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自南北战争前后，便形成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双雄对峙的政治格局，迄今未能动摇。然而问起作为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究竟是在哪一年成立的，恐怕没几个人能回答得上来。事实上，民主党早期党史的混乱，正是美国建国之初政党政治独特生态的体现。通过追溯民主党从奠基至定名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管窥这种政治生态的形成及演变。
政党政治的诞生
研究者们一般将美国政治史按照“政党体系（party system）”的演变划分为若干阶段，其中从建国后不久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被视为“第一政党体系（first party system）”时期。
建国时的政治精英，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深受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组织化的政党满怀鄙夷，认为“政党”不过是“朋党”的代名词，政党政治即是党同伐异，只会腐蚀和毁灭新生的共和国。因此，在华盛顿首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坛上并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党派。
但政见分歧是政治的必然，掩耳盗铃并不能抹杀对党派归属的需求。很快，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副总统亚当斯为首的“亲行政派（pro-administration men）”，和以国务卿杰弗逊为首的“反行政派（anti-administration men）”，就在各种问题上斗得不可开交。前者希望扩张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国家银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扶持工商业发展，并在外交上与英国和解，疏远正被大革命热潮席卷的法国。后者则在外交上亲法仇英，内政上主张州权高于联邦权，向往有限政府与农业立国，崇尚公民美德，并且以自耕农为美德的化身，城市、工商业、金融业为腐败之渊薮。前者以工商业蓬勃发展的东北部地区为根据地，而后者的势力则牢牢把持着南方各州。
到18世纪90年代初，汉密尔顿一方逐渐改以“联邦派（federalists）”或“联邦党（federal party）”为名号，而杰弗逊一方则多自称为“共和派（republicans）”“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或“共和利益体（republican interest）”。不过，为了避免与当今两大党之一的共和党（建立于1854～1856年间）相混淆，后人多将第一政党体系时期的共和派称为“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s）”“杰弗逊共和党（jeffersonian republicans）”或“杰弗逊民主党（jeffersonian democrats）”。之所以冠以“民主”二字，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其与未来的民主党的渊源，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据可循。
原来，“民主派（democrats）”最初其实是汉密尔顿一方给杰弗逊一方扣的帽子。毕竟联邦党人同样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熏陶，自然不能容忍对手独占“共和”名号；加上后者时常贬斥前者为“君主党（monarchists）”、暗示其鼓吹扩张联邦权与行政权是为了恢复王权，因此，作为反击，前者便攻击后者热衷于法国大革命、试图效仿其“暴民统治（mob rule）”——在18世纪末，“民主（democracy）”一词仍旧被大多数人用作贬义，当成“暴民统治”的同义词；于是联邦党人除了管杰弗逊派叫“反联邦派（anti-federalists）”“雅各宾分子（jacobins）”“破坏组织者（disorganizers）”“反英党（anti-british party）”之外，也用“民主派”作为对后者的蔑称。
联邦党人的这番攻击并未起到什么效果。事实上，民主理念早已植根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之中，“民主”这个词本身的脱敏不过是迟早的事。很快，杰弗逊一方开始零星地自称“民主共和党”或“民主党”。其中尤以临时首都费城周边的共和党人对此头衔接纳得最为坦然，早早便将本地党部正式改名为“民主共和党”；不过在其他地方，杰弗逊派在正式场合基本仍以“共和党”为号。
联邦党的覆灭与第一政党体系的瓦解
在同杰弗逊共和党的斗争中，联邦党一开始占据上风，1796年总统与国会选举双双获胜。但联邦党上台后，急于将对手赶尽杀绝，趁着美法交恶、展开“准战争（quasi-war）”的时机，炮制了《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借此惩治反对派“中伤”政府官员的言论；被逼到绝路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开发出诸多全新的政党工具，比如国会党团会议、地方党组织、党报党刊、竞选活动等，以对抗掌权的联邦党。
注：其时联邦党已在费城失势，当地共和党一党独大后分裂为几派，均自称“民主共和党”；其中发放该传单的一派又先后被称为“日升党（rising sun party，“日升”是费城当时的一个小酒馆）”“第三派家伙（tertium quids，或简称quids即‘家伙’）”“宪政共和党（constitutional republicans）”等。
1800年大选，杰弗逊击败亚当斯，实现了和平的政党轮替。四年后，联邦党事实上的领袖汉密尔顿在决斗中身亡，联邦党群龙无首，从此无力回天。杰弗逊共和党连续20多年把持国家立法与行政大权；联邦党在各州的地盘也不断遭到蚕食，影响力逐渐收缩到新英格兰一隅。
当英美之间的“一八一二年战争（war of 1812）”进入第三个年头后，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因为担心英国封锁港口，对新英格兰商业造成致命打击，于1814年底召开了哈特福德会议（hartford convention），决定以“要么停战、要么分裂”来要挟联邦政府，同时私下派出使者与英国媾和。然而会议刚落幕没多久，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就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奇袭英军，令美国意外地获得了整场战争的胜利。举国上下欢庆之余，联邦党人则被视为叛徒，人人喊打，愈发一蹶不振。
到1820年大选时，联邦党已经沦落到了死活找不着人出面代表本党参选总统的地步，只好勉强推出副总统候选人，却在总统候选人一栏留白。于是乎，尽管马萨诸塞州的“选举人”仍然全都是联邦党员，他们在把手头的副总统票投给本党候选人的同时，也不得不无奈地把总统票投给死对头共和党的时任总统门罗，令其几乎以全票连任。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共和党缺少了联邦党这个对手，党内派系斗争便成为头等大事，党组织趋于瘫痪瓦解。本来在第一政党体系前期，两党一直通过国内各自的党团会议来推举总统候选人，人称“国王党团（king caucus）”。但随着联邦党的衰亡，共和党内各派也渐渐不再碰头开会。到了1824年大选时，共和党的“国王党团”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国会议员出席，其提名的候选人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遭到其他派系的一致抵制。小亚当斯、杰克逊、克莱（henry clay）以及中途退选的卡尔霍恩（john calhoun）纷纷代表各派出马，竞逐总统大位。杰弗逊首创的共和党就此四分五裂。
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与第二政党体系的成型
由于1824年大选中，几位候选人的选举人票都没能过半，因此需由国会众议院从中推选总统。身为众议长的克莱决定支持小亚当斯，使其最终当选，而小亚当斯就任总统后当即延揽克莱入阁，任命其为国务卿。这令在普选与选举人团中均得票最高的杰克逊大为光火，认定两人暗箱操作、私相授受，誓言带领民众卷土重来，清扫政坛的腐败。
其实克莱支持小亚当斯，主要还是因为政见上的契合。两人在经济问题上均受汉密尔顿影响，主张工商业立国，认为政府有责任加强市场监管，以及推动铁路、公路、运河、市政设施等的建设；同时，克莱也对杰克逊指挥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杀英军战俘与印第安部落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这样的野蛮人绝对没有资格成为一国元首。与此相反，杰克逊则代表了当时民间反对国家银行与联邦基建、主张经济上的去监管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以及鼓吹白人殖民者肩负开化北美大陆之“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应当大举西进拓荒并对沿途遭遇的印第安部落采取强硬姿态驱逐或清洗等思潮。于是经过一番整合之后，政坛上又围绕着立场差异，形成了“亚当斯派（adams men）”与“杰克逊派（jackson men或jacksonians）”对峙的格局。
与此同时，这个时代更大的变动正在悄然到来。19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争取普选权（或者严格地说，成年白人男性普选权）的运动节节胜利，各州先后取消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令选民人口成规模地增加——1828年总统选举的投票人数几乎达到1824年的三倍。除此之外，人民主权理论的深入人心也导致了总统大选中“选举人”产生方式的变化。刚建国时，大多数州是由州议会来推举本州的选举人，因此政党并无动员选民参与总统大选的必要。到1824年时，全国尚有四分之一数量的州是通过这种办法来决定选举人；然而到了1828年时，除了特拉华与南卡罗莱纳两个州外，其他各州均已改由民选方式产生选举人。
投票权范围的扩大与选举人产生方式的变化，对旧有的政党形态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政党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只是政坛精英间松散的攻守同盟，而必须组织化、纪律化、基层化、大众化，以动员选民、密集催票为宗旨，打造成高效运转的“政党机器（party machine）”。而此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令全国性政党机器的产生得以可能。建国初期，受交通、信息等条件的局限，联邦政府根本无力对广袤的国土施以实质性的管辖，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分量远小于各级地方政府，民众对总统及国会选举的热情也远低于州内公职选举；但到了19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对日常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辨，联邦选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节节高涨，成为地方利益集团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当时的政治人物中，杰克逊派的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信号。在他的统筹下，杰克逊派深耕各州基层，发展出了诸如“阿尔巴尼摄政团（albany regency）”等长期操纵地方政局的政党机器。1826年中期选举与1828年大选，杰克逊派均大获全胜，并在此后的第二政党体系（second party system）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小亚当斯丢掉总统宝座后，克莱扛起了“反杰克逊派（anti-jacksonians）”的大旗，并一度将其改组为“国家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s）”，从而把杰弗逊共和党的衣钵拱手让给了杰克逊派。
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还催生了一种新的总统提名模式：全国代表大会。“国王党团”的老皇历1824年时就不管用了，到了1828年大选，亚当斯派与杰克逊派便已分别在各州举行代表大会，为本方首脑参选造势。但美国第一个举行全国性的提名大会的政党，却是在共和党两派之外异军突起的“反共济会党（anti-masonic party）”。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第三党派，反共济会党本身就是大众民主时代的产物。普通民众在第一政党体系期间缺乏参与全国政治的渠道，使其对首都政界缺乏信任，对政治精英的反感与抵触情绪不断积累。同时，建国一代的政治精英们多受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以理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自居，对宗教迷信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在1797年《的黎波里条约》中明确声称美国绝非以基督教立国；这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普通民众受“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运动影响而复兴的宗教狂热形成了鲜明对比。选举权范围扩大后，民间早已暗流涌动的民粹主义思潮，便借着宗教阴谋论的渠道迅速喷发，汇聚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共济会运动，矛头直指身为共济会会员的杰克逊、克莱等政坛大佬。
反共济会党成立不到两年，就已经成为了纽约州最大的反对党，并在佛蒙特州的州长选举中获胜。1831年9月，反共济会党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克莱领导的“国家共和党”与杰克逊麾下的正牌“共和党”不甘落后，分别于同年12月与翌年5月，在同一地点召开了各自的全代会。从此以后，在四年一届的全代会上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便成了美国各大政党的传统。
反杰克逊派的整合
反共济会党虽然来势凶猛，却缺乏明确区别于两大党的政治纲领。真正影响美国未来数十年政治的，是以同一时期“无效党（nullifier party）”成立为信号的、南北方矛盾极端化的趋势。
小亚当斯在竞选连任期间，签署了《1828年关税法案》，对从英国进口的廉价工业品课以重税，以保护美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北方工业州对此喜闻乐见，但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南方蓄奴州则担心自身对英国的棉花出口受到牵连。以卡尔霍恩为首的南方政客在大选中投向强调州权的杰克逊阵营，指望后者上任后废除联邦高关税。不想杰克逊登上联邦元首大位后便改弦更张，对州权不再像以往那般热心，最后竟签署了小亚当斯（他在卸任总统后又当选了国会众议员）所起草的《1832年关税法案》，引发“无效化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卡尔霍恩带头鼓吹“州权至上”，认为任何联邦法规未经各州议会批准即为无效，各州有权拒绝执行任何联邦法规。他因此与杰克逊决裂，辞去了副总统职位。
作为联邦制的内在张力，州权与联邦权之争，自美国建国时便已存在。其实很多时候，政治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自己身处的地位密切相关：比如杰弗逊与杰克逊都曾主张州权高于联邦权，但在担任总统后都转向了更为务实的路线、极力维护联邦政府的必要权威；相反，本以鼓吹联邦权著称的联邦党，在丢失全国话语权、龟缩一隅之后，同样会在“1812年战争”中为了维护新英格兰地区利益，而宣称各州有权独立。但“无效化危机”是州权之争的转折点。州权至上理论从此直接与南方奴隶主利益挂钩，成为奴隶制（以及后来的种族隔离）的遮羞布、维护“老南方（old south）”生活方式不受联邦干预的挡箭牌。
这当然与奴隶制问题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无可回避有关。早在制宪时，反对奴隶制与维护奴隶制的代表就为此争论不休，最终妥协而成的宪法表面上只字不提奴隶制，其实处处笼罩着奴隶制的阴影（比如关于如何统计人口的“五分之三条款”）。反奴隶制者希望随着工业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奴隶制会自然而然地消亡。不料世纪之交轧棉机的发明，令种植园经济得以大规模发展，奴隶制眼看运隆祚永。同时，西进运动开拓的领土不断作为新的州加入美国，势必冲击自由州与蓄奴州在联邦层面脆弱的权力平衡。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missouri compromise）”虽然暂时缓解了这种冲击，却在南北双方都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南方的认为国会胆敢对奴隶制问题立法是擅权僭越，北方的则认为国会批准奴隶制向西部蔓延实属不义。定时炸弹的倒计时声已经嘀嗒响起，只是没人知道究竟何时爆炸。
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州权之争、奴隶制之争，都还没有令南北双方完全决裂。当时政坛的首要矛盾，是杰克逊一手把持的共和党与各路反杰克逊人马之间的矛盾。杰克逊开启了美国公务员任命上的“恩庇制（patronage system）”或者说“分赃制（spoils system）”时代，只有党附当权者才能成为联邦雇员。此外，杰克逊在“银行战争（bank war）”中否决了国会对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延长授权，令其最终丧失央行地位，也被反对者视为擅用总统权力、独断专行的罪证。
但反对派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也妨碍了他们的联合。比如1830年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虽遭克莱等人口诛笔伐，却在南方各州大受欢迎；而克莱提出的“美利坚体系（american system）”的政治纲领（通过关税保护等方式扶助美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建立永久性的中央银行以调控金融和鼓励商业、加大联邦政府对地方上公共设施建设的补贴）更不可能得到无效党人的认同；至于克莱建立的“国家共和党”，光“国家（national）”一词就足以让南方州权派跳脚了。
1832年总统大选，克莱以国家共和党党魁身份出战，大败而回。痛定思痛后，他决定以扳倒杰克逊派为急务，为此不惜一方面暂时放下对联邦权的执著，去拉拢无效党，另一方面忍住对民粹主义与宗教阴谋论的厌恶，去拉拢反共济会党。最终，一个鱼龙混杂、内部矛盾重重的“辉格党（whig party）”在1834年建立，成为此后20年间对抗民主党的主力。当然，矛盾的消化需要时间。1836年大选，辉格党中竟然无人能够获得全党公认，只得同时提名四位候选人，各领数州分头作战，指望靠这种方式让民主党候选人的选举人票不过半，把战火烧进众议院。直到1840年，拜经济危机所赐，辉格党才将执政的民主党拉下马，实现了自杰弗逊战胜亚当斯、杰克逊击败小亚当斯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政党轮替。
民主党的定名
辉格党建立时，民主党尚不叫“民主党”。尽管后人常将杰克逊任总统期间他的跟随者称为“杰克逊民主党（jacksonian democrats）”，但杰克逊派1832年的首届全国代表大会，是以“合众国诸州共和党代表大会”的名义召开的；1835年第二届全代会没有通过正式决议，只由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告合众国民主共和党人书》；直到1840年第三届全代会，“合众国民主党”之名才被采纳在会议记录的标题中。
至于地方上的杰克逊派，步调就更不一致了。宾夕法尼亚的杰弗逊共和党早在世纪之交就已改名为“民主共和党”，1828年大选前又改称“民主党”，因此在克莱将反杰克逊派改组为国家共和党之前，宾州的反杰克逊派与杰克逊派一样自居“民主党”正统。除宾州以外，其他各州的杰克逊党人在接下来几年里，大多继续以“共和党”或更直白的“杰克逊派”为号，比如马里兰州党部就自称“杰克逊中央委员会（jackson central committee）”。1836年各州杰克逊派召开代表大会时，有叫“民主党州代会”的（比如俄亥俄州），有叫“共和党州代会”的（比如弗吉尼亚州），也有叫“民主共和党州代会”的（比如印第安纳州）；就连早已改名“民主党”的宾州党部，其下属青年团体同年召开的却是“宾州民主共和党青年大会”。到了1840年第三届全代会时，虽然大部分州党部都已改名“民主党”，但仍有佐治亚、阿拉巴马等州沿用“民主共和党”之称；最有趣的是，承办本届“全国民主党大会”的东道主，却偏偏叫做“巴尔的摩市共和党中央委员会”。
杰克逊民主党早期党名的混乱，与其政党组织的发展策略密切相关。尽管在名义上继承了杰弗逊共和党的衣钵，但经过第一政党体系末期的荒废后，后者的基层组织早已荡然无存，杰克逊派相当于要将一堆废铁回收利用，重新打造出一部高产能的机器。从亚当斯派到克莱的国家共和党，都仍然囿于第一政党体系时期精英同盟的经验，将主要精力花在政坛大佬的合纵连横上，再以其为基础自上而下逐层发展党组织；与此相反，范布伦早早就意识到了大众民主时代来临造成的挑战，有针对性地为杰克逊派设计了自下而上的、更加“民主”的组织与动员机制。
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政党建立初期，各地党部在名目字号上因地制宜、五花八门，对吸引地方选民而言并无伤大雅；真正重要的，是推出一个具有广泛知名度与认可度的、能令全国大众为之倾倒的魅力型政治人物。因此尽管1835年全代会的主题是提名副总统范布伦参加翌年大选、成为杰克逊的政治接班人，但会后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告合众国民主共和党人书》中，只对范布伦一笔带过，却有十五次提到杰克逊、十次提到杰弗逊、七次提到麦迪逊。提杰弗逊与麦迪逊自然是为了祖述尧舜、独占杰弗逊共和党的法统；对杰克逊大书特书，则是要弥补范布伦在人格魅力上的不足，让选民们放心：你们的战争英雄、人民保护神、伟大舵手杰克逊将军虽然退居二线，但是退而不休，全党还是以他为核心、紧密团结在他周围的。
就这样，奠基于杰弗逊之手、重建于杰克逊时期、定名于范布伦任上的民主党，从此占据了美国政治的半壁江山，也迈向了它此后所有的光荣与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