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序）

我历史但是文学地讲述发生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横跨十三年的故事，我只想告诉人们，我基督徒一样虔诚的灵魂跪倒在那片山地上泼洒我带血的情感，是因为我曾经和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历史告诉我，盘古开天，皇天厚土，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生养之缘。而灵魂跪着的这片土地上曾经苎苎过那么多的事情：追随历史的探索横跨世纪的阵痛还有绵延不绝的苦难和无边无际的超越……我在五更的时候圈亡最后一个句号眸写过的章节，一种难言的愧疚漫上心头：一个重大的题材和一分神圣的感情却被我表现得那样粗糙和稚嫩。然而，粗糙也罢稚嫩电罢。丑媳妇最终要见公婆，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当我在这细雨敲窗的暗夜策划着怎样为这部丑陋的著作穿上漂亮的花衣，来蒙混善良的读者时，心里――阵阵发冷，我知道这是灵魂的悸动。悸动的义魂告诉我，必须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丑恶，必须真诚地面对历史、土地和母亲。这时候我忽然有些激动，眼前浮现出一位老人的身影。看见老人的时候，泪就不住地流，泪眼漱漱里，见得老人蹒跚着步子，自风雨中来，听见老人唤我乳名，感觉老人粗砺的双手正抚摸我冰凉的泪脸……

这是全世界我最崇拜的一位老人。她紧紧牵扯着我的血管。

老人曾经是童养媳。3岁的时候便失去了父母。不到8岁的年纪便离开唯一的亲人――她的哥哥流落他乡，等到老人再次回故乡时，一堆黄土永远埋葬了她过早夭折的哥哥。老人的丈夫是一位永远忠诚于为别人谋福利的小小乡干部。老人8岁的时候，和这位当时她并刁；知道口后将成为既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又无法和她厮守痛苦的乡干部订了“红庚八字’。老人既定的命运，多病的身体和脚下这片只长石头的土地共同构成了她苦难的人生。

老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老人坚强地拖着病歪歪的身体用蒿子野菜苕干饭和南瓜糊把四个孩子拉扯成人，大儿子长到“岁的时候，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了，一位征兵的排长来到村里，老人流着泪苦苦哀求排长把她的大儿子带走。老人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唠唠叨叨地推荐她的儿子。老人况：“我儿子年纪小点，但是他会写稿子您看读五年级就在报上登了稿子哩……您是排长，孩子他爹，也当过排长，只不过那时刚解放，穿的军装没现在料子好……您就积积德，让我儿子吃几顿饱饭吧。”

在老人差点就要跪下去的苦苦哀求下，排长终于决定把她的儿子带走。不是因为她的儿子会写稿子，排长只看重打枪和投弹，对稿子不太感兴趣，也不是因为“孩子他爹也当过排长”，那时的排长大多是从国民党那边投降来的，与现在差距太大。排长决定带走她儿子的原因是排长本身是从大别山农村出来的，她的母亲或许也这样流看泪哀求过另一位排长。排长深深地感动干山里母亲那颗流血的爱心……

一个星空迷朦的凌晨，老人送走了她的儿子。老人抚摸着儿子的头发哽咽着叮嘱：“要听党的话，叮人民的话，争取领导……提拔。家乡太穷，有本事就再也不要回来……”

儿子跪到母亲面前。儿子哭着说：“妈，我想你。”

老人严厉地说：“不要想我，多想自己的前途。有了前途才能在外头立脚，才能填饱肚子找上媳妇……”老人又说，“要是将来成了大器，就回来看看，拉乡亲们一把，弄个化肥、救济什么的……”

儿子记着母亲的话。为了不再回到那片贫瘠的山地，他阱命读书，拼命写作，后来成了作家。他按照母亲的嘱咐给乡里弄去了化肥和救济，但是他却没有能力改变母亲和乡亲们的命运，仅有化肥和救济无法使贫困的山地脱胎换骨……

那位老人便是我的母亲。

她的大儿子自然是我。

我不能忘记199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受一家刊物指派到一个曾经和我的家乡一样荒凉闭塞，贫穷落后而今却富得流油的土家山寨去采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在那片面积仅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穿行、寻觅、思考。眼前的一切使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看见那里的农民都坐着汽车去上工，看见那里的煤矿工人都抽着美国“555”牌香烟……我深深震撼于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所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坚强的凝聚力。他们是中国最小的“官”，小到连“芝麻官”都称不上，严格地说，那不叫官，充其量是一群端着土饭碗的农民带头人。然而在他们身上，却饱含了人民赋于“官”的真正含意；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幸福。由此我想到，中国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要是我们的官们都能像这些称不上官但却“官”之有余的农民带头人一样，我们的共和国不知要早多少年进入现代化……

我真想在那片土地上跪下去。跪着对整个世界说：要是我的家乡能有这样一些官多好1要是我的母亲也生活在这个小村里多好！

一种对历史、对土地、对母亲诉说的欲望如岩浆喷涌、火山爆发般在我心头涌动，我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写成了两万余字的报告文学《深山大超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文摘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几十家报刊电台纷纷予以转载、转播……

这之后，我又三次前往三洞水，继续在那片土地上穿行、寻觅、思考……

1991年7月，正在武汉攻读文学硕士的我的朋友达流回长阳探亲，来我家里聊天。那一次我们一反常规没有谈女人和股票，也没有谈学潮和海湾战争，我们谈的是三洞水。当我把三洞水的情况介绍给他时，他激动不已，问我为什么不写成一个长篇我说正在作准备。他说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欣然答应。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邀了长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田弟炳和我们一同来到三洞水。我们白天采访，晚上构思，很快拟订了一份提纲。在这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写作，直到积劳成疾，昏倒在书桌旁，直到医生告诉我，再写你就没命了，我才忍痛搁下了笔。

这一搁就是三年。三年后的今天，我将这部作品拿出来。不是为了在文学史上辉煌留名，因为它的确太粗糙太幼稚，无法辉煌也就更谈不上留名。我把它拿出来的初衷。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真诚。我希望能够有一次机会真诚地去对历史诉说，对土地诉说。对母亲诉说……

找还想说的，无非是一些关于母亲的话题。我的苦难的母亲养了一个做作家的儿子，她的儿子却至今没有为母亲做出’篇文章。母亲没有读书，不知道巴尔扎克、马尔克斯，更不懂得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但是母亲知道《金光大道》、《三里湾》和《小二黑结婚》。母亲总是问我：什么时候能写出一本农民的书什么时候能替农民说几句话y什么时候能有一篇文章让田里的庄稼长粗，脚下的石头卖钱……

我无法回答母亲，也无法正视历史和文学。记得我在小说集《山骚》后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曾有人间我，你的文学观念是什么我呆呆地像个傻瓜答不出来。连文学是什么都不懂，何以谈观念我老实地写我的乡土，是我心头有一份情感要渲泄……”。“……我蓦然间发现今生今世无论我走到哪里，怎么也走不出我的山墙角，走不出我的竹篱笆。我的苦难的乡土上始终有一根沉重的纤绳在牵扯着我的命运……”然而，虽然我这么写了，但在那部书里，我依然没有用多大的篇幅来观照农民的命运，来描写人与土地那份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

现在我这样做了，母亲！

虽然我的作品依然无法圆满地对母亲做出回答，但这的确是我真诚的诉说，我深信，真诚所导致的，必将是我苦苦追求的深刻。深刻地去观照历史、土地和母亲……

1994年8月26日夜于长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