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一九三〇年——当然罗，那个时候大巴山还不兴这样叫公元年号的。这是一九三三年，红军到了大巴山，说是要闹“世界革命”了，全世界都要统一年号，才兴起这么叫的。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大巴山乡下，对于年号，却是各有各的叫法的。

比如说，在我们乡下很有一点名声的王承恩王大老太爷就一直坚持要叫“大清”年号，硬要把一九三〇年叫做“大清宣统二十二年”，虽然他早已知道宣统皇帝逊了龙位已达十九年之久，在官家的文书上叫“中华民国”也已经叫了十九年之久了，他就一是不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在他的权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比如过年过节在他的堂屋举行家祭的时候，或者在他当族长时，王氏宗祠举行祭祖大典的时候，他坚持要叫“大清”年号。就在每年七月半中元之节，就是我们乡下叫做“鬼节”的时候，王大老太爷给他的祖辈人烧“纸钱包袱”，在那包袱上就明明这么写着“大清宣统二十二年”。他振振有辞地说，他的祖辈人在阴曹地府里，并不知道我们阳世已经反了正，必须这样写，才能把钱稳稳当当地汇到阴国去交给他的祖辈人。他还害怕纸钱在野外焚化的时候，被野鬼拦路抢去，特别到城里去买了时新的“冥国银行”的汇票，焚化汇单，汇到阴国，交给他的祖辈人，拿到冥国银行去兑现钱。他在汇单上仍然写着“大清宣统二十二年”。

我们乡下那些算命的，请神的，看风水的，却都坚持另外的叫法，叫这一年为庚午年。他们说这才是夏禹王传下来的正统历法，是古已有之的。须知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国里，凡是古已有之的东西，都是尽善尽美的宝贝，动不得的。否则就乱了祖辈人的规矩，就是大逆不道，而大逆不道是该问斩的。况且，据他们说，在天廷上的玉皇大帝，在地府里的阎罗星君那里，从来就是这么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地叫年号的。要是不按照他们的规矩办事，立刻就会降下刀兵水火之灾来，这是在到处张贴着的“劝世文”里就预言过的。那些算命的瞎子，请神的端公，看风水的道士们也都是这么说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天廷和地府与人间往来的交通人员，说的话总是可靠的吧。况且，老百姓都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明白，天上的玉皇大帝，地下的阎罗星君和在人间的皇帝老倌，以及后来的什么总统、大帅、委员长、主席之类的大人物，永远是正确的，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一件该受到埋怨、指责，以至背地的诅咒和腹诽，都是有罪的。他们定下的天条律令，发出的金口玉言，老百姓只能惶恐领受，虔诚奉行，山呼万岁，违反不得的。所以我们乡下的善良老百姓，一直是规规矩矩地给地主老爷，给地主老爷的狗腿子，以及地主老爷的狗腿子的狗腿子，种田交租，上粮纳税，抬轿子，下苦力，当公差，不敢怠慢。逢年过节，还不敢忘记穿上只有过年才穿一回的老蓝布拜客长衫，提起一只鸡，或者一块二指宽的腊肉，或者包一封片糖，去给老爷们和老爷们的狗腿子以及狗腿子的狗腿子们拜年贺节。他们也不敢忘记，端一方冷猪头肉，提一篮香烛纸钱，到这个庙那个寺里去向玉皇大帝、阎罗星君和他们的各级部下，这个菩萨、那个神灵去上供。向那道貌岸然的菩萨上供，向那威严庄重的菩萨上供，向那横眉立眼、举手投足的菩萨上供，向那袒胸露肚、喜笑颜开的菩萨上供……当然，还不敢忘记给坐在大路边石屋里的“保一方清泰、佑四境平安”的土地公土地婆上供，那是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的直接领导上级，正如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保甲长一样，都是怠慢不得的。他们一回到家里，抬头便望见灶头上的灶王爷，他是玉皇大帝派驻到每一个家庭里来的联络员，专管一家善恶报应。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当然更应该好好上供，希望他老人家每年腊月二十四日上天廷，去向玉皇大帝汇报的时候，给自己美言几句，说在下的子民们并不是那么凶恶可恨，冥顽不灵，为非作歹，犯上作乱。他们还是照老样子在种田做工，上粮纳税，皈依服法。有的很有心计的老百姓，或者叫做“奸民”吧，怕灶王老爷在这个不老实的人世间耳濡目染，也变得不老实起来，他接受了贿赂，享用了供品后，上天廷去汇报时，说老百姓的坏话，于是有人在供品里悄悄加上麻糖，这样就可以把灶王爷的嘴巴粘住，叫他想汇报坏话也讲不出来。至于灶王爷会不会上这些奸民的当，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那个时候的官府，到乡下来贴告示，要征粮收税，那文书上却是明明写着“民国”的年号。虽然老百姓一直没有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民”的什么“国”，却也因为枪杆子的威力，不能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何况他们的手里捏着一大把这个“民国”发给他们的五花八门的各种粮票税单，上面写着“民国三十年”，“民国五十年”，他们已经替他们的儿子孙子以至曾孙上了多少年的粮税了。

说起这些事来，话就多得几箩几筐也装不下，说到民国幺年也说不完。我们现在且不管它吧，哪个愿意叫什么年号，各随其便，我们懒得去打这种陈谷子烂芝麻的官司，还是言归正传，摆我们的龙门阵吧。

我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〇年，或者叫庚午年，或者叫民国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