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建忠于1876年赴法国留学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派学生赴欧洲留学，起初是由沈葆桢（字幼丹）提出的。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1873年12月26日），沈葆桢在《奏陈派前后学堂学生分赴英法深造折》中称：

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致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17〕

该折由陕甘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名会奏。恭亲王奕随即表示了赞同，他还提及了同治十年七月两江总督曾国藩所奏“遴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业终奉旨准行”的旧事。〔18〕稍后，李鸿章也谨慎地表示了同意：

至闽厂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驶船，洵属探本之论。幼丹与日意格坚明约束，未知如何议法，想因日意格管厂多年，与学生言语性情相习，又熟悉外国情形，令其带往分派学习，呼应较灵，收效较速……如幼丹与日意格严定规条，或可由我操纵，钧意以洋人充斯重任，究不如中国委员流弊较小，亦是慎重之道。自应由闽厂内筹派与日意格素习之华员管带同往，较为得力，他处委员更凿枘不入。已缄请幼丹熟筹主持矣。〔19〕

然而由于后来日本侵扰我国台湾地区，此议遂遭搁置。光绪元年三月，沈葆桢奏请选派前学堂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学堂刘步蟾、林泰曾随日意格游历英法，兼采购“机船铁胁新机”，〔20〕获准。〔21〕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六日（1876年4月20日），李鸿章在奏报中提到卞长胜等七人已于五天前离津赴德国武学院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并奏请动用海防经费资助报销出洋费用。〔22〕八月二十五日（1876年10月12日），李鸿章在奏折中重又提及沈葆桢之前的动议。〔23〕十一月二十九日（1877年1月13日），李鸿章、沈葆桢等会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最终促成此事。〔24〕该折所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对留学期限有明确规定：“其驻洋之期，以抵英、法都城日起，计满三年为限，未及三年之前四个月，由两监督考验学成者送回供差。其中若有数人将成未成，须续习一年或半年者，届时会同禀候裁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章程还明确提到了选派学生学习外交、国际法事宜：

制造、驾驶两项学生之内，或此外另有学生愿学矿务、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者，由两监督会商挑选，就其才质所近，分别安插学习，支给教习修金，仍由两监督随时抽查功课，令将逐日所习详记送核。亦以三年为期，学成后公订专门洋师考验确实，给有的据，送回供差。〔25〕

现在来看，其中所说的“另有学生”指的正是马建忠。1877年初，经李鸿章推荐，马建忠以随员身份加入了由福州船政学堂选派的英法留学生使团。中法两监督分别由李凤苞和日意格担任。〔26〕学生包括：赴英国学习驾驶（即军事指挥）的刘步蟾、〔27〕林泰曾、〔28〕蒋超英、方伯谦、严宗光（即严复）、〔29〕何心川、林永升、〔30〕叶祖珪、〔31〕萨镇冰、〔32〕黄建勋、江懋祉、林颍启等12人；赴法国学习制造的郑清濂、罗臻禄、李寿田、吴德章、〔33〕梁炳年、陈林璋、池贞铨、杨廉臣、林日章、张金生、林怡游、林庆生、魏瀚、〔34〕陈兆翱等14人。另有裘国安、陈可会、郭瑞珪、刘懋勋、王桂芳、张启正、吴学锵、任照、叶殿铄等9名艺徒（船厂技工）。〔35〕此外，还有李凤苞的助手兼翻译罗丰禄，〔36〕以及学生兼文案陈季同。陈季同此前曾经到过法国。1875年4月18日（光绪元年三月十三日），沈葆桢在奏折中提道：“因于前学堂内派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等三人，后学堂派出刘步蟾、林泰曾等二人，随同日意格前往游历英吉利、法兰西等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