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我给远在广州的田瑛兄寄去一函，告知他我们正在蠢蠢策划创办《土家族文学》，一来找他讨个主意，二来邀他人伙。

信中说明，想办《土家族文学》蓄谋已久。想的是那么大一个土家族，有560万同胞散居全国各地，迄今却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刊物；我们有那么多知名的作家，古有彭秋潭，现有沈从文不说，仅就今天而言，湘有孙健忠、蔡测海、田瑛诸位；鄂有李传锋、李巍、田天等人；川有陈川、冉庄、何小竹若干；黔有田永红、陈庚发、喻健芸芸。他们驰骋五湖四海，走红天南地北，虽念念不忘自己是土家族，却苦于散兵游勇，家园难觅。因此我们决意在土家族源头创办《土家族文学》，收游子回故里，聚“巴军”于旗下，共操民族团结、文学发展之大业。

信发出后，心想长阳离广州那么远，加之又是春节，都要忙着东奔西走，合家团聚，要等回复也得一些时日。不曾想到第五天便接到田瑛打来的长途电话，告之我他很激动，并说创办《土家族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大事、幸事，他愿意无条件加盟。还告诉我，他在接到信的当天便给湖南省作协主席孙健忠去了电话，动员老孙入伙。老孙也很激动，愿意尽力参与。当我在电话中找他索稿时，他爽快地说，手头正有一个中篇，名曰《早期的稼穑》，是国内一家大刊物约的头条，刚刚打上句号，还没来得及寄出。现在有了《土家族文学》，无论如何得给自己的刊物发表。

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一种感慨油然而生：这世上千好万好，赶不上朋友最好。

说到朋友，田瑛和我的友谊就不一般了，这不仅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都当过兵，都是靠手中这支笔杀开的一条血路，更重要的是我们同为巴人后裔，都孝顺祖宗和热爱民族。认识田瑛是在1987年，那时候他已从部队转业，在花城出版社做小说编辑室主任，因为编辑田天的《田天报告文学选》，和田天一同来长阳武落钟离山巴人发祥地寻根，我们得以在清江边相识。当时他已在《收获》、《花城》、《钟山》、《作家》等知名刊物上发过大批小说，出版了小说集《龙脉》，是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然而，在和他的交往中，你看不出半点炫耀和张狂，看不出半点虚伪的傲气，看不出半点故作的矜持和玩出来的深沉。他豪爽，大度，重情重义，直言快语，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念念不忘养育他的湘西。他高贵的人品使我深深钦佩，两人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在长阳的十多天里，我们形影不离，彻底长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回广州后不久，他调到《花城》杂志社任副总编，那是全国著名的刊物，他又担当要职，编务十分繁忙。但他没有忘记朋友，常常写信或来电，问一声好，报一声平安，说一声想念，也约我为他主办的《花城》写稿，想抬我一桩，但我这人生性好吃懒做，不思进取，业余时间只和麻将促膝谈心，倾诉喜怒哀乐，提到写小说就头皮发麻，因此迟迟没有应承。

其实也不光这些，我深谙《花城》是什么档次，我那水平除了让朋友为难难道还有别的？

因此我说，兄弟之间不谈文学。

这当然是个借口，不“谈”是因为一“谈”就“谈”出了我的老底，“谈”出了我的苍白。

尽管说了不“谈”，但他还是按时寄赠《花城》于我，告诫我一定要写点东西，不能枉了脚下这片厚土。

大前年夏天，他约了孙健忠、田天、赵虹（《中国作家》编辑）第二次来长阳，在游历了武落钟离山、长阳人化石洞之后，他感慨万千，说回去后一定要写一部小说，关于长阳、关于清江、关于巴人和“长阳人”。我对他的设想充满信心，知道他一定能拿出这部作品。

迄今为止，田瑛发表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但每一篇都掷地有声。作为一名土家族作家，他注重的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厚重和苍凉，以及关于生命、爱情和死亡的沉重叙述。每一篇作品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和蒸腾的生命气息。关于他的作品，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进行评说，我只想向读者推荐他的《早期的稼穑》，我不敢说《早期的稼穑》是他“关于长阳、关于清江、关于巴人、关于‘长阳人’”的产物，但至少这中间有着某种联系。因为《早期的稼穑》所描绘的时代，恰与远古“长阳人”产生的时代相近，因此这是一部关于人类祖先，关于人类文明的作品。

我是在《土家族文学》发排之后，在印刷厂吵吵嚷嚷的照排车间匆匆写下上面这些话的，粗俗之处，不知田瑛兄能否谅解？

我想能。

因为，我们同血缘。我们是兄弟。

（原载《土家族文学》1998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