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里，有一段《徐仅叟谈〈红楼梦〉》引起了我的注意。徐仅叟是许姬传的外祖父，在清朝曾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因上疏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判“绞监候”，到庚子事变时才侥幸出狱，后隐居杭州。这是位饱学之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会唱昆曲，更精于医道。他熟读《红楼梦》，而且见解独特。据许姬传回忆，他年少时，曾亲见耳闻外祖父徐仅叟与客人畅谈《红楼梦》，那些客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方家，有陈散原、冒鹤亭、夏剑丞等。

徐仅叟指出：“曹雪芹写书的方法，有些从正面写，也有从反面写，或者从夹缝里写。书里有些人描写得温慧贤良，端庄稳重，骨子里却做了不可告人的隐事……可以研究一下书里的谜。”接着便问：“傻大姐拾的绣春囊是谁的？”夏剑丞说，书里写到在迎春那里，从大丫鬟司棋的箱子里搜出了潘又安的情书，上面提到香袋，这绣春囊分明就是司棋的嘛。徐仅叟却道：“这是曹雪芹布的疑阵，如果信以为真，就被他瞒过了……”大约一盏茶的时间，众人都答不上来，徐仅叟便抛出他的谜底：“绣春囊是薛宝钗的！”举座皆惊。

不管是否认同徐仅叟的见解，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他读《红楼梦》很细。在抄检大观园一回里，写到从司棋的箱子里抄出了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那字帖是大红双喜笺帖，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这个笺帖固然坐实了司棋“不轨”的“罪名”，但提到的同心如意、香珠都并非绣春囊，而且香袋是司棋送给园外的潘又安，被郑重查收了的。在古代，无论男女，都有在腰带上佩戴种种零碎小物的习俗。《红楼梦》第十七回，写到一群贾政的小厮为了和宝玉表示亲和，围上去，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包括荷包、扇囊等，尽行解去。还写到林黛玉为此生气，把特为宝玉做的而尚未完工的一个香袋给剪破了。绣春囊虽然也是香袋之一种，可是它很特殊，俗称“十锦春意香袋”，不仅上头绣着“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一类的色情图画，而且里面装的也是媚香、春药之类的促性发情的东西。这样的香囊有时会被藏在怀中，轻易不会露出来。书中写到过司棋与潘又安在园里幽会，被鸳鸯撞见，后来司棋忧虑而病等情节，但并未写到司棋为丢失绣春囊惴惴不安。而且搜出她的“赃证”后，她并无畏惧惭愧之意。既然从文本上并不能找到那绣春囊肯定是司棋的有关交代，阅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猜测就无可厚非了。

书中写到，王夫人见到邢夫人封交的绣春囊后，首先想到是贾琏从外头弄来，凤姐当作了“闺房私意”，不慎遗失到了园子里。凤姐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依炕沿双膝跪下，含泪抗辩，除为自己和平儿洗清外，又把嫌疑引向了贾赦的侍妾嫣红、翠云，贾珍的侍妾佩凤，甚至“不算甚老”的尤氏……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王夫人还是凤姐，首选嫌疑者都是已婚的、有“房事之乐”者。而徐仅叟作为一个细心的阅读者，很有点立足于“接受美学”的味道，从文本引申出他的思路，最终把“谜底”投射到了薛宝钗身上。他的根据大体如下：

书里写到，抄检大观园时，同是亲戚，林黛玉被抄了，而薛宝钗却抄不得。事后薛宝钗反倒立即托词迁出大观园避嫌，还在尤氏挽留时，说出“你又不曾卖放了贼”那样的怪话。薛宝钗平时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其实她工于心计，见多识广。她家开有当铺，她认得当票，她哥哥误把画春宫画的唐寅认作“庚黄”，自然那一类的东西很多。她在抓着林黛玉说酒令时引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的“小辫子”后，竟以势压人，要审黛玉，并称自己小时姊妹兄弟一处，也“怕看正经书”，见识过“不正经”的玩意儿。进京后她家人口简单，居处不大，哥哥的春宫画想必也“欣赏”过。以在滴翠亭她在小红、坠儿面前毫不犹豫地嫁祸黛玉的行径，可以推知她会有从哥哥那里得来的“市卖”的绣春囊。她就是那么一个让你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最出乎人意料的复杂人物。

我并不同意徐仅叟的推测。其实，他应该把他的思路精密化。比如说，想到香菱曾进园与薛宝钗一处居住，且有斗草换裙等行为，作为薛蟠的侍妾，她有绣春囊的可能性是大过薛宝钗的，而宝钗见过她的绣春囊，见怪不怪，是可能的。这样也更能解释清为什么在抄检后，薛宝钗要尽快离开那块是非之地。

徐仅叟的一家之言的意义，并不在猜谜道底本身，而是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曹雪芹在人物描写、情节设置上达到了多么高妙的地步。比《红楼梦》晚出很久的，西方文豪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也好，安娜·卡列尼娜也好，都道是性格复杂、立体化，可是究竟还能说得清她们是怎样的人。而光是一个薛宝钗，她生动得那样复杂，立体得那样难以说清道明，以至仁者、智者对她的理解竟能分驰得那般厉害。一个关于绣春囊究竟系谁所遗失的情节，能给阅读者那么丰富的揣想空间，对此，我们能不击案赞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