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多年前，在沈阳一个简易的足球场上，我曾见过刁斗一面，那时他把头发剃光，显得桀骜不羁，在足球场上奋力奔跑，是个十分不错的业余边锋。数年过去，未曾谋面，只是不断读着他的小说，十分惊异于他的勤奋。现在据说他的形象又有新的突破——按照马原的描述：“他长发披肩，飘飘洒洒，经常以为自己相貌卓尔不群。他的确是那种女孩们容易为之侧目的倜傥少年。”不难推测，刁斗个性鲜明，自我感觉良好。既与众不同，又能适应环境，这是处世的上策。但读刁斗的小说却很难与他本人的形象和性格联系起来，“文如其人”这种说法，在这里不见得十分适用。当然，热衷于在故事情节中设置一些陷井和悬念，可以从刁斗的某些习性和趣味中找到依据。但从总体上来说，特别是他如此热衷去表现与环境强制剥离的人物生存状态，偏执堆积生活，却又不断将其摧毁，这种做法充满了对生活的敌视态度，我不知刁斗的这种念头从何而来。这一堆摆在我面前的被命名为《私人档案》的小说，就让我颇费踌躇。

事实上，刁斗的小说经历了一些变化，数年前他的小说主要热衷于设置悬念和男女之间的诱惑。1994年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就可见出他叙述故事的功夫。在这类浪漫得有些老生常谈的故事中，刁斗的写作不再去追逐那些爱情故事的人生内涵，那些发人深省的道德意味或悲剧力量。刁斗的叙事热衷于观察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是如何发生，如何向个人无法控制的区域迈进。人物的性格，内心的无意识，使这个诱惑的故事充满动态的可变性，那些转折关节被处理得生机勃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和诱惑像是一门伟大的技艺，一种细致的雕刻。这个司空见惯的偷情故事被刁斗叙述得起伏跌宕，他们由陌生而吸引，而相伴同行，共浴爱河，一切终于都如期发生，层层推进，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这就是刁斗爱玩的恶作剧般的叙述游戏。

现在，这部被称之为《私人档案》的小说，却大异其趣，这部由几个中篇片断连接而成的长篇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方面显得不十分紧凑，但在把握个人的生活情状方面却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些小说在叙述方面的共同特征就是使用第二人称“你”。关于“你”的叙述在当代中国小说叙事中还不多见，传统的小说叙事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他”。以第二人称“你”来叙述的小说，在叙述上有着明显的特点：第一，集中表现了叙述（和叙述人）的能动性，叙述视点被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人物的活动和故事情节的完成依照叙述的能动性来展开。第二，强调了人物的存在状态。这种叙事把人物从社会环境，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强制性地放置在叙述人的视点之下，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在叙述人的注视之下。第三，强调了人物的内心现实。叙述人不关注故事的情节发展，视点聚焦于人物的内心现实，在叙述的步步推进中，人物的内心现实被毫无保留地层层揭露，人物像是一个被不断剥开的笋之类的物件。第四，强调了叙述人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叙述人坦诚而又尖锐，被叙述人“你”无法逃脱，面对着全知全能的叙述人，面对着叙述人坦诚而彻底的对话，被叙述人“你”以缄默的方式，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叙述人的追问。

然而，刁斗并不是简单地玩弄叙述技巧，在这种强有力的叙述视点作用下，人物的存在并不是被动地被叙述任意驱使，“你”的存在，“你”的行动却是不断地反抗，以各种反常规的方式显示出生存的偶然性。在强制性的叙述与反常规的人物行动之间，刁斗不断地发掘出生存的极端状态和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刁斗的人物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反常，处在非常规的生存境遇，他们怪模怪样又生气勃勃。《起止年月之一·工程》，那个“你”是个山村的“神童”，被城里人收养，乡土文化被现代城市文明无情地吞没，城里夫妇以“爱心”去改造同化乡里人，但这种改造是徒然的。乡土孩子终究背叛了城市的训导。这是对“朽木不可雕”这旬古语的反讽性挪用。乡土孩子是一个“神童”，他进入城市文化，但是他拒绝了城市的同化，可他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城市给定的命运。在刁斗的叙述中，乡土少年的反抗并不是有意识的，相反，“你”不过是被不可知的本能力量驱策，盲目而又顽强地走向一系列错位的生活情境。

反常规的生存体验，拒绝被既定的生活模式同化，这是刁斗写作的中心。即使在表现那些最落俗套的男欢女爱，那些作为阅读兴奋点来设置的欲望化场景时，刁斗也促使它们处在错位的境地，使它们显得与众不同，别有趣味。《起止年月之二·新闻》，描写一个记者追寻“重头新闻”的故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刁斗的叙事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用大量的日常生活，琐碎而无聊的日常事件去不断干扰、侵蚀那个“重头新闻”。过分追求欲望化场景，表现男欢女爱是刁斗的特长，在这里，这些欲望化场景从叙事的边缘不断涌现，它们真正成为小说的主体。那个“重头新闻”反倒被边缘化，成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在某种意义上，它也隐喻式表达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实质。庞大的意识形态，已经为卑琐的个人欲望，被无法更改的生活现实所瓦解。刁斗乐于去表现那些生活的欲望，有时显得过分的情欲表达，在某些场合中，他以随意而轻松的方式，表现出生命之轻对生存之重的颠倒。刁斗总是一如既往地去书写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这些人大多数是从乡村来到城市，属于被边缘化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刁斗揭示出“你”这类个体的存在意识：“你成了人山人海中的一粒砂子或一朵浪花，你与其它的砂子或浪花基本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新闻》）。这些虽然是“你”在特定的瞬间产生的自我意识，但刁斗的兴趣在于持续不断关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命运，去观察他们混乱不堪而又随遇而安的生活。但刁斗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苦难也毫无兴趣，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发掘困境中的人们依然具有的快乐。因此，毫不奇怪，热衷于表现情欲的刁斗，却又总给他们以意外的白日梦式的情欲表达。那些艰难的，难以承受的生活重负，在一个又一个白日梦式的满足中瓦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刁头小说所具有的思想指向。他的那些歪斜的，被生活抛入错位情境的“小人物”，正是以他们微不足道的白日梦式的快慰，化解了生活中所有的困苦和重负。

当然，在这部小说中，也有对生活正面的描写。《起止年月之四·取景器》写一个临近退休的知识分子，不想留任，显示出比较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对生活的理解。在升官和过一种自在悠闲的生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刁斗写作这类人物和故事的动机难于理解，这种人物和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并不是刁斗所擅长的。刁斗的长处在于表现一种扭曲的生活，变形的性格心理情态。相比之下，《起止年月之五·纪念日》尽管阅读感受未必十分愉悦，但可以见出刁斗在表现这类反常规的生活状况、时，他的叙述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大师，其晚年的生活状况只徒剩可怜和丑陋。也许《取景器》是对《纪念日》的先知先觉。

这些是刁斗在不同的时间里写下的一些片断，它们冠之以“私人档案”或“起止年月”的书名，倒也恰如其分。从一个“神童”式的乡土少年到患老年痴呆症的艺术大师，这既可以看成是对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可以看成是对一群人的生活历程的观照。对于刁斗的写作来说，故事整体并不十分重要。尽管刁斗过去就十分看重悬念之类的故事整体性的设置，他的叙述从未以整体性令人惊叹，倒是那些片断和细节，那些情境和状态的表现令人快乐。现在，刁斗不顾一切地描写“你”的故事，顽强地表达他的叙述视点，虽然刁斗未必有多少热情去追踪“先锋”或“实验”的流风余韵，但他关于“你”的叙述，无疑又在当代中国小说叙事领域，打开一片生动的天地。当然，刁斗的小说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的写作无疑极富潜力，要理解和阐释他的写作，需要足够的耐心，这些文字币过是一些初步印象，是以为序。

1997年10月26日

于北京

我说不上为什么讲了这段故事，其实本来也满可以讲另一个故事。或许下次再讲它吧。人们啊，你们会发现，两个故事也差不多。

贝克特：《逐客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