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除了自办法政教育，清政府还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法律，“走出去”之风颇为兴盛。寻（循）欧访（仿）美者有之，旅（履）日者则更多。与马建忠留法时另聘私人教师全程辅导，“入乡随俗”，比照当地学生的要求完成学业的做法不同，赴日留学却是速成与正科并举，且尤以速成为主。待及归国任教，各法政学堂严重效法日本模式，亦成自然。

于是，无论是自办还是留学日本，早期的法政教育似乎都难以绕过“速成”二字。这种迫促，与先前的耽搁有关，也受制于已然锁定了的新政（预备立宪）时间表以及人才缺乏的客观现实：“查九年筹备清单内，宣统三年省城、商埠等处各级审判厅成立，六年府、厅、州、县城治各级审判厅成立，八年乡、镇初级审判厅成立，以一省计之，所需审判官、检察员、辩护士等不下数千余人。”〔229〕然而，狂飙突进式的法政培养模式究竟能造就多少人才，却颇值疑问：“方今各处所设养成所、研究所，讲求法政者大都于最短少之时间，授以最简略之科目，一知半解，于学理未能深造，设竟穿凿附会，谬说流传，一旦见诸施行，为害伊于胡底。”〔230〕这一点，连日人都看得清楚：“盖数年以来，清国留学生来此者以千数，此间诸学校争割席待之。然法度未备无以副其意，其卑近者概期速成，轻俊子弟一知半解，小成自安；其高尚者多费岁月，不是急应。”〔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