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与重组

当然，“新政同盟”在1968年的分裂并不仅仅是因为两党对于民权运动的不同态度这么简单。

首先，像过去的“坦幕尼社”这样的城市政党机器控制力迅速减弱，民主党基层出现难以整合的问题。自20世纪以来，由于公务体系改革的成效逐渐显现，地方政党越来越难通过买官卖官、勾结贪腐等方式来控制本地政坛。加上禁酒运动失败后联邦调查局对城市黑帮及官商勾结的打击，迫使地方政党不得不和黑社会脱钩。而新政后期负责解决失业问题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二战”军工产业带来的城市繁荣等诸多因素，让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就业脱离政党的控制，地方政党面临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结果让城市政党机器的控制力大不如前。

其次，约翰逊签署的民权法案虽然为少数族裔带来了平等，却把南方白人推到了共和党一方，国会中的南方民主党议员在之后几年纷纷更换党派，而地方党部也在接下来一二十年中逐渐变天。1968年大选中，从民主党分裂参选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抢走了990万张普选票，是汉弗莱以51万张差距惜败***的最直接肇因。

而20世纪6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汹涌澎湃的反越战运动则是压垮民主党的最后一根稻草。1968年大选中，现任总统约翰逊自知不受反战派欢迎而退出初选，民主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未曾参加初选的副总统汉弗莱，却遭到场外反战人士的抗议与冲击，发生流血事件并被电视镜头转播到千家万户。***趁机在1968年大选中亮出“法律与秩序”的招牌，将民主党打成暴力与混乱的代表，迎合了城市白人中产对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性解放运动等社会文化浪潮的疏远、排斥与恐慌。

虽然政坛的天平逐渐向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方向倾斜，但这一波政党重组持续时间较长，从***1968年当选到1980年“里根革命”大获全胜才宣告完成，两党的基本盘重新稳定下来。共和党的选民基本上是由南部的极端保守福音派基督徒和北方的商业温和派构成，杂之以少数游离共和党主流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民主党的基本盘则主要是各少数族裔以及东西岸大都会居民。而双方争夺的焦点则是中西部工业区的白人工薪阶层，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偏保守主义，但生活上却极大依赖民主党推崇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这第六政党体系中，***、福特、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加起来占据白宫28年，而卡特和***一共只有12年。对于奥巴马是否属于第六政党体系，还是开启了新的第七政党体系，学术界则有不少争议。

共和党的手腕

尽管这一轮选民重组始于对民权运动的反弹，但随着种族平等理念的节节胜利，支持种族隔离很快成了端不上台面的理由。“里根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为共和党找到了持续动员南方白人选民的两大秘诀。一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就像狗哨发出的高频声波能够让狗听见、却无法被人耳接收一样，共和党政客们为了保住“南方战略”的胜果，熟练掌握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隐语（coded language）”，在不明就里者听来平平无奇，不致反感，传到心领神会的目标受众耳中，则话里有话。隐语当然不是什么新发明，19世纪美国的奴隶制辩护士就往往打着“州权神圣”的旗号。民权运动以后，“黑鬼（nigger）”这样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词汇已经“政治不正确”了，共和党在动员南方白人时，便改喊“减税”“福利改革”“法律与秩序”等看似无伤大雅的口号，借以挑逗听众脑中“黑人=不事工作光吃福利的懒鬼”“黑人=混迹街头烧杀抢掠的恶徒”之类成见，刺激其为了“捍卫我们白人的财产与人身安全”而踊跃投票。

里根本人正是深谙此道的个中高手。比如他在1980年大选中，特地前往密西西比州的“内肖巴郡农贸会（neshoba county fair）”，发表了一通“相信州权、崇尚社区自治、恢复宪法本意、限制联邦权力扩张”的演讲。考虑到密西西比州是对民权运动反弹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而内肖巴郡更是1964年三k党与地方政府联手绑架谋杀三位民权活动家、并长期阻挠联邦政府全面调查的“自由之夏谋杀案（ summer murders）”的发生地，里根的这番作态可谓意味深长。1984年里根连任竞选打出的电视广告“美利坚之晨（morning in america）”，同样是“狗哨政治”史上的经典之作。整支广告基调乐观向上而又充满生活气息，描绘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令人心向往之；但从头到尾，出镜的全都是乡村与城郊的中产白人，城市天际线只在远景一闪而过，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则根本不见踪影，仿佛从未存在于美国社会中，与“美国梦”毫无瓜葛一般。镜头艺术的心理暗示效应，在此被用到了极致。

除了“狗哨政治”以外，里根革命成功的第二大秘诀，是对“运动型保守主义（movement conservatism）”以及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收编。运动型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最初是反罗斯福新政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外交事务上的鹰派反共产主义者以及一部分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之间的社会运动同盟。保守主义者深入共和党基层，提前数年暗中布局，在1964年总统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党内的商业温和派领袖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推出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参选。但戈德华特在大选中一败涂地，党务主导权也暂时回到了***、洛克菲勒、福特等商业温和派精英手上。

曾为戈德华特助选的里根汲取前者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运动型保守主义必须扩大其选民基础，而此前在政治上相对沉默的宗教保守派正是这场运动天然的收编对象。美国历史上，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共济会运动”开始，宗教一直密切地介入到政治之中；内战前夕，由于对奴隶制的立场不同，许多新教教派内部都发生了南北分裂，比如美国浸礼会，就分裂为反对奴隶制的美北浸礼会（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支持奴隶制的美南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内战结束后，北方那些在社会、经济、种族议题上持开明立场的教会，无论从人口上还是政治势力上都占据优势，所以被时人称为“主线派（mainline）”。但是随着北方各州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天主教移民的涌入以及自由派宗教开明立场内生的世俗化趋势，主线派人口增长放缓，对政治的影响力也略有减弱；与此同时，南方各州偏保守与原教旨的“福音派（evangelical）”教会，由于鼓励生育，并且对世俗化持排斥态度，因此规模持续膨胀。到20世纪50年代，福音派人口首次超过了主线派，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群体，“主线派”之称则变得名不副实。

出于内战以后的历史惯性，此时福音派作为选民阵营，在全国政治层面基本处于失语和冷感的状态。尽管南方福音派与种族隔离主义者有较大重叠，但种族问题本身对整个福音派阵营的动员力不足，后者投票意愿不高，成为了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然而里根敏锐地察觉到，与民权运动同时兴起的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文化潮流，正日益引发包括新教福音派与天主教右翼在内的宗教保守人士不满，认为这些都是世道淋漓人心不古国将不国的征兆，是现代工业大城市原子化个体与学院左翼嬉皮士对上帝恩典的背弃。“里根革命”将这股传统主义力量毫无保留地招揽入党，打出复兴“家庭价值观”与“基督教精神”的牌子，将反堕胎权、反同性恋等社会文化议题添进核心政纲，挑起与自由派之间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这一过程中，诸如“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等基督教右翼游说组织也纷纷登场，借机对共和党施加更大的影响，令其宗教色彩与对抗色彩愈发强烈，为后来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以及如今的“克鲁兹现象”奠定了基础。

福音派和茶党运动的兴起

在里根时代，宗教保守派还只是共和党内各路人马中的一支，与商业温和派、市场原教旨主义派、自由至上主义派、外交鹰派等并驾齐驱，难分轩轾。当然，这些派系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身为党内同志，在理念上也难免相互影响与合理化，否则便易遭“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之苦。但宗教保守派（以及其他各路人马中的极端分子）能够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渐渐占到上风，并不纯粹出于偶然，而是得益于美国当代政党政治运作过程背后的两大框架结构因素。

其一是媒体监管规则的骤变，以及由此所致，不同选民阵营所处的信息与舆论环境的隔断化与极端化。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1949年起就执行所谓“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要求广播执业者抽出一定节目时间讨论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争议话题，并在播报时尽量平衡地呈现对立观点。里根上任后，于1987年废除了“公平原则”，令以特定党派选民为目标受众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将视听传媒市场瓜分殆尽。从此各个阵营都可以选择收看收听、甚至直接定制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电台电视节目，选民们不必再“被迫”接触多元的观点，更不必费心消化吸收令自己不适的意见；公共舆论场域也被相应地隔断成若干壁垒森严的区室。

其中，中西部与南部由于地广人稀，当地人开车时经常收听地方广播电台的政论节目解乏，导致像林博（rush limbaugh）、赛克斯（charlie sykes）等电台名嘴，对地方上的选民立场发挥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影响（今年初选中***在威斯康星州大败，就和他未能获得赛克斯等在当地影响力极大的电台主持人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这些州本来就亲共和党，而党派立场本就明显的政论节目为了竞争在本党选民中的收听率，往往以大放厥词、煽动阴谋论情绪为能事，因此这些电台名嘴一个比一个保守，一个比一个极端，一个比一个反智，同时也带动着当地共和党选民的保守化、极端化与反智化。在电视行业中，1996年则是废除“公平原则”所导致累积效应的分水岭。是年先后成立的专为右翼选民量身定做的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与主要诉诸左翼选民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都加剧了媒体为追求收视率而极端化、又以自身极端化反哺选民极端化的趋势。

地方极端保守电台节目的影响，在“公平原则”废除仅仅数年之后就迅速体现了出来。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在金里奇（newt gingrich）带领下，时隔四十年首次夺回参众两院；金里奇就任众议院发言人后，不惜以关闭联邦政府的焦土策略为手段，与民主党总统***进行政争，开启了当代共和党对抗主义、阻挠主义的先河。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共和党选民已经又经过了福克斯新闻台电视节目的新一轮洗礼，连“奥巴马是穆斯林”“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这样的谣言都深信不疑。

其二是互联网的发明与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对信息生态造成了新一轮的颠覆。社交网络运营商通过算法来筛选出符合不同网民偏好的内容定点推送，使得每个人越来越只能读到与自己口味相投的文章而屏蔽掉不符合自己预期的信息。这使得选民们对传统媒体关于基本事实的验证越来越油盐不进。

至于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更是将阻挠议事玩出了新的境界。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前后，共和党草根极端势力“茶党运动”崛起，视民主党为不共戴天的寇仇、视胆敢与民主党同僚合作的温和共和党人为党奸逆贼，采取毫无妥协余地的全盘对抗姿态，不但对党内建制派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也把国会山搞得乌烟瘴气，令联邦立法机构几近瘫痪；而克鲁兹本人正是趁着“茶党运动”的东风，在2012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走上了全国政坛。

当然，当代共和党的宗教保守化与阻挠主义化，并不完全是视听传媒党派化的结果；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框架结构因素，是选举制度的细节设计。选制细节上的若干失误，不仅大大促进了两党的极化，而且限定了被这一极化过程排斥在外的选民的可能出路。

共和党极化的制度原因

美国联邦与地方的立法机构选举采取的都是单选区众数制（single-member plurality），每个选区只设一个议席，由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根据迪维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与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能够为小党生存提供更多空间的选举模式相比，单选区多数制天然地更有利于形成两大党对峙的格局。不同选制模式各有利弊，从细节设计上说，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比例代表制往往需要配套实行政党门槛等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小党丛生、政治碎片化；反过来，单选区多数制则理应适当放宽对小党的限制，避免因为缺乏两大党之外的组织化挑战而导致政党体系陷入“超稳定结构”。

但是美国目前流行的选制设计却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从19世纪末各州立法对选票的印制加以规范开始，这类“选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中就出现了对小党与无党派人士生存空间极尽打压的条款，比如严苛的政党门槛、候选人联署要求等。在许多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政党门槛仅仅用于确认议会席位的分配资格，当届得票率未达门槛的政党将无法获得议席。但在美国的不少州里，一个政治组织的得票率若低于一定比例，不仅无法获得议席，而且将自动丧失法律上的“政党”地位，其名称不得出现在下届选举的选票上。比如北卡罗莱纳州一度将此门槛设为10%，并在1995年的“麦克劳林案（mclaughlin v.north carolina board of elections）”中得到联邦第四区巡回法院的认可，直接导致自由至上党（libertarian party）在该州销声匿迹。直到2006年，北卡罗莱纳州政府才修改法律，采用2%这一相对宽松的新政党门槛。

未达上届政党门槛的小党候选人以及独立参选的无党派人士，要想列名选票，就必须搜集足够数量且符合规定的选民联署。比如佛罗里达州要求独立参选总统者在大选前四个月递交11万份本州选民联署；纽约等州要求参选州内公职的独立人士收集相当于上届州长选举5%票数的签名；此外诸如联署签名必须分散在州里各个选区、只有已注册的党员或独立选民才能参加相应联署、同一个选民不能参加多份联署、单数年份收集的联署签名无效、发起联署者必须缴纳高昂的建档费用等规定比比皆是，令两大党之外有意从政的人士望而却步。

而在所有这些“选票列名法”中，后果最恶劣的当属前面介绍过的“输不起法（sore loser laws）”，而茶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便拜“输不起法”所赐。以克鲁兹为例，在2012年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中，温和派候选人副州长杜赫斯特（david dewhurst）在第一轮投票中以46%比33%领先于克鲁兹，但在第二轮中以15万票的差距输掉了初选。在德克萨斯州2600万人口中，15万共和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完全可以在大选中通过拉拢中间选民来弥补。但由于德克萨斯州实行“输不起法”，杜赫斯特无法另行参加大选，只能眼睁睁看着克鲁兹在德克萨斯这个“深红州”轻松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参议员。2010年茶党初次亮相时，就是照着这个模板，把党内建制派打得溃不成军，一举夺下了5个参议院席位和大约40个众议院席位；2012年他们故技重施，又新增了克鲁兹等4名参议员。

不但如此，就连极端派自己，也可能沦为“输不起法”之下党派内生极化性的受害者。比如众议院前任多数党领袖坎托（eric cantor），本是“茶党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当代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已趋极端。然而这位共和党年轻一代的头面人物、被广泛视为众议院发言人当然接班人的政治明星，却在2014年竞选连任时，意外地惨败于名不见经传的党内对手布拉特（dave brat），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初选中被淘汰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布拉特之所以能够胜选，关键在于把坎托与国会民主党人仅有的一两次合作宣传成其“伪茶党”的罪证，而把自己包装成比坎托更纯粹、更不妥协的“真茶党”兜售给极端派选民。受其所在弗吉尼亚州的“输不起法”所累，坎托对初选中这种“没有最极端、只有更极端”的生态无可奈何，只能黯然告别政坛，另谋生路去了。

“输不起法”不仅为参选国会与地方公职的两党政客的极化提供了制度推力，而且让既有的单维政治光谱上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产生对两党的疏离感，打开了从交叉维度吸收疏离选民的缺口。

在单选区众数制下，由于两党对峙是政治的自然平衡态，因此关注不同维度议题的选民阵营之间往往经由妥协与理念内化，结成相对牢固的选举联盟；比如第六政党体系中的共和党，就是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市场原教旨主义小政府派、自由至上主义小政府派、商业温和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单边外交派等阵营之间的结盟。基于两党选举竞争的压力与选民逃避认知失调的心理需求，这些不同的议题维度会朝着相互平行的方向“单维化坍缩（mono-dimensionalization）”，导致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一个接受“社会保守派”主张（比如反对堕胎权）的选民往往也会接受“经济保守派”主张（比如政府减少对市场的监管），而一个接受“种族自由派”主张（比如曾受压迫的少数族裔在大学录取中得到一定的优待补偿）的选民往往也会接受“外交自由派”主张（比如尊重国际法和追求多边合作），诸如此类。这也使得我们可以用单一维度的政治光谱概念，比如“左翼/右翼”“自由派/保守派”，来笼统地概括两党的意识形态立场。

但“输不起法”让某些议题上的极端派在党内初选中越来越占据主动，打破了不同阵营之间的微妙平衡，令更关注另一些议题的选民感觉日益被边缘化；当这种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单维化坍缩便无以为继。同时，由于美国各州现有的各类“选票列名法”对小政党、新政党极不友好，19世纪中期那种另行成立一个共和党以取代老迈的辉格党的辉煌案例已经无法在当代复制，对本党主流意识形态不满的“中间”选民，只能改走党内造反夺权的道路。

而当矛盾积累到这一步时，一方面，党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必定已经在原有的一维光谱上相当极端化，否则便不足以疏远足够数量敢于造反的“中间”选民；另一方面，这些在原有光谱上被疏远的“中间”选民，势必要在另一交叉维度的光谱上走得足够远、足够极端，否则便不足以制造党内成功夺权所需的大规模动员。换句话说，只有当共和党内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克鲁兹化”时，另一部分选民的“***化”才得以可能。

迄今为止，共和党受“输不起法”内生极化性的影响，要远甚于民主党。两党的这一差异存在多重原因，既有运动型保守主义与基督教右翼政治作为曾经的“边缘群体（fringe groups）”对六七十年代社会剧变的强烈反动效应以及前面提到的地方极端保守电台与福克斯新闻台推波助澜的作用，又涉及民主党方面特殊的历史流变、问题意识与党务应对。由于民主党的极化程度较低，因此原有维度上沿着左翼极化的“桑德斯现象”远比沿着右翼极化的“克鲁兹现象”来得温和，既不足以令党内产生对位于“***现象”的单维化坍缩失效，也不足以挑战以***为代表的党内建制派的势力。

然而在共和党一边，情况便完全不同了。本来“输不起法”主要针对国会与地方公职选举，对总统选举并无直接影响；但随着极化效应的累积，到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终于出现了***与克鲁兹瓜分天下，党内建制派、温和派人物望风披靡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