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学部奏请开办京师法政学堂。陈青之《中国教育史》提道：“《奏定学堂章程》，在大学堂内，有政治一科；其外有进士馆，没有法政专设学堂的名目。自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因给事中陈桂庆的建议，遂有正式的法政学堂的组织。首先设立的为京师法政学堂，即以进士馆的馆舍为堂舍。”〔74〕由此可知，京师法政学堂的成立部分得益于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没落。

位于太仆寺街的进士馆于光绪二十九年一月（1903年2月）开学。据《奏定进士馆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法学课目第一年每星期四个点钟，计有：法学通论、各国宪法、各国民法；第二年每星期五个点钟，包括商法、各国刑法、各国诉讼法、警察学、监狱学；第三年每星期六个点钟，包括各国行政法、中国法制考大要。〔75〕光绪三十年（1904），御史张元奇奏请重新订定《进士馆章程》。政务处奉旨拟定章程八条，其中提到分设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76〕

在进士馆之外，另有一所仕学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2月），筹备复建京师大学堂期间，袁世凯曾奏请特设仕学院，由管学大臣兼理院事：

拟请旨饬设仕学院一所，略师昔贤仕优则学遗意，俾已仕而愿学者入焉。不必特建馆舍，亦不必另派专官。应请饬下管学大臣张百熙妥订章程，择一宏敞公所或宽大庙宇，先行开办。即由该大臣兼理院事。多置各项译成新书及一切图册仪器，并陈列各国机器、车船、军械式样。纵令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各司员及四品以下京堂、翰林、科道、部曹与夫在京外官，均得身入其中，观览讲习。尤要在仿照外国谈话会规模，附立讲论会。访求外国通儒及致仕闲居人员，务取学识淹贯，在彼国中最知名者，聘定来华，作为讲友。其能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者犹善。分政治、交涉、律例、财赋、学校、军队、巡警、邮政、工、农、商等专门，各聘一人或二人，延之入院，按定时刻为院中各员分门讲论。该各员愿听授何门，任其自择。倘各署遇有改革政令，或需采用西法者，均可派遣司员以己意赴院讨论。如遇要政，堂官似亦可前往庭论，以资集益。并于中国官员儒士中详加遴访，如有通晓各项学术者，不拘官阶，亦派入院，作为讲友，以备咨询切磋。此项人员，本已涉猎西学，则期听外人之讲论，领会较易，并可将外人之语意，详细转告各员，以通两家之译寄。其时常到院听讲、虚衷研究、学业日进各员，由管理大臣按月开单奏报一次，按年分门选举一次。该员等陶熔渐久，皆知各国政治之要领及各项学术之节目，一旦临政莅事，斟酌损益，不难举夙所闻知者，取诸其怀而辩之甚精，处之悉当。故其为学业不苦，而其获益者靡穷。迨至成才日多，国家因事择人，亦可按图索骥取之无尽焉。〔77〕

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包括大学院、专门分科、预备科三部分，附设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专门分科内设政治科一科，科下分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预科分政、艺两门。政科设有法学科目。第一批仕学馆录取学生57名，师范馆录取79名。〔78〕

仕学馆虽然是速成科，但仍试图在三年的时间里比较系统地开设法学课程。据《速成仕学馆考选入学章程》，交涉课目含公法、约章等；法律课目包括刑法（分总论、分论，在第一年学习），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制史（以上三门在第二年学习），罗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和德意志法（第三年课目）；政治课目包括行政法、国法、民法和商法。〔79〕由此看来，仕学馆并未完全采行袁世凯奏议的仕学院模式。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会奏的《重订学堂章程折》明确地解释了仕学馆与进士馆的关系：

京师仕学馆，系属暂设，皆系有职人员，不在各学堂统系之内。原订章程，应暂仍其旧，将来体察情形，再为酌定经久章程……其进士馆，系奉特旨令新进士概入学堂肄业，此与仕学馆用意相近，课程与各学堂不同。而仕学馆地狭无可展拓，不得不别设一馆以教之，兹亦酌订章程课目，别为一册。将来仕学馆或归并进士馆，或照进士馆现订课程改同一律，容随时察酌情形办理。〔80〕

由于在性质和课程设置上并无实质差别，仕学馆于1904年4月被并入进士馆。1906年8月，34名从仕学馆并入的学生毕业。1907年12月，进士馆第一批学生（癸卯科进士）106人肄业。1908年6月，第二届学生（甲辰科进士）毕业。至此，进士馆的使命即告完成，最终被撤销。〔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