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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荣散文 §第五章 巴土文化之源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看重文化。

在一个世界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恣肆蓬勃,人类文明互创共享的时代,文化毫不谦虚地从传统价值边缘跻身而出,以自身强大的实力构成当代社会发展基本语境,并日益彰显出它干预大千世界,覆盖万事万物的本质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一些国家在经历了重商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时代和军事帝国主义的政治霸权时代之后,文化已日益成为其影响世界的未来力量。这是因为,伴随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文化不再被动地附庸于政治、经济和科技,而是以自身强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物质属性而成为新世纪全球性的支柱产业。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以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方式研究社会,宣称自己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相互渗透的行为体系:文化行动体系、社会行动体系、人格行动体系和行为有机体系。他认为,文化可以从一个体系传达到另一个体系,是行动者的取向目的,并且有能力控制其它三项行动体系。在帕森斯看来,“文化体系是最高层次,也是最主要的决定力量”。美国另一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对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投以极大关注,他在其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确已变得至高无上了。”他认为,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它担负的前所未有的使命是变革观念、对新事物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索。在贝尔看来,西方当代的文化批判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维支柱结构之上,拥有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

在中国,沧桑与忧患的历史情结,牺牲与悲壮的民族长歌,上天摘月的理志梦幻,改天换地的大同愿景,曾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情节。人们习惯于唱时代的“最强音”,“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是一种极其亢奋的、狂飚突进的崇高审美心态,是一种真诚、热烈、夸张和万众同声的审美文化主题。导致这一主题发生根本裂变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传统文化语境被现代、后现代观念消弭,文化必须奋起抗争,以其强大的物质潜力张扬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说中国20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文化干预经济,经济渗透文化,文化关照消费,消费培植文化的现实,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方式,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属于主流文化(大文化)多元组合之一的民族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多元的构成,关于民族文化的定义,英文中有260多条。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雷克海默认为,“民族文化就是来自广场、庙堂和民间的文化”,它具有强烈的地域属性和典型的人文特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威廉姆斯则认为,民族文化就是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来自人民的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特殊的生活环境中创造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从下层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

在当今席卷全球的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自然不甘落后,它们抖落满身尘土,自喻下里巴人,不屑阳春白雪,与高雅文化并肩跻身大雅之堂,手舞足蹈,引吭高歌,不仅倍受青睐,而且招蜂引蝶,满堂喝彩。

而我这里要说的,是民族文化之一种的巴土文化。巴土文化是以鄂西清江流域和长江三峡一带为中心并纽结湘鄂渝黔,以古代巴文化和现代土家文化为内核的一种地域民族文化。长期以来,巴土文化蜗居山野,久锁深闺,但她依然如春风野草,蓬生不息。

这是一种历尽了沧桑的文化。千百年来,她顽强地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消弭,以其巨大的坚韧,承载着一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民族历史和精神的重负,深刻地凸现出这个民族个性、艺术和生命的魅力。它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生命、生存和爱的结晶,是人类文明一道别致的风景。

那么,在人类工业文明所必然导致的文化转型期,巴土文化又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人类和世界?无疑,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已经使全球范围的交往和交流日益普遍化和一体化,世界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正在改变人类传统的文化结构,若再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必将走向消亡。事实上,巴土文化迫切渴求与当代主流文化的融合,迫切需要在本民族依照现代化秩序步入全球化世界体系的进程中重整精神信念,只有成为主流文化大合唱中的声部组合,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人类先进文明同步,才能超越狭隘民族本位立场的视野,拓展宏大而壮美的生存发展空间。

一个民族的启蒙就是文化的启蒙。

在人类早期,古代的游吟诗人就是通过不断的游走吟唱来传播艺术、故事和历史的。诗歌特别是史诗,成了那个时代人类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后来,有了文字,便“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演进,才形成了今天的文化形态。

因此,许多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都从哲学高度对文化赋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或者说“文化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说“可以理解的存在就是文化”。他们认为,文化揭示了人与存在的关系,所有人类的深思和哲学都要在文化中进行。这与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不谋而合。这些论述揭示了现代社会对文化启蒙极其重要的重新认识。

巴土文化发源于4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其文化启蒙因一代先祖巴务相走出洞穴,率部从武落钟离山(今长阳)逆水西征而发端。巴务相曾号廪君。廪者,粮仓也,廪君为求“廪地”,西征盐阳,服“盐水女神”,再服“夷城”,建立巴国,此即殷商甲骨文所称“巴子国”。周初,巴人参加周武王的伐殷战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华阳国志》),能歌善舞的巴人在早期战争中不是晓以兵器,而是厉以歌舞,他们以狂歌劲舞浩壮声势,营造氛围,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殷兵纷纷溃败。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一直活动在历史的前沿,与强大的楚国争斗达数百年之久。公元316年,巴国为秦所灭。此后,巴人后裔遍布湘鄂黔渝,灿烂的巴文化伴随血统传承。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土家族,这是一个以巴人后裔为民族成员的中原少数民族。伴随土家族的成立,巴土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文化生态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民歌民谣浩如烟海,民风民俗五彩斑澜,民间故事层出不穷,民族史诗盈尺累丈。山歌、南曲、巴山舞、哭嫁、摆手舞等,已然成为民族艺术之瑰宝。一大批民族文化人前赴后继,生生以求,他们不为名利所动,不为金钱所惑,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蜗居民间,餐风宿露,“焚膏油以继昝,独兀兀而穷年”,挖掘、整理、传承、研究、创作,用心血和汗水筑起了一座蔚为壮观的巴土文化宝库。在继承和创新传统的基础上,一大批新创作的民族文化精品脱颖而出,振聋发聩,如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大奖的《土里巴人》,获全国群星奖金奖的长阳巴山舞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位于巴人故里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组织编辑了一套《巴土文化丛书》。它的出笼,对于抢救民族民间文化瑰宝,研究巴人生存发展历史,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展示民族形象魅力,实现文化价值转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丛书所编《土家民歌》、《土家风情》、《土家俗谚》、《长阳南曲》、《长阳竹枝词》、《长阳方言》等,都是地地道道来自民间的土产。虽不免粗砺,但经过近千年或几百年传承、创新和打磨,也可见风骨卓然,云蒸霞蔚。

文化走向产业,是文化生产的必然选择。

巴土文化的历史内涵决定了它在当代社会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精神生产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把“人类文化的成果”称作“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他认为,文化生产力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社会关系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将其强烈的主观因素,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和爱浸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中,以有形无形的方式“物化”到对象中去,从而使文化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物质属性。验证马克思这一理论的显著标志是文化与经济、科技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及工业大生产为代表的第二代生产力是以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生产既包含物质产品生产,也包含精神产品生产,而精神生产或文化生产必然合理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全部特征。文化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就必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精神的心理活动。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科技化时代社会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影、电视、书刊、音像、演出、美术、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进入市场,文化成为产业,文化本身已具有经济力、科技力。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无疑,文化产业除了强烈的现实品格外,还代表着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得到满足之后,则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比如对书籍、音像、影视、艺术、娱乐、信息、旅游等方面的需求。

总之,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人类的发展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更包括过上充实的、幸福的、快乐的、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因此,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计划》指出,“发展最终可以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界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快速发展的需要”。

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文化生产力的竞争。

在这样的文化态势下,发展巴土文化产业已经成了整个民族时不我待的大计,巴土文化生成的民族条件,为创造、发展巴土文化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江三峡一带特别是清江流域历史悠久,人文恢扬,山河锦绣,风光旖旎,是民族文化与民族旅游有机嫁接的最佳场所,文化渗透山水,山水承载文化,是发展新型民族风情旅游的最佳选择。对民族地区而言,独特的风俗,诡秘的风情,特殊的宗教,古老的建筑等,都具有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土家族人民至今沿袭着自己独特的生存生活习惯,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交往礼仪、民间信仰、商贸习俗等;民间文化有民歌、故事、跳丧、南曲、传说、谚语、俚曲等,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物质基础。

总之,巴土文化只有成为文化产业,才能实现其价值。这便是我们编辑《巴土文化丛书》的内在动力和现实意义。倘此套丛书能够对巴土文化产业发展辅以或思或悟、或启或益,则全体编撰者悦莫大焉。

(原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巴土文化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