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式的道德里面，我们中国的女人首先要讲究“三从”，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的一生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女人的一生是永远不许有独立的时候的。这“三从”的教条真把男性中心的道德表示得非常地干脆了！

女人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经有了几千年，现在是该她们觉醒的时候了呢。她们觉醒转来，要要求她们天赋的人权，要要求男女的彻底的对等，这是当然而然的道理。女权运动在我们中国虽是才在萌芽，但在他们欧美已经是很有成效的了。“女权主义”（feminism）一书的作者华尔士（walsh）[1]曾把女权主义的运动和社会主义两相比较，他说：社会主义是唤醒阶级意识而形成阶级斗争，女权运动是唤醒性的意识而形成性的斗争。这个比较我觉得不仅在被压迫者方面的志趣是完全相同，就是在压迫者方面的态度也几乎是全然一致。

无产阶级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之下，起而对于有产阶级提出贫富对等的要求，而资产家对于他们依然持著高压的态度。

女性困于男性中心的道德束缚之下，起而对于男性提出男女对等的要求，然而男性中心道德的支持者依然视以为狂妄而痛加阻遏。

女性的解放，怕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样，一时总还不能达到完满的目的罢。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三个叛逆的女性》。

我在此不妨把我自己的态度来表明一下。

我自己对于劳动运动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人，而对于妇女运动是赞成女权主义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同是一样的人，女子和男子也同是一样的人，一个社会的制度或者一种道德的精神是应该使各个人均能平等地发展他的个性，平等地各尽他的所能，不能加以人为的束缚而于单方有所偏袒。这从个人的成就上和社会的进展上，都是合理的要求；而无如这种要求在一般的人，尤为是以明理自命的知识阶级，却每每不能理解而横施攻击。他们以为私有财产制度和男性中心道德就好象天经地义一样，只要这经义一破，人类便要变成禽兽，文明便要破产，其实他们的天地也未免太跼蹐了呀。他们假如真是以人类和文明为怀，那他们该得知道现在的人类状况和现在的文明是靠有产者——专门是有产者的男性——维持发展出来的。那吗，假如一切的无产者都变成有产，一切的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得以发挥她们的才能，岂不是于人类文明之促进上更加了无限的生力军吗？然而他们偏要说是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洪水猛兽。他们虽在替人类文明设想，我们是不能不替洪水猛兽设想的。一些洪水，一些猛兽，在人类文明之下永远是洪水猛兽的时候，这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大的殷忧呢，私产制度一天一天地发展起来，大资产家吞并小资产家，小资产家又变为无产的流氓，妇女不消说是跟着堕落的，到头是全世界的人类怕只能归纳成一打半打的富豪，而全世界的文明就要靠这一打半打的人类来维持发展，人类和文明到了这步田地，那才可以说全部都要变成禽兽，全部都要破产的呀。我们这些洪水猛兽虽然不敢替人类文明设想，然而不能不替自己设想；所以我在劳动运动上要赞成社会主义，在妇女运动上要赞成女权主义的。

本来女权主义只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别动队，女性的彻底解放须得在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之后才能办到。女性是受著两重的压迫的，她们经过了性的斗争之后，还要来和无产的男性们同上阶级斗争的战线。

啊，如今是该女性觉醒的时候了！她们沈沦在男性中心的道德之下已经几千年，一生一世服从得个干干净净。她们先要求成为一个人，然后再能说到人与人的对等的竞争。但是有人说：女性是劣于男性的，她们是另外一种动物，她们和男性之比好象是猩猩和人之比。不错，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也诚然可以得到证明，历史上女性的成绩是诚然不如男子的，但这正是她们受了handicap[2]的证据呢！她们一生受著束缚，她们一生没有受过与男子同等的机会，她们的才能怎么能够表现，她们怎么不能够降为猩猩，或者猩猩以下呢？我们试看历史上有名的女性，便单就中国而论，如象卓文君，如象蔡文姬[3]，如象武则天[4]，如象李清照[5]，她们的才力也并不亚于男人，而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人，乃至成为男性以上的人，就是因为她们是不肯服从男性中心道德的叛逆的女性。她们不是因为才力过人，所以才成为叛逆；是她们成了叛逆，所以才力才有所发展的呀。女子也并不是生下地来便是猩猩，是男性中心的道德把她们猩猩化了的。我们男子要嘲笑女子是猩猩，但我们男子也有猩猩化的可能性。我们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表现能力几乎是减到了零小数点以下的第好几位了。我们中国的男子不是一天不如一天，我们中国的男子把来与外国的男子比较，不是几乎可以说全部都是女性了吗？我们中国人的好猜疑，中国人的好忌妒，中国人的好偷惰，中国人的好服从，中国人的好依赖，中国人的好小利，中国人的好谈人短长，中国人的除了家事以外不知道有国事，除了自己以外不知道有社会的，这些都是女性的特征，然而不已经完全都表现到男子的性格上来了吗？本来女子的性格在根本上不一定就是这样的害虫，稍微有些教养的女性，她们把这些恶德都是能够超越了的。不过她们之中的大多数，几千年来久困在奴隶的地位之下，奴隶的根性已经积蓄得很深，这些恶德便不得不成为她们全部的品格了。她们秉著这些品格起来组织家庭，我们所受的家庭教育除这些恶德之外还有甚么可以观摩的呢？我们到此是可以觉悟了。男性中心的道德在第一段的工程上把女性化成了猩猩，而在第二段的工程上更把男性化成了女性。象我们中国这样个国家真可以称为“母国”的呢！我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难道还能够甘心堕落，一点也不想自行拯救吗？

女性之受束缚，女性之受蹂躏，女性之受歧视，象我们中国一样的，在全世界上恐怕是要数一数二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一世都让她们“从”得干干净净的了。我们如果要救济中国，不得不彻底要解放女性，我们如果要解放女性，那吗反对“三从”的“三不从”的道德，不正是应该提倡的吗？“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这就是“三不从”的新性道德。这儿不消说是有一定的范围，就是女性的生活，在这一定的范围之内，当然有不能完全和家庭的关系脱离的时候——就在理想社会实现了的时代，夫妇的关系至少是会保存著的，但是这儿所说的“一定的范围”是指为女为妻为母的与为父为夫为子的所应享或应尽的权利义务而言，超过了这个范围之外的无理的束缚，在男女两方都是罪过呀。这在女的方面不消说要觉悟才行，就在男的方面也是应该要彻底觉悟的。甚么“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话，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天有时是在地的下面，地有时是在天的上头呀。当从的当然可以从（如象幼年时分的生活问题教育问题等），不当从的不能强人以必从（如象成年以后的婚姻问题职业问题等）。要这样，我们的中国，或者也才能够成为男性的中国罢。

在旧式的道德家看来，一定是会诋为大逆不道的，——你这个狂徒要提倡甚么“三不从”的道德呀！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但是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罢，凡在一种新旧交替的时代，有多少后来的圣贤在当时是諡为叛逆的。我怀著这种想念已经有多少年辰，我在历史上很想找几个有为的女性来作为具体的表现。我在这个作意之下便作成了我的《卓文君》和《王昭君》。让我来细细地向著不骂我的人谈谈罢。

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这在古时候是视为不道德的，就在民国的现代，有许多旧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谓教育家，也依然还是这样。有许多的文人虽然也把它当风流韵事，时常在文笔间卖弄风骚，但每每以游戏出之，即是不道德的仍认为不道德，不过也觉得有些味儿，可以供自己潦倒的资料，决不曾有人严正地替她辩护过，从正面来认她的行为是有道德的。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从一而终”的不合理的教条，我觉得完全被她勇敢地打破了。本来她嫁的是甚么人，她寡了为甚么又回到了卓家，这些事实我在历史上是完全不能寻到，我说她是嫁给程郑的儿子，而且说程郑是迷恋著她的，都是我假想出来的节目。不过她的的确确是回到了她的父家，而且她的父亲卓王孙是十分势利的人，这在史实上是明载著的（请参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她大归了，私奔了相如，这是完全背叛了旧式的道德，而且把她的父亲是十分触怒了的。这全部的事实虽不能作为“在家不必从父”的适例，但她在“不从父”的一点上的的确确是很好的标本。从来不满意她的道德先生们当然不止是不满意于她的“不从父”的这一节，不过这一节恐怕也是重要的分子，而这一节在我的剧本里面要算是顶重要的动机。

不满意于卓文君，因而更不满意于我的剧本的人，在我想来很多。听说民国十二年，浙江绍兴的女子师范学校演过我这篇戏剧，竟闹起了很大的风潮。听说县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借口剧中相如唱的歌词是男先生唱的（原剧本登在第二卷一号的《创造季刊》[6]上，司马相如一直到底都没有出场，现刻改变了），以为大伤风化，竟要开除学校的校长，校长后来虽然没有开除，听说这场公案还闹到杭州省教育会去审查过一回，经许多教育大家审定，以为本剧确有不道德的地方，决定了一个议案禁止中学以上的学生表演了。这些事实我一半是从报上得来，一半是从朋友的口中得来的，详细的情形我不知道，或许也有传闻失实的地方，但我想即使稍有失实的地方，这对于绍兴的议员老爷们，和杭州的教育大家们是有益无损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总要算是大道德而特道德的了。歌功颂德的文章即使稍微用了些谀词，这素来是不犯禁例的呢。

一篇剧本的禁演本来很小很小的问题，并且在中国的现在表演新剧（尤其是新的史剧）的时机尚未十分成熟，我也没有在这儿大书特书的必要。不过问题是关系道德和教育的根本大计的，我觉得我国的男性的觉醒期还很遥遥，我对于那受了冤罪的校长和演员们是不能不深致歉意的了。这篇剧本听说后来杭州女子师范和北京女子师大都已曾表演过，此外也还有些地方的女学生也写过信来要求表演，这怕是禁果的滋味特别甜蜜，不必就是我的剧本真能博得这许多的同情。不过表演过的都是女子学校，这使我非常乐观：我想我们现代的新女性，怕真正是达到性的觉醒时代了呢。

《王昭君》这篇剧本的构造，大部分是出于我的想象。王昭君的母亲和她的父兄，都是我假想出来的人；毛淑姬和龚宽也是假想出来的——龚宽这个人的名字在历史上本来是有，他是与毛延寿同时的画师，但不必一定就是延寿的弟子。他和淑姬的关系不消说更是想象中的想象了。但是这些脚色都是陪衬的人物，我做这篇剧本的主要动机，乃至是我主要的假想的，是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旨自愿去下嫁匈奴。

王昭君这个历史的人物，本是素来受尽了人的赞美和同情的。她的琵琶的哀怨，青塚的黄昏，至今还使人留恋不置。她的行为在事实上本来是一点儿不道德的痕迹也没有的。她的一生诚然是一个悲剧，但这悲剧的解释在古时是完全归诸运命——就是她不幸被画师卖弄，不幸被君王误选，更不幸的是以美人之身下嫁匈奴，（这一层悲哀之中不消说是含有很浓厚的民族主义的彩色的，）这些都好象冥冥之中有甚么在那儿作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一样。象这种运命悲剧的解释，我完全把它改成性格的悲剧去了。王昭君这个女性使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倔强的性格。别的妃嫔们都争着献贿于画师，望其笔上生春以求得君王的爱宠，而王昭君却一人不肯苟同。在她看来，君王的爱宠是不在她的眼中的，君王也是不在他的眼中的，不消说卑劣的画师更是不在她的眼中的了。她的受选入宫，在她看来，好象根本不是甚么荣耀的事情。这和一般无主见无性格养成了奴隶根性的女子是完全不同的。这点是我根本对于她表示同情的地方。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我想我的想象怕离事实是不很远的罢。因为汉元帝看见了王昭君的真美，既是那么迷恋，竟斩杀了作伪的画师，那他以君王的权威把王昭君借故挽留下来，我想也不是甚么为难的事体。王昭君不消说不会喜欢嫁给匈奴，她之从嫁匈奴只能作为自暴自弃的反抗精神解释，不然以她那样倔强的性格，她在路上也可以如象马致远的《汉宫秋》里所想象的一样寻个自尽了[7]。愈倔强的人愈会自暴自弃，要使她倔强到底，那由元帝挽留她的一幕是不能不想象出来，但这样一来我又把王昭君写成了一个女叛徒，她是彻底反抗王权，而且成了一个“出嫁不必从夫”的标本了。

还有元帝的变态性欲，我想在事实上或许也会是有的。照《前汉书》的“本纪赞”看来，他分明是能棋能画的人，他当然是一位风流天子，[8]你看他只看见了王昭君一眼便会那样执迷，他的好色的程度也是很有点样子的啦。在全剧中我把他写得很坏，惹得一位批评家竟骂起我来，说我堕落了，竟写得出那样的人物。（原文见民国十二年年末的《学灯》，时期和评者的姓名我都不记得了）。[9]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过一段笑话，说是有位乡下人看戏，看见演奸臣的演得太逼真了，一步跳上台去把那演奸臣的戏子杀了。那位批评家我觉得有点象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自己当成了汉元帝，或者是我这篇剧中汉元帝这个人物比较地写得逼真，这倒是我意想外的成功呢。

以上的两篇是我完全含著作意来做的文章，“三不从”中算做了两不从，本来还想把蔡文姬来配上去，合成一个三部曲的。蔡文姬陷入匈奴左贤王，替胡人生了两个儿子了，曹操后来遣发使臣去以厚币金璧把她赎了回来[10]。她一生前后要算是嫁过三嫁，中间的一嫁更是化外的蛮子。所以她在道德家，如象朱熹一样的人看来，除她的文才可取之外，品行是“卑不足道”的，顶“卑不足道”的要算是她“失身陷胡而不能死节”了。这是素来的人对于蔡文姬的定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很有替蔡文姬辩护的余地。本来结婚的先决条件要看两造有没有爱情。有爱情的结合才能算是道德的结婚，不管对手者是黑奴，是蛮子，都是不成问题，一切外形的区别在爱情之前都是消灭罄尽的。没有爱情的结合，就算是敬了祖宗，拜了神明，喝了交杯酒，种种仪式都是周到至十二万分，然而依然只是肉体的买卖。不论两造就是王侯将相的少爷小姐，这种的结合依然是不道德的。我们认清了这一点，再来研究蔡文姬对于胡人的结婚，究竟是不是有爱存在。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我觉得比她的《悲愤诗》要高超得多[11]。有人说十八拍是后人伪造的，但我觉得那样悲壮哀切的文章，不是身经其境的人，怕不易做到罢。我们看她第二拍的头一句“胡人宠我兮有二子”，她自己用了一个“宠”字，我想她和胡人的结合至少在外面上是不能说是没有爱情。惟其不是没有爱情，所以她才“含羞茹垢”和胡人成了夫妇，而且还养了两个小孩子了。假使曹操不去赎她，她定然是甘居于异域不愿回天汉的。不幸的是曹操去赎她，而胡人竟公然卖了她，这儿才发生了她和胡人的婚姻的悲剧来。胡人的卖她就是证明其不爱她，前日的外形的“宠”到此才全部揭穿，所以文姬才决然归汉，而且才把她两个胡儿都一道弃了。我们看她十八拍中那样思儿梦儿，伤心泣血的苦况，那她终至弃了她的儿子的苦衷，决不是单单一个思乡的念头便可以解释的。她父亲已经死了，前夫当然是没有存在（看她归汉后又另外嫁了人便可以知道），她归了汉朝又有什么乐趣呢？我想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她那时候自量是没有养儿子的力量，或者也是胡人不许她带起走，所以她后来才那样梦魂萦绕痛心号泣的了。儿子她既不能养，留在匈奴转是他们的幸福，这也足以反证她假如不受卖，不受欺，她也会终生乐著她异域的家庭而不自悲悔的呢。所以在我看来，我的蔡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12]。我想把她表写出来的已经有三四年，然而终竟没有写成。于是乎所谓“三不从”的标本便缺少了一不从，我的三部曲的计划当然是没有成功的，但在去年六月我又才无心之间把《聂嫈》写了出来。

我最初从事于戏剧的创作是在民国九年的九月[13]。我那时候刚好把《浮士德》悲剧第一部译完，不消说我是很受了歌德的影响的。[14]歌德的影响对于我始终不是甚么好的影响。我在未译《浮士德》之前，在民国八九年之间最是我的诗兴喷涌的时代，《女神》中的诗除掉《归国吟》[15]（民国十年作）以外，大多是作于这个时期。第三辑中的短诗一多半是前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海涅与太戈儿[16]的影响写出的。第二辑的比较粗暴的长诗是后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惠迭曼（whitman）[17]的影响写出的。我的诗的创作期中，在这后半期里面觉得最有兴趣，他那时的一种不可遏抑的内在冲动，一种几乎发狂的强烈的热情，使我至今犹时常追慕。我那时候的诗实实在在是涌出来，并不是做出来的。象《凤凰涅槃》那首长诗，前后怕只写了三十分钟的光景，写的时候全身发冷发抖，就好象中了寒热病一样，牙关只是震震地作响，心尖只是跳动得不安，后一半部还是临睡的时候摊在被盖里写出的。假使所谓“茵士披里纯”（inspiration）[18]的状态就是这样，我那时候要算是真是感受过些“茵士披里纯”的了。但是自从我把《浮士德》第一部译了之后，这种状态我是绝少感受著的了。内在的感情消涸了，形式的技巧把我束缚起来，以后的诗便多是没有力气的诗，有的也只是一些空嚷。很有些人称赞我《女神》以后的诗而痛诋《女神》的，但在我觉得还是《女神》里面是没有欺诳自己的一样。

我的信念：觉得诗总当由灵感进出，而戏剧小说则可以由努力做出的。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她若何工巧总不能感动人深在的灵魂，戏剧小说的力量根本没有诗的直切，也怕是这个原故。我自从译完《浮士德》第一部之后，我便开始做起戏剧来了。第一篇的试作就是《棠棣之花》（《女神》第一辑，民国九年双十节初发表于《学灯增刊》）。最初的计划本是三幕五场（从严仲子来访之前一直做到聂嫈之死），收在《女神》上的是第一幕第二场，第二幕是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十一年五月一日）的。全幕的表现完全是受著歌德的影响（象使聂嫈和聂政十分相象的地方，不消说也是摹仿了点子莎士比亚[19]），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毫没有剧情的统一，自从把第二幕发表以后，觉得照原来的做法没有成为剧本的可能，我把已成的第一幕第一场（聂政之家）及第三幕第一场（韩城城下）全行毁弃，未完成的第三幕第二场（哭尸）不消说是久已无心再继续下去的了。

突然之间惊天动地地发生了去年的五卅惨案！那天我和全平[20]偶尔要到南京路去。刚好走到浙江路口的时候，看见许多的人众从对面涌来，市场都已混乱了。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体。接着便遇着几个大夏大学的学生，他们才告诉我们是英国巡捕在工部局门口开枪，打死好几位学生和工人。那时候另外还有一位友人从对面走来，叫我们千切不要再向前进的，但我和全平却违背了他的好意，匆匆地穿过南京路，先向先施公司门口走去。南京路的交通已经断绝了，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两旁站着无数的行人，拥挤得几乎水泄不通。我刚到先施公司的门口，全平竟不知被挤到那儿去了。先施公司斜对面的工部局门口和附近，站着无数的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都是端着枪的，几名西捕头和印度巡捕把挂在颈上的手枪拿在一只手上，一只手拿着黑棒，站在街心时常东跑西跑地四处打人，两眼比鸷鸟还要凶猛。街上愈拥愈多的行人看见打人的跑来了，急忙向后散窜，两个公司急忙又把铁门关起来；人渐静定了，铁门又从新打开。接着又涌起波浪转来，铁门又关了。如此一开一关的间隔，大约有四五分钟的光景，我们去得迟了一些，那时街上的死骸和血迹已经都收拾干净了。从华英街以西是不准人通行的，有不识趣的人要蒙昧地去通过，当头就是一棒。我平生容易激动的心血，这时真是遏勒不住，我几次想冲上前去把西捕头的手枪夺来把他们打死。这个意想不消说是没有实行得起来，但是实现在我的《聂嫈》的史剧里了。我时常对人说：没有五卅惨剧的时候，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哟！

我那天在先施公司门前跟着群众拥挤了半天。第二天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学的形势逐渐实现，我国空前的民气澎湃了起来，逐渐地波动及于全国了。啊！那个空前的民气哟！那个伟大的波动哟！后来的结果虽然终归失败了，然而使我们全国的民众知道了帝国主义的野心，知道了外部的高压的淫威，内部的软化的鬼祟，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我想第二次更有根基更有具体计划的掀天撼地的更伟大的波动，不久总会又要澎湃起来的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没有病没有睡没有老没有死的，全世界大革命的机键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地位的青年，是多么可以有为，是多么应该彻底自觉自勉，努力奋进的哟！青年，青年，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我们应该一致觉悟起来，一致联合起来，全世界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呢！

我在五卅潮中就草成了这篇悲剧。刚好草成，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一个救济工人的游艺会，叫我做篇剧本来表演，我就把《聂嫈》交给了他们。于是全平替我司印刷校对（《聂嫈》的单行本，便是这时候赶着印刷出来的），葆炎任全剧的导演，贻德[21]在美专的内部奔走一切，全部的十几二十位的男女的同志在一百度的暑热之中忘饥忘渴地拼命演习起来，仅仅十天的工夫便把甚么都准备好了，在七月一日的新舞台表演了出来，那时候我们大家的热心，大家的奋迅哟！表演的结果在我作家自己是只有感激，只有感激，只有感激的。听说那天的收入共有七百多元，为数虽然不多，对于站在第一战线上的工友们虽然没有甚么多大的效益，但是我们那时候的热心，我们那时候的奋迅哟！我最受感发的是那位扮演聂嫈的陆才英女士。听说她本来是有肺病的人，已经是辍了学的，她自己甘愿来表演聂嫈。她冒着炎热，每天上学去练习，练习到第三晚上，竟至吐起血来了。大家都愁着，怕全部的计划会要破坏，因为难得找人来替代她的，但是她却坚忍不屈，就是吐着血，她也要支持到底。她终竟同着其余的热心的男女同志，在七月一日把全剧演完了。啊！她这种精神，怎么能够叫人不佩服呢！啊，中国的新女性，中国新女性的战斗者哟！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祝你的精神永远健在着罢！肺病有什么！肺结核菌又有什么？就象资本帝国主义者，军阀——甘做外人走狗的军阀一样，他们纵能蹂躏得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不屈的精神他们又能够怎么样呢？我们的肉体，一死就算了事，他们总不能使我们再死，三死，四死；但是我们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呀！

《聂嫈》的能够演出不消说是全靠诸位演员的热心，但此外还得力于不少的友人的赞助。就中如欧阳予倩[22]先生替我作曲，他还亲自到美专去，教过他们唱歌，教过他们跳舞，汪仲贤[23]先生担任后台的指导，裘翼为先生担任背景，我都是很感谢的。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在救济工人，我们的热心都是超过于友谊的界限以上的。大家都是在同一的战线上努力，并不是谁替谁帮了忙；但是我的剧本是在五卅潮中草成，而使我的剧本更能在五卅潮中上演，以救济我们第一战线上的勇士，这在作家的我自己，岂不是比谁也还要更受感发的吗？啊！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那时演戏的声音，那时演戏的情趣，犹历历在我的耳目。《聂嫈》此剧以后总还有演的机会的。但是无论就怎样成功，怎样能够博得观客的赞赏，更使我能够有第一次这样的感激的，恐怕是永远没有的罢。第一次演员的姓氏附录于次，以致谢意。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上演于上海新舞台

剧中人

演员

聂嫈

陆才英女士

酒家母

柳演仁女士

酒家女

裘德瑜女士

幼女

陶式英女士

盲叟

刘枝

游人

陶炳耀

卫士甲

徐文碧

乙

张渡

丙

蒋兆余

丁

陶炳耀

士长一二三

魏廷鹤，张翰芬，林子坚

以上我把《聂嫈》的创作史和上演史叙了一大篇，离题太扯远了，还

是归到本论上来罢。我上面说过，我本是想把王昭君，卓文君，蔡文姬三人作为“三不从”的三部曲的，但是蔡文姬我终竟没有做出，不过聂嫈也不失为一个叛逆的女性，所以我就把她收在这儿，编成这部《三个叛逆的女性》。旧式的道德家要说我是大逆不道，那我是甘居于大逆不道，但我不幸的是看见有些新人，他们看见我爱作史剧竟有目我为复古派，东方文化派者，那真不知道是何所见而云然。不受人了解我觉得还不要紧，受人误解我觉得是顶不愉快的事体，我做这篇文字的动机也就在这儿。

十五年[24]三月八日

〔本文注释者：黄侯兴〕

[1]华尔士（t.j.walsh，1859—1933），美国参议员，曾在议会上提出妇女参政及改善童工生活条件等法案。

[2]英语，障碍、束缚之意。

[3]蔡文姬，一作昭姬，名琰，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蔡邕女，东汉女诗人。博学有才辩，通音律。汉末大乱，为董卓部将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为曹操重金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著有《悲愤诗》等。

[4]武则天（624—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作者考订为四川广元人。工部尚书武士彟女，唐高宗后。高宗死，中宗即位，她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载初元年（六九○年）废睿宗，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神龙元年（七○五年）朝政大乱，被拥唐派大臣所迫禅位于中宗，是年冬死，諡则天皇后。

[5]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南宋女词人。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己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辑有《李清照集》。

[6]创造社文艺性刊物。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创刊，一九二四年二月停刊，共出六期。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7]马致远（？—约1321），号东篱，元代大都（今北京市）人。剧作家、散曲家。其杂剧今知有十五种，代表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在历史记载基础上，增添了王昭君投江自尽等情节。

[8]《前汉书》，即《汉书》，东汉班固撰，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9]此当指署名誉嘉的《评创造季刊二卷二号》一文，载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该文批评剧作中的汉元帝独白“未免太俗”，结局“给了读者一个不安的刺激”。

这倒是我意想外的成功呢。

[10]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11]《胡笳十八拍》，乐府琴曲歌辞名，据作者考订为蔡文姬所作。全诗十八章，一章为一拍，故名。《悲愤诗》，据《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系蔡文姬所作，共二首。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

[12]“诺拉”，通译娜拉，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

[13]指诗剧《棠棣之花》，写于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者最初写的诗剧应是儿童诗剧《黎明》，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作者在《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自认是从梅特林克的《青鸟》、霍普特曼的《沉钟》得到的启示，是“最初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14]歌德（j.w.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代表作《浮士德》，取材于欧洲十六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作者所译《浮士德》第一部，完稿于一九二○年夏，一九二八年二月改译后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

[15]《归国吟》，系诗集《女神》第三辑一组诗之总题，包括《新生》、《海舟中望日出》、《黄浦江口》、《上海印象》、《西湖纪游》五首。

[16]海涅（h.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著有《歌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太戈儿（tagore，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诗人、哲学家。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

[17]惠迭曼（w.whitman，1819—1892），通译惠特曼，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18]“茵士披里纯”，英语inspiration的音译：意为“灵感”。

[19]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诗人。剧作有《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三十七部。这里说的模仿莎士比亚的剧作，当指《第十二夜》。

[20]即周全平（1901—1983），江苏宜兴人。小说家。著有《烦恼的网》、《梦里的微笑》、《残兵》等。

[21]即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人。小说家、画家。著有《玄武湖之秋》、《艺术漫谈》等。

[22]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立袁，号南杰，湖南浏阳人。戏剧家。著有历史剧《忠王李秀成》、京剧《桃花扇》等。

[23]汪仲贤（1888—1937），名效曾，上海人。演员、剧作家。著有《好儿子》等。

[24]即一九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