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的霉运
说辉格党是美国历史上最倒霉的政党，大概并不为过。在其20年的短暂存在中，辉格党一共诞生过两位总统，偏偏都先后死于任上，将大位留给了无力化解国内及党内矛盾的副手；他们的党魁克莱一生数次逐鹿大选，却都功败垂成，始终得不到全面贯彻其政治理念的机会。最终，辉格党在内外交困下解体，将政治舞台腾给了更年轻、更激进的力量。
1840年选举是辉格党的天赐良机。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杰克逊在“银行战争”中的胜利，令美国金融体系不再受到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保护，地方政府开始滥发公债，而在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夺得的新领土上，各路山寨银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发行起自家五花八门的纸币。杰克逊临卸任前，又绕开国会，以行政令方式颁布“硬币通告（specie circular）”，规定公共土地只能用金银硬币购买，导致通货突然紧缩，金融泡沫应声破裂。“1837年大恐慌”随即爆发，经济危机前后持续了大约7年。辉格党抓住机会，轻松拿下了白宫和国会。
不料老迈的辉格党总统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上任未及满月，就一命呜呼，让副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捡了便宜。泰勒尽管也算辉格党的“创党元老”，立场却与信奉克莱“美利坚体系”政纲的党内主流南辕北辙，纯粹是后者为了争夺南方选票、抗衡杰克逊派而拉拢进来的州权至上论者。泰勒继任后，与本党同志处处作对，动辄否决国会提案，反倒和民主党内分量越来越重的州权派眉来眼去打得火热。辉格党人名义上掌握着立法与行政两大机构，实际上几乎什么事都做不成，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将泰勒开除出党。
到了1844年大选，辉格党万众一心，迎回精神领袖克莱出战大选，自信必能再败民主党，实至名归地重夺白宫。然而选举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笑到最后的竟是民主党一方名不见经传、刚刚输掉一场州长竞选的黑马波尔克（james polk）。
原来，泰勒被开除出党后，连任之心不死，企图通过兼并德克萨斯来争取支持。尽管他最终仍被两党弃如敝屣，但德州问题却被炒了起来，成为大选的焦点。德克萨斯实行奴隶制，1836年正是为了捍卫奴隶制，而从已经宣布废奴的墨西哥武装分裂；但“德克萨斯共和国”独立后经济长期陷于困境，奴隶主间谣言不断，说英国人正在秘密介入调停，通过让德克萨斯放弃奴隶制，而换取墨西哥对其独立的承认。泰勒“抢在英国人之前”动手，于1844年年初和德克萨斯草签了条约，允许其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但该条约随即在参议院中被占多数的辉格党否决。
这样一来，凡有意总统大位者，就不得不对兼并德州问题（当然，对拥护奴隶制的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一一做出表态：是扩张领土重要，还是防止奴隶制进一步扩散重要？波尔克正是因为坚定支持领土扩张，而在党内提名战中获得太上皇杰克逊力挺、击败了反对蓄奴的前任总统范布伦；在大选中，他又与反扩张主义者克莱针锋相对，夺下了绝大多数蓄奴州。
即便如此，克莱距白宫仍然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拿下纽约州，他就能在选举人票上反败为胜。不幸的是，克莱虽然不愿看到奴隶制扩散，却并不是一个主张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立法尽早将奴隶制斩草除根的“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而是寄希望于各蓄奴州、各奴隶主（像他自己一样）靠着良心发现，自行解放奴隶。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引起了北方自由州一些选民的不满，纷纷将票投给了在废奴问题上更为激进的“自由党（liberty party）”候选人詹姆斯·比尔尼（james birney）。最终，在纽约州的48万多张普选票中，比尔尼拿到了将近16000张，而克莱只小输波尔克5000张左右。换句话说，假如没有比尔尼的“搅局”，克莱便能一圆他的总统梦了。类似的情形后来在2000年也上演过：要不是被绿党（green party）候选人纳德尔（ralph nader）在佛罗里达州分走了98000多张普选票，戈尔早就拿下了大选，根本不会发生后来从点票（暂停验票时戈尔与小布什在佛州只相差区区537张普选票）到高院判决的一系列争议。
本土主义的浪潮
辉格党的失败固然有运气的成分，却也脱不开自身缺陷的作用。上承国家共和党一脉的辉格党主流，自身力量不敌强大的民主党机器，只有联合南方州权派方能与之抗衡；而为了避免得罪后者，就只好在废奴问题上打马虎眼，引起部分北方选民的不满。党内同僚与泰勒的龃龉，克莱的惜败于黑马之手，都反映出辉格党这一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
除此之外，克莱的败选还受到一个新的因素影响，就是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以“本土主义（nativism）”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反移民运动。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爱尔兰、德意志等地区的居民为了逃避饥荒、内战、失业，持续而大规模地移民到美国；1820年美国全国人口只有900多万，而从1820到1870年间的总移民人口就超过了700万。移民潮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西进拓荒、工业化与城市的繁荣，但也造成了盎格鲁萨克逊裔“正宗”美国人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清教徒反感欧陆移民对烈酒的热衷，阴谋论信徒怀疑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是罗马教廷派来的第五纵队，城市劳工阶层担心新来者抢走工作机会，对党派政治不满者则指控移民社群的抱团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作为移民登陆的第一站，纽约市自然地成为了反移民运动的大本营。早在1835年，纽约就出现了以反移民为宗旨的“本土美国人民主联盟（native american democratic association）”。与此同时，民主党的纽约政党机器“坦幕尼社（tammany society）”则通过对移民社区的不断渗透和动员，在同党内亲本土劳工的派系“火柴党（loco-focos）”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也为此后民主党将天主教移民纳入基本盘奠定了基础。
纽约的辉格党一开始对反移民运动并不感冒，州长苏厄德（william seward）甚至力主推动教育平权改革，包括删除教材中对天主教赤裸裸的歧视、修建移民社区学校等，以便天主教移民子女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但这个提案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直接导致1843年本土主义政党“美利坚共和党（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在纽约成立，并在地方选举中抢走辉格党大量选票。“美利坚共和党”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先后改名“本土美国人党（native american party）”与“美利坚党（american party）”，不过更经常因为其组织的半秘密性质（成员在外人问起党内情况时往往假装一无所知）而被称为“无知党（know-nothings）”。接下来的十年里，这股力量不断在政坛上兴风作浪，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与辉格党、自由党、自由土壤党（free soil party）等陆续并入新成立的共和党。苏厄德本人则被本土主义者忌恨多年，在竞争共和党1860年大选提名时因此输给了菜鸟林肯，只能屈尊担任后者的国务卿。
苏厄德教育改革遭遇的抵触引起了辉格党内的注意。为了对抗已经在移民社区中抢占先机的民主党，也为了避免被“无知党”们分流选票，许多辉格党人纷纷向本土主义者示好，愈发导致移民群体的反感。克莱在大选中的失败，一部分也要归咎于辉格党（以及他自己）在移民问题上的暧昧：既缺乏斥责本土主义的勇气，令移民们离心离德，又没有“强硬”到让本土主义分子满意的地步，无法利用反移民的狂热气氛进行动员。
无知党运动是继反共济会运动之后，美国的第二波民粹主义政治浪潮。虽然作为政党组织的无知党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便已衰落，但本土主义的种子已经埋下，从此在美国政治中阴魂不散。每当社会经济条件变迁时，本土主义便借尸还魂，把晚近融入的族群作为“高贵的本土白人”诸事不顺的替罪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19世纪中后期的排华骚乱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波兰裔、意大利裔移民，一直到近年来共和党保守派反拉美裔移民，概莫能外。
奴隶制的死结与共和党的创建
无知党运动虽然勃乎一时，但风头仍然未能盖过围绕奴隶制问题愈演愈烈的冲突。兼并德州使得美国继承了德克萨斯与墨西哥的领土争端，美墨战争（1846～1847）爆发，战败的墨西哥将大片领土割让给了美国。德克萨斯宣称对其中一部分领土拥有管辖权。问题是墨西哥早已全境废奴，这片领土上的居民并不愿被划入德克萨斯这个蓄奴州；而且德克萨斯主张的管辖范围也越过了1820年“密苏里妥协”所划定的新自由州和新蓄奴州的南北分界线。但南方各州站在德克萨斯一边，与北方针锋相对互不退让，眼看要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由于波尔克早早宣布放弃连任，民主党和辉格党为了拿下白宫，竞相笼络人气极高的美墨战争指挥官扎卡里·泰勒（zachery taylor）代表己方参选。最终辉格党赢得了泰勒的欢心，但这位国民英雄对政治既没兴趣也不了解更缺乏手腕，上任后面对危机浑浑噩噩，已经老病缠身的克莱只好挣扎出面主持大局。第二年泰勒暴病身亡，继位的副总统菲尔默（millard fillmore）是克莱的追随者，帮助其暂时弹压住辉格党内的激进废奴派，与北方的温和派民主党合力促成了“1850年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50）”，内容包括：德州放弃对争议领土的主张，作为交换条件，联邦政府替德州偿还其公债；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其他领土则各自公投决定奴隶制存废，不采纳在新领土上一刀切废奴的“威尔莫特条款（wilmot proviso）”；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内禁止奴隶贸易，但仍允许蓄奴；以及制定更严格的逃奴法案。
妥协案虽然令一触即发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但其中包含的《1850年逃奴法案》部分，却使得矛盾的性质在未来大大升级。此前，联邦宪法中的“逃奴条款”与1793年的旧“逃奴法案”，都没有明确要求自由州主动配合抓捕或遣送逃奴，因此在执行方面形同虚设。比如宾夕法尼亚甚至规定，任何黑人只要在宾州连续居停半年以上，就自动获得自由人身份——为此，当建国之初首都还设在费城时，赴京履职的南方奴隶主们（包括华盛顿在内）每隔不到半年就得把带来的奴隶遣送回家一次，大感头疼，所以才要想方设法另寻空地营建新都城。1826年宾州又制定了新的法律，禁止任何人到宾州抓捕逃奴。最高法院虽然在1842年的普利格案（prigg v.pennsylvania）中判宾州的法律违宪，却仍然并不认为各自由州有协助抓捕逃奴的义务。此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废奴主义者加入了帮助黑奴逃亡的队伍，令奴隶主们大为震怒，誓言不让北方佬在逃奴问题上乖乖听命绝不罢休。
1850年的逃奴法案完全满足了奴隶主的要求，不仅规定各州官员与居民都有义务配合抓捕并遣送任何被怀疑是逃奴的黑人，而且在逃奴的认定标准上也极其宽松，只需要奴隶主宣誓指控即可，不必出示任何证据，被指控的黑人也不允许在陪审团面前自证清白。换句话说，几乎任何居住在自由州的黑人，都随时可能被当成逃奴抓捕遣送到蓄奴州。除此之外，该法案还将对所有向逃奴提供食宿的人施以6个月的监禁和1000美元的罚款。总之，这个法案要让全美国所有人都成为奴隶制的共犯。
逃奴法案引发了自由州民众的强烈抗议，也加剧了辉格党的内讧。为妥协案耗尽心力的克莱于1852年去世后，辉格党失去主心骨，很快四分五裂，名存实亡。民主党趁机在1854年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卡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规定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卡两地将在建州时由公投决定是否蓄奴，相当于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按其分界线两地本来都该建为自由州）。全国各地的蓄奴派与废奴派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公投中取胜，纷纷赶往两地“定居”，相互火并，死伤惨重。
在此背景下，北方各州反对逃奴法案与内布拉斯卡法案者，包括多数辉格党、自由党、自由土壤党以及一部分民主党，纷纷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以反奴隶制为核心诉求的新政党。和之前大大小小的许多党派一样，他们也决定采纳“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作为自己的名称。
不过这个新生政党究竟最早成立于何时何地、命名权归谁，至今仍是一桩公案。著名记者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此前数年就呼吁废奴主义者采用“共和党”这个有着光荣而悠久传统的称号，引起了广泛反响，但并未亲自付诸实施；艾尔凡·博维（alvan earle bovay）宣称全国最早的共和党部是1854年3月20日在威斯康星州小镇里彭（ripon）由他召集的镇民集会上成立的，此后各州才纷纷效尤；而埃德温·霍尔布特（edwin hurlbut）则说里彭镇的集会并不涉及组党，威斯康星共和党是在当年7月13日的州府群众大会中正式成立并由他提议命名的。威斯康星人当然愿意采信博维的说法，因为如果霍尔布特所言为真，他们就落在了缅因州共和党（6月7日提议成立）和密歇根州共和党（7月6日提议成立）的后头。
顺便一说，博维和霍尔布特后来都当选过威斯康星的州议员。霍尔布特在1872年大选中反对腐败传闻缠身的格兰特连任，支持从共和党分裂、成立“自由共和党（liberal republican party）”的格里利参选总统；格里利败选后，霍尔布特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徘徊多年，直至去世。博维同样在内战结束后脱离了共和党，但他的理由是：共和党本以废奴为使命，使命既然达成就该尽快解散，把人力物力资源转手给肩负新使命的新组织——也就是他加入的“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
1856年2月22日，各州共和党领导在匹兹堡碰头，决定合并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组织，成立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居中协调。同年6月17日，独立战争中“邦克山战役（battle of bunker hill）”的周年纪念日，共和党在费城召开了首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弗莱蒙（john frémont）参选总统，拉开了第三政党体系的帷幕。
南方重建的失败
从1857年最高法院对斯科特案（dred scott v.sandford）的判决，到1859年武装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暴动失败后被弗吉尼亚州绞刑处死，种种事件都令各方在奴隶制问题上越来越水火不容，再无妥协的余地，战争一触即发。民主党内部的北方派与南方派也发生了分裂，北方派满足于内布拉斯卡法案的地方公投自决原则，南方派则希望更进一步，将奴隶制强行推广到西部各州。1860年大选中，民主党两派各自提名总统候选人，令共和党渔翁得利，问鼎白宫。然而林肯尚未正式就职，南方数州便已宣布独立，后来又抢先出兵袭击联邦军事据点，挑起了内战。
内战的胜利令联邦政府得以开展“南方重建（reconstruction）”。林肯抓住战后南方叛乱各州尚未正式回归联邦的转瞬即逝的时机，推动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式废除了奴隶制。但他不久就被刺杀，接任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是林肯连任时为了象征团结而邀为副手的反分裂派南方民主党，对保障黑人的权利并不热衷，只想着早日让南方各州重回联邦。在其睁一眼闭一眼下，南方各州对废奴阳奉阴违，先后在1865～1866年间出台各类“黑人法典（black codes）”，包括限制黑人的财产权与经营权、限制黑人的工种、拘捕失业黑人、禁止黑人出庭指控白人、在同等罪名下加重对黑人的量刑等，变相维持着奴隶制。作为应对，国会共和党人先后通过了《1866年民权法案》和宪法第十四、十五修正案，旨在保障黑人的公民权与投票权，同时从1867年开始将南方各州接收军管、重组政府，黑人与亲共和党的白人暂时获得了地方上的权力。
约翰逊屡次否决国会的重建法案，令共和党人怒火中烧。1868年国会发动弹劾，但约翰逊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侥幸逃出生天。这次弹劾失败暴露了共和党内部的矛盾：除某些共和党参议员可能收了约翰逊的贿赂外，其他反对弹劾的都自命党内“温和派”和“保守派”，宁可让约翰逊留任，也不愿看到参议院临时议长本杰明·韦德（benjamin wade）继承总统职位——因为韦德作为“激进派”共和党中最激进的一员，居然胆敢主张通过财富再分配让黑人获得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还支持妇女投票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激进派支持的格兰特将军当选总统后，重建工作在某些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比如《1871年三k党执行法案》有效地打击了这个恐怖组织，直接导致第一次三k党运动（1866～1871）的终结。但在其他更多方面，由于共和党内的矛盾，南方重建的成果逐渐遭到侵蚀。比如重建初期对落实黑人权利、改善黑人处境起到重要作用的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由于得不到国会拨款而无法正常工作，最终在1872年被关闭。再比如三k党被取缔后，各地又冒出“白人联盟（white league）”“红衫军（red shirts）”等暴力组织，在南方民主党的掩护与保守派共和党的绥靖下，继续恐吓、袭击黑人和支持重建的白人，令其不敢参加选举投票。
与此同时，共和党激进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格兰特政府腐败传闻不断，令一些激进派感到失望。参议院的激进派领袖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又因反对兼并多米尼加共和国，而在1870年与格兰特公开决裂：格兰特希望兼并多米尼加能让南方各州饱受迫害的黑人有个去处，而萨姆纳则担心这是美国向加勒比海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前奏。1872年，萨姆纳等少数激进派与反格兰特的共和党温和派一同成立“自由共和党”，在民主党支持下提名格里利竞选总统。
不过格里利对格兰特的这次挑战仍以大败告终。共和党在联邦层面的主宰地位，在时人眼中愈发显得坚不可摧。1873～1874年间，媒体陆续开始把这个年轻的政党称为“英勇的老党（gallant old party）”或者“大老党（grand old party）”，以赞美其对国家统一的捍卫、感慨其在重建时代当之无愧的老大地位。时至如今，“大老党”及其缩写“gop”已经成了共和党的半官方别称。
讽刺的是，媒体上“大老党”的话音未落，共和党对联邦权力的垄断就被打破了。其实自1868～1870年间南方各州陆续回归联邦后，由于共和党选民在频繁的恐吓与袭击下投票率不断降低，民主党已经逐步夺回了地方上的权力。到1874年国会选举时，他们更借着上一年经济危机对格兰特声望的打击，一举夺下了众议院。对共和党更不利的是，国会众议院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而奴隶制废除后，南方黑人人口不再按宪法中的“五分之三条款”折算，导致南方各州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大大增加；如果黑人不能投票，等于白白便宜了南方白人——正因如此，在此后20年间，民主党绝大多数时候都在众议院保持着多数。
紧接着便是1876年总统大选。由于南方各州回到了民主党的怀抱，因此两党的选举人票总数极其接近，并且许多州的归属都因投票舞弊现象严重而难以裁断。经过一番争执，两党达成妥协：由共和党的海斯（rutherford hayes）当选总统，但其上任后必须立即将联邦军队撤出南方。重建事业就此半途而废。南方民主党迫不及待地推出各类“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推行种族隔离，并用法律上的文字游戏绕开第十五修正案，变相剥夺黑人的投票权，令后者在政治舞台上再度销声匿迹。
随着共和党激进派的没落与南方重建的失败，全国上下心照不宣，对南方各州换汤不换药的种族压迫三缄其口。同时，“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到来，也让社会政治斗争迅速转移了焦点。政客腐败、派系分肥、竞选舞弊、公务员改革、参议院直选、工运、垄断、银本位、禁酒、排华、妇女投票权……各种新议题在短时间内一齐涌现，造成了第三政党体系最后二十年喧嚣而混乱的局面，也预示着世纪之交进步主义运动的到来。
【1】注：1837年的漫画，将杰克逊比作《圣经》中的假先知巴兰，不听其所骑的会说话的驴子（民主党）之劝，一意孤行颁布实施“硬币通告”，导致许多人倾家荡产，前来索命；杰克逊身后的范布伦则对其亦步亦趋，毫无主见。
【2】著名讽刺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1877年的作品，伤痕累累的大象（共和党）坐在老虎（民主党）坟前感慨。纳斯特常用老虎来指代民主党中实力最强、腐败丑闻最多的政党机器——纽约的“坦慕尼社”，偶尔也推而广之指代整个民主党；不过1876年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尔登（samuel tilden）虽然同样来自纽约，却是“坦慕尼社”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