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人口近30万人。她历史悠久，属中国古时氐羌人的后裔。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三省区交界的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支流无河和雅砻江流域约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云南省丽江地区的丽江、永胜、宁蒗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维西、德钦县，四川省的木里、盐源、盐边等县，西藏自治区的芒康等县境内。汉唐时代以来，史载今纳西族先民分别为“牦牛羌”、“旄牛夷”、“摩沙夷”和“麽些蛮”、“摩些”、“麽些”等等。据晋常璩撰《华阳国志》等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史称“摩沙夷”等古羌人遗裔纳西族先民就已生息、繁衍在上述广大地域里。各地纳西族内部有很多支系和各种自称、他称，如有“纳喜”、“纳恒”、“纳日”、“纳汝”、“拉热”、“拉洛”、“阮可”、“吕西”、“摩梭”等等，新中国建立后，统一称之为“纳西族”。
纳西族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非常古老。原始、神秘的象形文字和东巴经是构成她们古老文化的内容之一。本文专门介绍这种古老文字和东巴经。
纳西族自古信仰原始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民间称主持这种宗教活动的人物为“东巴”，故称“东巴教”。东巴们使用着一种古老文字，俗称“东巴文”。纳西语则称这种文字为“森究鲁究，sər33 tə55 lv55 tə55”，直译含义为“木石标记”，即见木画木、见马画马，“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自然界客观事物形象为标本而构画的一种文字，也是一种用图画记事和表意的文字，因此人们称它为“象形文字”，亦称“摩些文”、“摩些象形文”、“纳西象形文”、“东巴象形文”，或统称为“东巴文”、“东跋文”、“多宝文”等等。这种文字的写法如下图：
对这种文字的性质，学者们根据它的构造、书写、寓意等特点，说法颇多。民国《中甸县志稿》一册（下）称：“摩些文，……其实此种文字，但能称为摩些字，……绝不能称之为文，因为这种文字，仅有单字之连续，而并无八品名词或任何文法也。”章太炎称“摩些”“所制文字大抵以象形为宗，不足即以形声会意济之”。古文字学家董作宾认为是一种“很原始的象形文字”，是“正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较原始的图画文字更为晚近之一种文字”。方国瑜认为，此种文字虽“保留较浓厚的图画文字的意味”，但“已由图画文字进入象形文字”。裘锡圭则认为：“纳西文是已经使用假借文、形声字，但还经常夹用非文字的图画式表意手法的一种原始文字”。和志武则认为：“纳西象形文字既不是仍处于……图画记事发展阶段的图画文字，也还没有发展到能比较准确地代表语言的一种完整、系统的表意文字符号体系，而是一种介乎图画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象形文字符号体系。”总而言之，这种文字是一种流传至今并介于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一种原始象形文字符号，故被人们称之为是“活着的象形文字”。
此外，与上述文字相并用的，还有三种所谓“哥巴文”、“玛沙文”和“阮可文”。“哥巴文”，纳西语称“哥巴苔嗯，gə31 ba33 te33 γ33”，又译记作“格巴文”、“格巴字”。此种文字写法如下图。
这种文字其特点较之前述图画文字是笔画简单，其读音为一个字读一个音节。故学术界称之“标音文字”或“音节文字”。据考证，“哥巴”或“格巴”一语，在纳西语中有“弟子”、“徒弟”之意。故一般认为，“哥巴字”是后世东巴的弟子们所创制并使用的一种标音文字。在云南省迪庆州的维西县和中甸县部分地区山区则居住有自称为“玛丽玛沙人”和“阮可人”的纳西族，他们分别使用与象形文字杂糅其间并保有变异读法的文字，故分别被称之为“玛沙文”和“阮可文”（亦作“若喀字”），其写法、读法、含义与象形文字对照起来，则如：东巴象形文的“天”字和“蛙”字为、，玛沙文则写作。又，东巴象形字写“羊”为，阮可文则写作，因此，据学者们研究，玛沙文和阮可文基本上都是由东巴象形文字脱胎演变而出的东巴象形文字的变体、异体和派生字，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字。
现在谈谈东巴象形文字的创造时代。
关于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的创造时代，学术界做了很多考说，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象形文字经典的确切记录，汉文史籍也无具体记载。因此，各家之说都难定论。推断东巴象形文字创造年代最早的是徐中舒教授，他认为，四川古代的“巴文”和“麽些文”（东巴文）以及汉文“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最初还可能是同出一源的。但它们的分支，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李霖灿先生则认为，“麽些形字之年代，最早当不能过唐，最晚亦在明成化之前”。方国瑜先生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东巴经记录中有圣人“拉也比索素古，la33 iə31 py31 so33 s55 kv55”三人同时创制汉族、藏族、纳西族人三种文字，“但这三种文字创始年代不同，传说不可信，不能强作比附来解说”。又，象形文字记录的“东巴经又说，古代在白地（今云南省中甸县三坝乡）的鸡鸣山下，有圣人‘老丁帮都’创始文字：传说在崇忍利恩之后，高勒趣之前，当洪荒之世，未必有据”。方国瑜先生根据文字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原理，结合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并参照明朝时期纳西族土司木高在白地摩崖上的刻诗，认为“公元11世纪中叶，是时已有纳西文字写经书之说，可以近信”。部分史家同样根据这一原理，再根据白地“木高摩崖”所载“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等诗句以及落款“释理达禅定处”等内容，认为“约在公元11世纪中叶（宋仁宗时），可能是白地东巴大师阿明什罗，已用东巴象形文字写经传教”。又据《元一统志》关于“麦宗，麽些人也，……始生七岁，不学而识文字，……”等记载推断，认为这种“不学而识”的文字，当是指纳西象形文字。麦宗是公元13世纪初（宋理宗时）的人，他能不学便能识文字，则证明在他之前便有了只要精通纳西语言，了解纳西社会生活，便能掌握不需要学习，但能读音识义（即“不学而识”）的文字。由此得出结论，东巴象形文字早在宋以前的唐代或唐代以前已经形成，至少在7至11世纪甚至到13世纪初期，这种文字已获得较大的发展了。
纳西族信仰原始自然宗教“东巴教”，主持宗教活动的人是“东巴”，东巴主持宗教活动时要念诵象形文经典，故人们称他们为“东巴经师”。东巴教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反映纳西族社会生产、生活、家庭婚姻、宗教祭仪规程、原始文学乃至天文学直到军事、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内容，都通过东巴教的活动得以保存和体现出来，使之构成今天人们所称的“东巴文化”，而系统记录这些文化内容的就是“东巴经”。
在纳西族社会中，象形文字由东巴通晓和掌握。自古以来，东巴们便用这种文字作为书写、记事的工具，而用这种文字书写装订成册的书，就称为象形文字经书。因为这种经书专供东巴在举行各种宗教祭仪时使用，故纳西语称它为“东巴苔嗯，to33 ba31 t'e33 γ33”，意即“东巴书”、“东巴的书”，亦即人们习惯所称的“东巴经”或“东巴经书”，也称“象形文字东巴经”。
东巴们用于书写经书的纸，笔墨都是自己制造的。纸用一种称作“构树”（纳西语称“诺哦，no33 o31”）的植物的皮纤维加工制作而成，纸质非常粗糙。笔大多用竹片削制而成。墨用炊具底部烟灰拌和松明烟灰和胶水、动物胆汁而制成。经书一般为横条状，长约30厘米，宽约10厘米，有的在横书上端用线装订，有的则在横书左端装订。每本经书所记录内容多少而页数不等，都有封面和封底页，封面页一般都绘有精美图案，并书有书名。书内每页用粗墨线从左至右划分为三横行（线）。书写顺序从左至右，由上往下，一般每书写完一句话、一个词组或一个完整句段，即用横线（行）隔开。每一本经书需要记录的内容书写完毕，装订成册，便是一本完整的东巴经。至于东巴经的册数，则依东巴们所作祭祀仪式时间长短以及该祭祀内容的多少等情况而定，比如，有的一部东巴经可分为10册、20册，有的则为一册。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和以后的陆续调查，在东巴经师手中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东巴经书，其总数不下几万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东巴经便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据掌握的资料，目前收藏于国内外图书馆，包括诸如北京、云南较大的图书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被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瑞典等国有关机构收藏的东巴经数量在两万册以上。因此，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不仅是纳西族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古老文化的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