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鋆、余嘉华、诹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