥进了这个院子，纷纷索取野组借用他们的服装道具。王制片慌了，跑出屋向村民们解释：“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的戏还没拍完，借诸位的各种用具和衣服鞋帽，至少还要继续使用四五天，用完之后我们一定如数送还。万一有了丢损，也一定照价赔偿！请大家放心吧。”

“再用再借嘛。今晚上先还给我！”老农的口气很固执。

“大爷！那多麻烦呀。”经手人小杨剧务也急了，“明天一早我们接茬儿还用呐。”

“小子啊，我都不怕麻烦，你倒嫌麻烦啦？”

“明天一早儿还用？没问题儿。你说几点钟要吧？我保证按时给你们送过来！可是今晚上非还给我不行！”一个中年村民说。

“对，今儿晚上非还不可！”又一个嚷。

“哪有借东西不还的呀？又没卖给你们！”

“你们北京人讲理不讲理呀？”

“我们这儿可是老解放区！当年八路军还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呐，借东西要还！你们懂不懂？”

“还！还！非还不可！”

“明天再用再借嘛，决不难为你们！”

村民们七嘴八舌嚷了起来。野组的三巨头外加刘小姐全都懵了，如坠十里云雾。就连本村土生土长的小杨剧务也不明白乡亲们要干什么。

“还不还？我们可自己进屋拿去啦！”

王制片急了，用身体堵住房门，大声问：“别乱！别乱来！我老王是制片主任，是负责人，咱打开窗子说亮话：诸位到底要干什么？”

“好吧，明说啦：按你们的规矩，我们也要立马兑现！也要‘天天开’！”

“啊？！”王制片倒抽一口冷气，瞠目结舌，差点噎过去。

张导演略微沉着点儿，指着小杨剧务和大刘照明兼服装道具发了脾气，指桑骂槐，也是嚷给村民们听的：“你俩干吗吃的？借服装道具的时候为啥不跟乡亲们讲明白党的政策！中国电视是社会主义的事业，非盈利性质，也就是说不赚钱，还赔钱，让全国人民白看电视！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只要讲明白这个事实，老解放区的农民就会跟党一条心！当年抬担架、送公粮、送子参军支援前线都不要钱，今天借几件旧衣服，借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用几天，还能朝咱北京来的穷演员要钱吗？那简直是笑话，低估了老区群众的阶级觉悟嘛……”

他还要往下讲，村民当中“嗤嗤”的笑声和嘘声越来越大，淹没了他的豪言壮语。原来，这位张导并非正牌导演，只是个三流演员，大嗓门儿，金鱼眼，刚在一个电视剧里扮演过汉奸翻译官儿，也是站在村口满嘴乡亲们地嚷嚷过，如今这么一讲演，那表情神气跟汉奸差不离儿，很快就被村民们辨认出来，怎能不嘘不笑？

“哟！翻译官儿又领鬼子进村儿啦？”

“哈！就是他！没错儿，又来当汉奸啦！”

“你少白话大道理！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对对，少废唾沫，立马兑现！还家什开钱。小杨子，你借我家一个芦葫瓢，用一天，收费十元。快开钱吧！”

这位老农在村里大概是个人物，颇具号召力，他一开价儿，有了定盘星，纷纷效尤。

“好嘞，这价码儿最公道——你们借我家一个盆，用一天，收费二十元！”

“借了我家的水缸，一天一百块！”

“借我家一副水桶，还真挑水用过哩，五十块——一只桶，外加扁担一根，二十吧，总共一百二。给现钱！”

小杨剧务哭了，他转着遭儿地乱喊叔叔大爷婶子大娘，恨不得作揖下跪磕响头了，“这叫我往后可咋做人呐？回到北京他们还不送我进公安局呀！”苦苦哀求也拦不住大家伙儿任意涨价儿。

“借我一套裤褂，一百块！不多，我见过，王府井一套衣裳卖三百整，是不是？我这套裤褂虽说是旧的，可是旧衣服更值钱——北京卖的牛仔服全是旧的，都洗花白啦，那才时髦呐——这规矩不也是你们北京人兴起来的？”

说这话的是一位见过世面的小伙儿。一呼百应，水涨船高，凡是借给旧衣服的，要价一律五十元一件儿，百元一套，时限一天！

那位司机兼保管兼保卫的首先吓跑了。他知道法不责众，众怒难犯。刚才院里的几十个村民转眼间就过百啦，叫我这一个“保卫干事”敢碰谁？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悄悄溜到自己面包车边加油加水去了。

大刘照明兼服装道具也是个乖觉的，自知责任重大，偷偷拽了李摄像，趁着院里热闹，赶紧走后门将摄像机和照明设备搬上了面包车，催促司机黑着灯开到村外大公路上去躲一躲。以防村民们发扬“吃大户”的光荣传统，届时也好开车逃跑哇。

这边，演员们见势不妙，也纷纷卷起行李躲进了大客车。房东倒不难为他们，只将王制片、张导演、刘小姐团团围住，要东西要钱，此所谓牵牛鼻子，抓财神，或者擒贼先擒王，怎么说都行，反正是一个意思。

这帮演员当中，也不乏武打能手，演过打斗片的，乃至演过革命英雄人物的。此时全都惜命惜容，没一个敢站出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也难怪，台上英雄，台下狗熊，司空见惯，无可厚非。连***也有过一句名言：“电影片子——电影骗子！”可惜她没赶上玩儿电视，其实电视更好玩儿。对啦，何谓“惜容”？野组里的女演员，会演戏的并不多，大多只凭个漂亮的脸蛋儿就吃这碗饭。脸蛋儿就是花容月貌嘛，若被农村大嫂一把抓个五花脸儿，破了相，今后凭啥吃饭？所以她们全都躲得远远的，将这“惜容”与男演员的“惜命”看得同等重要！

陪着王制片、张导演、刘小姐一起受围攻的只剩下小杨剧务一人了。村民们越说越有理，人多为王啊，搞得他四人呜呼哀哉。

“明天再用这些家什，可以呀！明天再付一份儿钱嘛。这不新鲜。也是跟你们学的规矩呀。近说，你们的演员天天开！远说，你们北京的大公园，买了门票进大门儿，要进里边的珍宝馆呐，再买一次票，要进御花园吗？还得买票……多次收费，也不是我们杨村老农民发明的吧？兴你改革，就不兴我们改革？”

“偷听你们开会，这不地道。可是你们住在我家北房里大声嚷嚷，我也不能堵耳朵呀。这么一听，我也开了窍儿，原来你们拍电视剧也是为了赚钱呐！跟人家个体户白要七万，赶明儿卖录像带再赚几万。既然大家都为了钱，又何苦唱高调儿哩？你们一捞就是多少万，我们收你几十几百租用家什的钱，还嫌多呀？”

说这话的是村长。他最后出场，唱压轴子戏。不但驳得王制片一愣一愣的，而且摊了牌。

“明告诉你，半卡车木料我已经派民兵扣下啦。你们除了立马开支服装道具的使用费之外，还有房租钱，一人一天五十元，比北京饭店便宜多啦。统统不准讨价还价！我们到百货大楼买东西准还价儿吗？还不是你说多少是多少！立马兑现。否则，我连你们的机器也扣下，还要另收一笔拍摄费——你们拍了我杨村的景致，谁批准的？有合同吗？拿出来我看看！拍了我杨村这么多群众，大姑娘小媳妇的，难道农民就没有肖像权？谁想照像就白照？还要卖录像带；你们懂不懂法律？还有，你这木料是在黑市上买的，我有人证物证，留神我到工商局去告你！”

王制片已经快晕过去了。张导演更害怕，因为摄像机是他出面租借的，万一被村里扣下那还得了！别说弄坏了，扣个把月也得多付对方两万块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作为三巨头之一，下令儿给会计刘小姐：“兑现吧！”

刘小姐的嘴唇儿都吓白了，此时只好舌尖舔指尖儿，从港式钱包里一张一张往外捻钱票。没有收条，连造表签字都来不及啦。她一转念，也罢，反正是一笔糊涂帐，没手续，就说肉烂在锅里，倒也免去了我小刘会计的一番干系。

等他们兑现完毕，坐进面包车里离开杨村的时候，天已大亮。

“总共被这帮土老帽敲了多少？”王制片哑着嗓子问。

“不知道。回北京您自己数我的钱包吧！”小刘会计反而感到肩头轻松了。

张导演惨笑一声：“这出戏，从艺术上讲，倒真有点儿赵树理先生的农村喜剧风格哩！”

王制片仍然有点想不通：“这土里土气的偏僻农村，怎么开化得这么快呢？”

李摄像忽有所得：“有啦，咱这部电视剧的片名，就叫《赵树理也没想到》吧！”

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