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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七年（1708）深秋，北方已然草木凋零，江南山水却还没有卸去彩妆，表面上生活如常，但茶楼酒肆里渐有流言令人惊骇，从贴耳细语，到叩案嘁喳，很快地，这动向就被皇帝的耳目获悉。

康熙在江南最大的耳目就是江宁织造曹寅。那一年曹寅五十一岁，给皇帝当差之余，弄文学、玩藏书，校刊了自己喜爱的闲书《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其中有一卷《糖霜谱》，专讲精致甜食中一个小类别的制作工艺，可见他的闲情逸致多么丰富细腻，生活状态多么优裕高雅。搜集到那流言时，他真是如雷过顶，心乱如麻。还没来得及向皇上汇报，邸报就已经到了。邸报的内容竟证实了流言不诬，于是他赶忙写下奏折，其中说：“臣于本月二十二日得邸报，闻十八阿哥薨逝，续又闻异常之变。臣身系家奴，即宜星驰北赴，诚恐动骇耳目，反致不便。二十三日以来，民间稍稍闻之，皆缎布两行脚力上下之故。将军、总督严禁盗贼。目下江南太平无事。米价已贱。”这奏折写得既情真意切，又很有技巧——把流言出现的时间列在官方内部通报之后，查明流言的来源是流动于南北的为商行运输绸缎布匹的脚力，同时表示已注意在此关键时刻“严防盗贼”，更以“江南太平”与“米价已贱”安慰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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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报里所说的十八阿哥，是当时康熙已有的二十个序齿的儿子之一，薨逝时才八岁。康熙虽然儿子这么多，但他的父爱绵厚无边，对这个爱嫔王氏所生的十八阿哥尤为宠爱。那一年循例的木兰秋狝，他不仅让众多已是青少年的皇子随行，还特别把十八阿哥带在身边。北方的秋天昼夜温差很大，这样的武装旅行对一个八岁的儿童来说并不适宜。果然，半路上十八阿哥就发了病。现在看来，那病症大概是腮腺炎，并非绝症，但那时的太医们竟不能救治。康熙搂着爱子，殷殷祷祝，甚至说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十八阿哥的生命。高烧的十八阿哥在八月底一度病情好转，康熙欣喜若狂，但好景只是一闪，到九月初二早晨，十八阿哥撒手人寰，康熙悲痛欲绝。

如果单是十八阿哥薨逝，民间缎布两行的脚力也许没有多大流布其消息的兴致，随之发生的，即曹寅在奏折中不能明书只能暗喻的“异常之变”，才是朝野不能不关注的。缎布两行的脚力从北京回到江南，一路上散布的流言，就是这个“异常之变”。

退回三十三年，康熙十四年底（1676），康熙立嫡子（若论大排行则是二阿哥）胤礽为太子，当时胤礽还不足两岁。太子从小得宠，懂事后康熙又请来硕儒教他功课，并遵从祖训教其骑射。在康熙的精心培养下，太子满、蒙、汉文皆娴熟，精通四书五经，书法也很好，善作对子；五周岁时就在狩猎中射中过一鹿四兔；成年后辅助父皇处理国事，也显示出了政治方面的才干，康熙几次出征都让他留京代理政事，并对他的表现大加赞扬，说他“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后来虽然也对他的一些缺点有所批评，如指出发往前线的包裹捆绑不严，多有破损，应及时改进等，但总的来说，至少从表面上看，胤礽接班当政只是时间问题，绝对不会有什么“异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像曹寅那样的皇家亲信，都习惯了在效忠康熙皇帝的同时，也效忠太子胤礽，这贯穿在他们的思维与行动当中，丝毫不曾动摇过。可是，万没想到的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初六，康熙废黜了太子，并昭示天下。

这场“异常之变”不仅使曹寅的心里蒙上了阴影，而且一直影响到他的子侄以至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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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之变”的触发事件是“帐殿夜警”。

所谓帐殿，就是木兰秋狝时皇帝驻跸的营帐。据康熙自己说，除了他早已发现的胤礽的不肖种种，“更有异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

究竟有没有“帐殿夜警”这回事？和宋代的“烛光斧影”、明代的“梃击”“红丸”“移宫”等宫闱疑案一样，这件事也是迷离扑朔。康熙宣布废黜太子时，当着已被绑缚的胤礽、陪绑的几个皇子、重臣，以及供奉于朝廷的西方传教士，愤激地历数胤礽的罪愆，吐露出许多旧恨新仇，特别是胤礽在幼弟十八阿哥病笃、康熙焦虑万分的情况下，竟然无动于衷，毫无忠孝义悌，说到偷窥圣躬居心叵测，竟然痛哭仆地，大失威严常态。但数日之后，康熙略微冷静些，就觉得胤礽似乎是疯癫而非谋逆。回京途中，大风环绕驾前，康熙认为是天象示警。回銮后他又分别梦见了祖母孝庄皇太后和胤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前者是立胤礽为太子的决策者之一，后者是他最爱的女人，梦里两个女人都面有不悦之色。期间，又查出是庶出的大阿哥利用巴汉格隆以巫术镇魇了胤礽。之后，康熙连续召见了胤礽几回，发现其疯态消失，心下越来越宽慰。四个月后，胤礽被复立为太子。

雍正即位后，大肆修改康熙朝的档案，有的干脆就毁掉。他那时候关于“帐殿夜警”的版本里，说是康熙曾在夜半觉得有人逼近帐殿里的御榻，还发出了声音，那身影声气分明就是胤礽。如果真是这样，不用别人揭发，康熙自己就是胤礽图谋弑父弑君的活见证。但为什么康熙在宣布胤礽的罪状时只说他“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呢？又为什么会在四个月后恢复他的太子地位呢？据雍正朝也没改掉的记载，胤礽被废押解回京囚禁于宫中上驷院临时帐篷内时，为自己申辩说：“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是弑逆的事，实无此心。”这大概更接近事实。“帐殿夜警”恐怕是被人举报而非康熙自己发现的。

有历史学家指出，康熙的皇权与胤礽的储权之间的矛盾，是一步步发展、暴露、激化起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起初溺爱胤礽，达到了相当荒谬的程度，例如他任命胤礽的奶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主管，不是因为此人有品德才干，仅仅是为了胤礽取用皇家诸种供应的方便；在仪注上，康熙后来后悔地说：“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与朕无异，俨若二君矣！”太子渐渐长大，对于自己“千岁”地位的自觉意识越来越深化，在康熙出征时留守京城代理国政过了把瘾，其党羽日益增多，这些人的权力欲望比他更强，更强化了胤礽“何日为万岁”的心理趋向。但康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是个长寿之君，胤礽隐忍的接班欲望，与康熙不到寿终绝不放权的明显态势，导致了他们父子君臣关系难保平衡的悲剧性结局。历史学家从政治视角如此分析当然非常有道理，但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康熙也好，胤礽也好，其心灵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冲突里，应该也杂糅着另外的，非政治性的，与权力、财富不一定结合得那么紧密的心理的、情感的冲突。这个领域应该由文学艺术去切入。

会不会有文学家乐于描写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底到九月初那些日子里，木兰秋狝营帐中发生的故事呢？特别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太子“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的诡谲一幕……但写这样的小说至少要大概地知道当年“帐殿”的布局。据史料，秋狝之典参与者总数可达一万数千人，所有人员包括皇帝均宿帐幕，届时设行营卡座，各按秩序排列，中间的黄幔城是皇帝居所，外加网城，设连帐一百七十五座，是为内城；外城设连帐二百五十四座，又有警跸帐；整个营盘内圆外方；再外围是蒙古等诸王公、台吉营帐。太子的营帐可以想见是在皇帝御帐附近，但深夜躲过密布巡逻值守的人员，私自逼近御帐，洵非易事，要想使小说情节，特别是细节，逻辑合理，下笔可不那么轻松。我们都知道1919年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这个句子，现在引用者多加标点断句为“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这镜头实在恐怖，因为“裂缝”作为动词，那胤礽彼时就非动用匕首等利器不可，杀气弥漫；但若另行断句理解为“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那就无须使用利器，胤礽的形象也就非凶神恶煞，而是被窥视欲的心火烧得癫狂的一个可怜虫了。或问，御帐会有“裂缝”吗？如果把“裂缝”理解为“破开的缝隙”，当然不可信，但帐幕毕竟是由若干块布幔叠围合成，用手拨开便可出现“裂缝”的部位未必没有……

“帐殿夜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相恐怕永难揭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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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殿夜警”一事倘不是康熙亲自发现的，又是谁向康熙告的密？康熙始终不曾揭破。当时随扈的诸皇子里，年龄比较大的是大阿哥胤禔（三十六岁）和十三阿哥胤祥（二十二岁），他们都属于反太子的阵营，在秋狝营帐中的位置也应该与康熙及太子的营帐相去不远，因此很可能是他们向康熙告的密。胤禔很快被三阿哥揭发，利用巴汉格隆魇了太子，后来果然在他的府邸里搜出了用来镇魇的木偶多具，康熙盛怒之下将他削爵圈禁，他的余生都在圈禁中度过，雍正十二年（1734）六十三岁时死于禁所。胤祥的遭遇很奇怪，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第一次分封皇子时因为还小，未受封可以理解（那一次只封到十三岁的八阿哥），但在太子复位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分封里，连十四阿哥都受了封，唯独他未受封。直到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才封他为怡亲王。康熙为何不封他爵位？或许他在“帐殿夜警”事件里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这角色为康熙所需要，却又为康熙从心里鄙视厌恶；而雍正对他的重赏重用，恐怕也是为了感谢他“亏得告密出了个帐殿夜警事件，要不胤礽说不定就真从千岁变成万岁了”。

度过“帐殿夜警”的危机后，胤礽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康熙的信任。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宣布胤礽复立后“狂疾未除，大失人心，断非可托付祖宗弘业之人”，再次将他拘执看守。年近四十的废太子此后也就在圈禁中度过余生，雍正二年（1724）五十一岁时死于禁所。胤礽二次被废后，八阿哥一度觊觎储位，闹出许多风波，但未得逞。康熙以立储失败为训，不再公开立储。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秘密选定的接班人是十四阿哥，但突然袭来的死亡，使他的苦心付诸东流，结果最令人意外的四阿哥登上了宝座，是为雍正皇帝。

雍正即位后，陆续铲除他认为对自己帝位有威胁的兄弟，首当其冲的是八阿哥和九阿哥。两人被削去宗籍，一个被叫作阿其那，一个被叫作塞思黑。这两个满语恶名究竟是什么意思，民间有说是“狗”和“猪”的，史家有考证出是“俎上冻鱼”与“讨人厌”的，总之是将其“臭名远扬”。后来这两人都突然上吐下泻，暴病身亡，演出了康熙子嗣间骨肉相残最阴冷的一幕。

民间传说，步军统领隆科多对其他皇子封锁了康熙病危的消息，雍正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皇子”中的“十”描改成了“于”；也有说遗诏里写的是名字，十四阿哥的名字是“示”字旁一个“贞”，四阿哥的名字是“示”字旁一个“真”，雍正是将“贞”描改成了“真”。但历史学家指出，将遗诏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直到皇帝驾崩才能取看的做法恰是雍正定下的规矩，康熙时并无此举；而且十四阿哥与四阿哥的满文书写方式差异明显，当时的诏书全是满汉文对照，很难描改。又有历史学家说已查到故宫档案，雍正公布的康熙传位于他的遗诏并非一个句子，而是很长一段文字，经对比研究，疑点很多，而且那满文似乎是从汉文回译的，与当时先有满文再汉译的规矩不合，所以，仍可得出雍正矫诏的结论。雍正登基不久就把拥戴他的隆科多、年羹尧治了罪，这显然是为了“堵嘴”，也无异于自曝其心虚。十四阿哥的命运比八、九阿哥略好，他先被派去守陵，后被圈禁，到乾隆时复爵直至郡王，活到六十八岁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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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太子在雍正二年（1724）就死了，但关于他的故事仍在继续。这就像曹寅死了，曹家的故事还要继续搬演下去一样。实际上头一个故事始终笼罩着，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着第二个故事。

雍正韬晦到四十五岁才登上皇帝宝座，但五十八岁就突然驾崩了。雍正即位时，曹家是曹□在当江宁织造。曹寅死后，康熙让曹寅唯一的亲儿子曹颙继任，没想到曹颙又死了。康熙对曹家感情很深，视曹寅为“嬷嬷兄弟”，曹寅、曹颙全死了他也还是要曹家人当织造。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继给曹寅的未亡人李氏，继任江宁织造的。但雍正对曹家可是一点感情也没有。雍正五年（1727）抄了曹家，雍正六年将曹□一家逮京问罪。其后曹家在雍正朝的阴暗日子虽然情况不详，总还多少留下了些档案材料与其他零星文字。

乾隆即位后立即着手收拾雍正留下的政治残局，对雍正的政敌，放的放，赦的赦，加恩笼络，推行皇族亲睦的明智政策，总体而言，大有效果。皇族里的历史遗留罪愆既然淡化，乃至既往不咎，相关的官僚的命运也就大有改善。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里，曹□的亏空欠额一风吹，并重新被内务府任用。曹雪芹就是在这时，很过了几年温柔富贵乡里的甜蜜生活。从乾隆元年（1736）到乾隆三年（1738），这三个“春天”里的曹家可谓“春梦正酣”，仿佛从此有几百年的好日子等在前头。

但是乾隆四年（1739）发生了弘皙逆案。弘皙是废太子的儿子、康熙的嫡孙。“帐殿夜警”事件那一年，他已经十五岁，而且有记载证明，康熙很喜欢这个嫡孙，甚至之所以会在一废太子四个月后再予复位，因素之一就是二阿哥已然有了这样一个眼看成才的子嗣。二废太子时，弘皙已快二十岁，是个成年人了。雍正朝时，他以理亲王的身份被安排住在了北京北郊当年叫祁县，现在属于昌平区的郑家庄（现在此庄叫郑各庄）。郑家庄那么个乡下，能住得下王爷吗？原来康熙晚年就命于该处修建行宫、王府、城楼与兵丁营房，在他去世前一年建成，其中行宫大小房屋二百九十间，游廊九十六间；王府大小房屋一百八十九间，饭房、茶房、兵丁住房、铺房则多达一千九百七十三间，当然还配置有花园等设施。康熙原想把被圈禁的废太子移到郑家庄去软禁，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他的待遇，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他留在宫里图谋不轨的危险，而且行宫正位于每年木兰秋狝的途中，经常途经驻跸，方便严密监视废太子，兼以广置城楼兵丁，那王府实际上不过是座豪华监狱罢了。

康熙生前未及实施这一计划，雍正即位后很快废太子就死于宫中，于是他就让弘皙住了进去。雍正大概觉得废太子这一支对他而言已非什么威胁，像八阿哥、十四阿哥都远比弘皙更“野兽凶猛”，所以放松了对郑家庄的监视。到乾隆四年（1739）时，乾隆惊悚地发现，弘皙居然在郑家庄设立了小朝廷，“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七司”，这还了得！而且令乾隆震撼与伤心的是，查出的同盟者竟是这样的一个名单：主谋弘皙外，有庄亲王允禄及他的两个儿子，怡亲王允祥的两个儿子，恒亲王允祺的一个儿子。有证据显示，他们甚至密谋要在乾隆出巡时布置刺杀，然后由弘皙“以正帝位”！

乾隆不动声色地处理了这一险恶万分的政治危机。粉碎政变阴谋后，他并未全盘公布逆党的罪状，摆到明处的只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罪行，对弘皙的处置也只是削籍圈禁在景山东果园。三年后，弘皙病死在了那里。其余的从犯处置得也都不算重，个别圈禁，有的只是削爵，有的仅是停俸。但这是对皇族政治犯的处置，牵涉其中的一般官员，特别是像曹□那样的包衣家奴出身的内务府人员，则是绝对的严厉无情。处理完此一事件后，乾隆授意销毁了相关档案，因此有关弘皙等皇族罪犯的文字材料只剩些零星片段，而像曹□一家牵连进去后的败落，竟全然失却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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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八年（1743），一位著名的诗家屈复写了一首怀念曹寅的诗，末两句是：“诗书家计皆冰雪，何处飘零有子孙？”他不知道，曹寅有个孙子叫曹雪芹，那时虽然沦落至社会底层，却已经开始酝酿、着手撰写不朽的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小说的文本当然离不了虚构成分，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这样概括《红楼梦》的写作特点：“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是一把打开《红楼梦》文本的钥匙。

《红楼梦》是把康、雍、乾三朝的皇帝综合在一起来写。实际上，在康熙废黜太子之前，人们的感觉就是二君并存，康熙后来也说过太子的仪注已“俨然二君矣”；那时朝臣在奏折里向皇帝请安时，也会同时向太子问安，谢过皇帝的恩，循例要再去向太子谢恩，因此《红楼梦》在“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一回里写到，贾政谢过皇恩后，“又往东宫去了”。

前十几回，曹雪芹写了秦可卿的故事，写成后脂砚斋让他删改，他遵从了。值得注意的是，删改后的文本里暗场出现了“义忠亲王老千岁”，他本来从皇商薛家订了“出在潢海铁网山”的“樯木”，准备作自己的棺材，却因“坏了事”没能拿去，结果那“樯木”被做成了棺材，秦可卿睡了进去。秦可卿的卧室里充斥着皇家符码的奢侈物品，她被最挑剔的贾母视为“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她病得很古怪，来了个张友士给她诊病，正文里称张是“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的，回目里却大书“张太医论病细穷源”。据史料记载，废太子被圈禁时，曾利用太医来给福晋诊病的机会，将矾水书写的密信托太医带出，与外面的人联系；九阿哥被远逐青海时，也曾利用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得的拉丁文写成密信，与京城的同党密商。小说里“张太医”给秦可卿开出的药方，以及跟贾蓉说的那些黑话，未必不是在秘密传递某种政治信息；进了京城的张友士不敢再说自己是太医，但回到另立朝廷的地方，那可能就是名副其实的太医吧。第七回写及“送宫花”，回前诗曰：“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她竟是与“宫花”最有缘分的“惜花人”。是曹雪芹原来要把她设计为从江南苏杭一带来到都中的，还是根据其原型有所影射？细究，则郑家庄所在清时称祁县，“秦”或谐“祁”音。现在彼处稍北尚有“秦城”的地名，而且均在白河（当年水旺如江）之南；再，古抄本里，“林之孝”有由“秦之孝”点改痕迹（清时有王爷将自己家的仆人赠予他人之例），凡此种种，都值得玩味。第八回关于秦可卿是小官吏从养生堂抱养的野婴的交代，显然是曹雪芹听从脂砚斋的建议而打的一个“补丁”。很可能，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弘皙的妹妹，为避祸才匿养于曹家的。

“义忠亲王老千岁”既废，曹家怎么还敢收养其女，娶为“重孙媳妇”？几十年来，他们的关系实在太深厚了。太子未废时，其乳父凌普随时到江宁织造府取银子，简直把曹家当成了太子的银库（姻亲苏州织造李煦家也一样）。仅太子被废前的三年里，就派人从曹家和李家取银共达八万五六千两之多。经济联系的背后，当然也就是政治利害，太子及其羽翼希望他们效忠到底，他们也会觉得终究还是太子扶了正对自身最有利。熬过雍正朝的艰难时期，曹家在乾隆朝枯木又逢春，但又有郑家庄“正王位”的可能。于是，反映到《红楼梦》里，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就出现了“双悬日月照乾坤”的令词。这本是唐代李白的诗句，说的是唐肃宗在乱中自己即帝位，而唐玄宗彼时还没让位于他的一段史实。在太子储位稳固时，曹家就有二君并存的感觉；进入乾隆朝后，因为郑家庄的另立小朝廷，弘皙俨然“根正苗壮”地要“正位”，就更让人感到是“双悬日月照乾坤”了。但天无二日，日月也不能长久并悬，曹家怎么抉择呢？《红楼梦》八十回后，估计曹雪芹会加快节奏，写到贾府终于进退失据，从“处处风波处处愁”，发展到“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第十三回王熙凤梦里秦可卿向她念的谶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准确含义了：曹雪芹以自家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三年享受了三个美好的春天为素材，写成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大部分内容。“三春去后”，到了乾隆四年（1739），弘皙案发，于是“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自“帐殿夜警”起的三十年曹家兴衰史，临近了一个湮灭的终点。真本八十回后，无论曹雪芹是否已经写出，可想而知，其构思也绝非高鹗伪续里的那些内容。

7

康熙在一废太子时痛陈其罪，除“帐殿夜警”外，还罗列了许多罪行，如“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在随扈行巡时“同伊下属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穷奢极欲，逞其凶恶……今更滋甚，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等等。虽是暴怒中的言词，未免夸张，但大都有根有据，隐忍多年，绝非临时拼凑。胤礽许多恶行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干出来的，如鞭挞王公大臣，辱骂老师，婪取财货，搜集的古玩珍奇比康熙还多还精……也有一些行径，如随康熙南巡期间私自作狭邪游，接受讨好者馈赠的美女，交好优伶等，即康熙所“赧于启齿”的。他虽不愿公开，但也并不以之为耻，似乎还有他自己的一番“道理”。

曹雪芹不可能见过这位废太子，只能从父辈那里或经由传言听说“帐殿夜警”及其他种种，想象出一个性格复杂的胤礽形象。也许，抛开政治视角与当时社会主流的伦理道德观念，换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会对其人其事有新的解释。在《红楼梦》第二回里，曹雪芹借贾雨村对冷子兴发议论，提出了一个解释复杂人格的“秉正邪二气”说。这种由正邪二气“搏击掀发后始尽”而铸成的男女，“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然后他一连举出了近三十个历代人物，其中有三位是皇帝（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可是从另外的角度看，他们又未必是失败者，他们都有过诗意的生存。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写了贾政因为贾宝玉“不肖种种”而大施笞挞。贾政的痛恨愤怒是真诚的，也是有根据的，在他看来，宝玉的“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逼母婢”，发展下去，定会“弑君杀父”，所以父子恩绝，气得非活活将其打死不可。可是我们读了曹雪芹对宝玉与蒋玉菡、与金钏的相关描写，会发现这位“秉正邪二气”的青年公子原来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追求，他不但没有恶意虐人的动机，还觉得自己是在诗意中徜徉。

读了《红楼梦》，再来回思胤礽“帐殿夜警”一事，我们应该对人性有更深刻的憬悟吧。

2002年11月4日至5日

写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