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的时候，我上过一年的播音主持课。

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老师让我们讨论，如果主持人在台上被拖尾的礼服裙绊住跌倒要怎么办。

讲台下的我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要注意摔下的造型，开玩笑说要在地上凹个造型再站起来。

也有人选择“抖机灵”，以“在场的人太热情，我被你们的热情倾倒了”“声浪都把我撂倒了”“这个舞台多么亲近啊”之类的话化解尴尬。

老师面带微笑听完了大家的讨论，然后给出了她的经验之谈：“最好的方式是你别做多余的事，一个人默默站起来，把裙子拉平整，头发整理好，一句话都不要说。”

我们都觉得诧异，认为老师是在敷衍了事。“别做多余的事”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还需要老师来教吗？

老师不慌不忙地解释：“且不说需要穿拖尾礼服的场合是正式场合，那些插科打诨并不合时宜。更重要的是，当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想怎么才能在大家的眼里保持形象，很可能就打乱了自己做事的节奏。哪怕你补救得再完美，陌生人都没有必要给你的挫折报以掌声。只有你默默地站起来，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才能保证之后的流程按照既定计划走下去。”

如今年岁渐长，我才开始明白，原来在遇到人生的难堪之时，“别做多余的事”“别与他人耗费多余的口舌”就是保持自我节奏的最好方法。一个人扛过挫折，日后反而会更轻松。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写道：“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人真的是一种充满惰性和依赖性的动物，越期待安慰，痊愈得越慢。就算痛下了无数次决心，仍期待着有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伸手将自己从深渊中拉出来。

我们期待外力更胜过于期待内力，因为培养内力是个太过于漫长的过程，而外力可能只需要别人的一次“顺手”。

其实，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从来都不是被别人安慰过来的。

我曾经和一个朋友一起聊过自己最艰难的日子。

还记得高考考砸了的时候，我一度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但真正释怀这件事其实是在很久以后，当我带着行李离开宿舍的那一刻，锁头“咔嗒”一声落下。看着眼前的校园，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恨了。

那时候我火急火燎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未来是一片看得见的晴朗天空，让我不由得和校园挥手道再见：“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日子。”

当然，我的经历比起朋友的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她毕业到了陌生的城市工作，朋友们全在家乡。孤身一人的夜里，突然听闻从小最疼爱她的爷爷病危。

那天晚上，她买了最近的一班火车回家。在车厢里，家人发来信息：爷爷去世了。

她哭不出来，茫然地在火车上踱步。

“我从人群中走过，四面八方都是擦肩而过的人，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都像是炫耀着自己的人生有多美好。”她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

她说自己的释怀是通过无数次的怀念。她写了很多关于爷爷的文字，这些文字让她心安，让她再也不怕“有一天我会把爷爷忘掉”。

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劝说我们的人，我们心怀感激却清楚劝解收效甚微。

世界上没有被安慰出来的“想开”，只有随着时间推移，开始觉得继续苦痛也毫无意义，或是自己努力将生活扳回自己想走的轨道。

我们都在很久以后，接受了不能改变的现实，改变着可以被改变的——这大概也是所有艰难时刻的共同归宿。很多时候困难对人的打击，只是在它发生的那一刻，若那一刻能够站起来，就永远站起来了。

人如同初生之树的枝丫，之所以能朝着不同的方向成长，是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艰难时刻都不一样：

曾经因为显山露水被打击过，未来就会渐趋收敛。

曾经因为内敛害羞而被人忽视的，就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学着做一个放心大胆的人。

我并不想劝你、哄你或是鼓励你站起来。倘若我把你扶起来，再塞给你一把糖，那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站起来的过程中会得到什么。

我曾经希望自己在抱怨“我把这件事情搞砸了”的同时，有一个人向我哭奔而来说他也一样。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与其想着拉全世界下水，不如一个人扑腾挣扎，勉勉强强地探出头来。

也许这一次之后，你就彻底学会了游泳，可以自在畅游于漫漫生活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