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辑我关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书（华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甫一推出，争鸣的文章便连续出现。上海陈诏先生的一篇长文发在贵州省红学会的《红楼》杂志1994年第二期，同样的观点，亦见于他为上海市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谜》一书（1994年1月第一版）所撰写的“答问”中；山西《太原日报》副刊于1994年7月26日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读其文，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争鸣文章，我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系列质疑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支——“秦学”，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撰序言，当知吾道不孤。

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议结诗社的贾宝玉一般，要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

我且不忙针对梁、陈二先生对我的质疑、批驳逐条申辩，而是先把我们之间的误会排除，这也是我希望所有关心这一讨论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探佚学。“秦学”不仅要探佚，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诸分支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为讨论起来方便，我们姑且将其纳入探佚的范畴。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唯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幸亏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层的探究中，有一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对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而非纯艺术的调整。那种认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混乱，系因曹雪芹将其从《风月宝鉴》旧稿中演化到《石头记》时，缺乏艺术性调整而造成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显然在一度已完成的《石头记》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相当完整、统一的。现在的文本之所以矛盾混乱，除了出于非艺术考虑（避文字狱）的删改，还在于第八回末尾的那个关于她来自“养生堂”的“补丁”。这是症结所在。概言之，“秦学”探佚的第一个层次，便是探究“在原来的文本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并对此做出了相应的推断。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经怎样写过秦可卿，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他曾经怎样打算过。我关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诗的探究，便属于这一层次的探佚。我认为这首回前诗里的“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还出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的引句）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我还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贾府盛衰荣枯，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但后来写成的文本中，这一构思未充分展示。我把已明确写出的文字，叫作“显文本”，把逗漏于已写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对“显文本”的探佚与对“隐文本”的探佚相互联系而又不在同一层次上。因之，其“探佚的空间与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后与我争鸣者，首先要分清这两层“空间”。

第三个层次，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这就进入了创作心理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绝非曹雪芹的自传与家史，书里的贾家当然不能与曹家画等号；但我们又都知道，这部书绝非脱离作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纯粹想象之作、寓言之作（当然那样的作品也可能获得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我们不难达成这样的共识：《红楼梦》并非一部写贾家盛衰荣枯的纪实作品，但其中又实在熔铸进了太多作者“实实经过”的曹家及其相关社会关系在康、雍、乾三朝的沧桑巨变。因此，我们在进入“秦学”的第三个层次时，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并因此终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关于秦可卿的构思和描写，以及他调整、删改、增添有关内容的创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这个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跨入了曹学的空间。比如说，我认为，曹雪芹最初写成的文本里，是把秦可卿定位为被贾府藏匿的“类似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的后裔的（注意我说的是“类似”，而非必定为“义忠亲王老千岁”一支）。根据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为雍正的政敌“塞思黑”藏匿了一对逾制的金狮子。陈诏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藏匿金狮子尚且要惹大祸，何况人乎？因此，隐匿亲王之女“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以为他“绝对”二字下得太绝对化了。诚如他所说，清朝宗人府是要将宗室所有成员登记入册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给以红带，附入黄册。但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在命查“撤带”革退宗室给带载入《玉牒》，以免湮灭的行文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再宗室觉罗之弃子，今虽记蓝档内，以宗人府定例甚严，惧而不报，亦未可定”，并举实例：“原任内大臣觉罗他达为上驷院大臣时，因子众多，将弃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领郑特闻之，乞与收养，他达遂与之……”可见规定是规定，即使是皇帝亲自定的，也保不齐有因这样那样的缘故暗中违忤的。我对秦可卿的真实身份是一被贾府藏匿的宗室后裔的推断，根据是曹家在那个时代有可能做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曹家在康熙朝交好的诸皇子中，偏偏没有后来的雍正皇帝，却又偏偏有雍正的几个大政敌，这几个政敌“坏了事”，自然会牵连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们能胜了雍正。曹家后来感到大势已去，竭力巴结雍正，也还暗中与那几个“坏了事”却也并未全然灰飞烟灭的人物及其党羽联络，多方面政治投资，也是很自然的。希望随着有关曹家的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现，秦可卿与贾元春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显露出来，哪怕只是云中龙爪、雾中凤尾。

第四个层次，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人文环境。《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明文宣布他写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他也确实努力摆脱政治性的文思，把笔墨集中在“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体的文本把握上，淡化了朝代特征、满汉之别、南北之分，使这部巨著的风格极其诗化而又并非“史诗”。但这部书的创作又偏偏打上了极其鲜明与深刻的时代印记，在在显示出作家所处的人文环境是如何制约着他的创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这一制约，在文字狱罪网密布的情况下，用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的文字，编织出了如此瑰丽的伟大巨著。秦可卿这一形象，正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在艰难险恶的人文环境中，为艺术而奉献出的超人智慧，与所受到的挫折，及给我们留下的巨大谜团，以及从中派生出“谜”来的魅力。我最近写成一篇《〈红楼梦〉中的皇帝》，指出《红楼梦》中的皇帝，是跟清朝任何一个皇帝都画不上等号的。另一方面，曹雪芹其实是把对曹家的盛衰荣枯有着直接影响的康、雍、乾三朝皇帝，通过书中一个皇帝对贾家的恩威宠弃，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是弄通《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比如，为什么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之后，丧事竟能如此放肆铺张，而且宫里的掌宫太监会“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这当然都不是随便构思、下笔的，这笔墨后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学”的空间，也便必须延伸到关于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间，当然也就大大地展拓开来。

我感觉，陈诏先生与梁归智先生对我的“秦学”见解的批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把我在以上四个层次中的探索混为一谈了，故而令我感到缠夹不清、一言难辩。现在我将“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一一道明，庶几可以排除若干误会，使与我争论的人们，能在清晰的前提下，发表不同意见，而与我见解相近者，今后也可更方便地与之讨论。

至于“秦学”研究的意义，我已在若干文章中强调过，兹不再赘。

期待更多的批评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