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六时起来，趁着齐先生还在休息的时候，我赶着写了一篇《祝辞》和一封致科玛诺夫院长的信，我的《祝辞》是在信笺上用钢笔写的，没有装璜，也并不精美，但其中包含了我自己的诚意，而且我相信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的诚意。

祝辞

全人类都在景仰着苏联的伟大的成就，在不足三十年的期间，建立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全世界都在庆祝着苏联的伟大的胜利，在不足四周年的爱国战争中，把最凶顽的法西斯野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灭了。

这空前的成就和胜利决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迎接着苏联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纪念，恰巧提出了一个极深长的启示。

在这儿，科学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人民结合了，这便增加了科学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这便是苏联的建国成功和抗战胜利的一个主要因数。

苏联科学院在彼得大帝的雄图之下成立，在人民领袖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促进了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我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全中国的人民和学术界都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我愿意把我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我们庆祝苏联科学院的伟大成就。庆祝苏联科学院领导着世界文化向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发展，使人类理智获得永远的胜利。

苏联科学院万岁！

苏联科学院的领导者们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科学的开拓者与保护者，斯大林元帅万岁！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晨于列宁格勒

郭沫若敬祝

苏联科学院惠存

天气异常晴朗，按照大会的日程，今天是参观郊外的名胜和战迹，恰巧是最适宜于郊游的一天。九时顷出发，在大旅社门前有不少的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我们坐的是公共汽车第一号。已经上了车了，尼德罕先生来和我打招呼，他告诉我，立地要到莫斯科去了，并为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学者卜蒲先生，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我们从汽车窗口上匆匆忙忙地说了几句话。

“中国的青铜器，”卜蒲先生说，“其实是导源于波斯，在古代巴比仑的时代传到中国去的。”

“我在大体上同意你这个意见。”

卜蒲听我这样说，他非常愉快地又和我握一次手，表示感谢。他也要回莫斯科，而且还要到德黑兰去，要去赶飞机，等不及让我说出我的意见，便又握手告别了。

我说“我在大体上同意”，这是应该加上很长的说明的。中国的青铜时代，有确凿的地下证据的，是从殷代末年开始，但殷代的铜器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必然还有它的先行时代无疑，而这先行时代在中国境内还没有找出。或许是来自巴比仑吧？已经有彩色陶器留下了上古中西交通的纪录，这部纪录也未始不可以用青铜来作它的篇页。但可惜卜蒲先生的证据我没有详细问明。不过据我在德黑兰博物馆的观察，彩色陶器的联系虽然毫无问题，而铜器的沟通却没有得到那样的联想。

汽车出发了，似乎是向着东南方在走，有俄英法合璧的说明小册以为向导。汽车里面又有一位女向导员，人很年青，英文异常流利，每到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便用英文来说明。她把说明小册的英文部分似乎已经读得来倒背如流了。

市内看不出什么战痕，破损的房屋多被修复，有的虽还在修理，但也破坏得并不厉害。一到近郊，情形便完全两样了。街道上还有堡垒正在拆毁，拆毁的人听说就是德国的俘虏，真可以说是“作孽自受”。铁轨的三脚架，钢骨水泥的三角锥，四处都是。铁轨是从火车道或电车道拆下来的。三角锥被称为“龙齿”，是阻止坦克的障碍物。这些大体都是德国人留下来的。工场地带有好些大建筑还只剩下残骸，时而有未遭摧毁的起重机，就像恐龙的骸骨一样，伸长颈子在天空中屹立着。

在普尔珂夫山（pulkovo hill）下停了车。山，只是一带很平缓的小丘陵，但在这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本来有天文台，完全被摧毁了。立在山头，在左前方，远远可以望见列宁格勒全市。山上的草木和中国境内所见的毫无差异，车前草、蒲公英、连翘、蓟团之类，好像全未经历过浩劫的一样，在炸坑的绝底也畅茂地生发着。新闻记者们不断地摄影，各国的学者，有的女的或眷属，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摘取一束野花在手里，显示着郊游的满足。

最辛苦的是女向导员了，不仅时时要向自己所接待的宾客指点并说明，而那些宾客们一下了汽车，就像散了的羊群一样，要团结在一通，却很不容易。在和平时代回到了自然界中来，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学者们，也都好像变成婴孩一样了。

胡小姐也拿着一个赖卡杂在记者群里面拍摄，她想照我的像，似乎对不准镜头，旁边一位南斯拉夫的记者帮了忙。胡小姐走来向我说：好些外国记者都在探听你的履历，究竟怎么介绍？她为这事很着急，但我是很淡漠的。假使对于我毫无认识，就介绍了，也等于明日黄花。

回到汽车上的时候，乘客很不容易聚齐。就在这等客的时间，一位塔斯社的记者，经过齐先生的介绍，要我发表感想。我便把我的感想略略整理了一下。

到了普尔珂夫山，才见到战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顽，同时也见到苏联人民和红军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国很相仿佛，尤其是仿佛江南的风光，我到了这儿，也就仿佛到了江南。像这样战斗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们还没有把日寇赶走，我们的同胞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钦佩苏联的人民和红军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觉着惭愧。

汽车驶向另外一条公路，开到了普希金宫，又停下了。这原来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夏宫，在他未即位之前的一七九六年伽德琳二世女皇时代建立的，是建筑家卡莲序（quarenghi）的杰作。宫外有普希金读过书的贵胄学校，壁上有“普希金读书处，一八一一——一八一八”的铭刻。大约就因为有这样的原故吧，宫名是改用着诗人的姓氏了。

宫是二层楼的建筑，巴洛克式的，内部毁坏得最为厉害，所有的壁画和装饰全被撤毁了，嵌木细工的楼板，几乎没有一片是完整的。宫中有教堂，是伽德琳女皇祈祷的地方，也毁坏得不成名器。原有的一间中国室，其中陈列的全是中国出产的物品，家具纯全是竹制的，竟连影子都没有了。

和宫内的巴洛克式布置极尽了人工美的成对照，宫外的庭园却很能发挥自然美。有湖水湾环，可以弄舟。湖畔绿草如茵，林木参天，时闻清脆的鸟语。林中在前原有各种大理石小雕像的配置，已被毁弃，但在外表上看来，倒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亏损。临湖有一座长方形的水殿，大理石造，有好些小雕像也被残毁了。壁上斜乱地刻画着西班牙文：“不许小便”。这类的字样有好几处。听说围攻列宁城时，西班牙的蓝色师团是驻扎在这儿的。

要走了，年青的女向导又在那边团结宾客，这一次比在普尔珂夫山上更要困难了。各车的人混合在一道，有的还流连在宫里，有的已分散在林中，有的搭上小汽车率性先回城市去了。我同齐先生两人也想先走，便向女向导告辞了出宫，但没有搭上小汽车的方便。

宫外有一个小型的广场，临街有一些长椅以备游人的休息。在和普希金宫成斜对的街角上有一个小型的公园，里面有普希金的铜像，那还是学生时代的普希金，身着长大衣，倚坐在一个长椅上，脱帽置于其侧，前有遮阳，形如军帽。诗人似在思索，或是疲倦。据说这是一九〇〇年雕刻家巴*（bach）制作的，战时安全地被掩埋了，最近才恢复了原位。

我也有点疲倦，并不是有意摹仿普希金，便退回到广场，也选了一个长椅来倚坐在上面。是要准备做诗吗？不，只是等候着同车的人聚集。

四点钟的时候回到了旅馆。用过中饭后，齐先生又约我去游览市容，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就在旅馆附近的街心，立着尼古拉一世的铜像，端正地骑在马上。齐先生说：这位反动的沙皇应该把他撤毁的，但为保存艺术品起见，把他保存了下来。

铜像正对着伊萨克教堂。转过教堂的那一面去，在不远的一段园地上又有彼得大帝的铜像。大帝骑着奔马，马的后脚踏着一条蜿蜒的长蛇，前脚双举，仿佛要腾空而上。这是十八世纪的名雕刻家华里珂涅特（falconet）的杰作，把彼得大帝的雄图大略，克明地形象化了。蛇是象征波罗迭海，寓意是要踏破波罗迭海的封锁。

两尊铜像都是骑在马上的，而且同向着一个方向，因此在列宁格勒市民的审美眼中又把他们构成为一个联想。齐先生告诉我，列宁城有一句俗语，叫做“矮子想追革命家，被教堂挡着”。这话里面具有着深刻的批评。“矮子”自然就是尼古拉一世，这样不开明的君主要想步彼得大帝的后尘已经是一个妄想，而不幸这中间还有一座“教堂”挡路。

列宁城整个是在涅瓦河的三角洲上，市中河道与桥梁很多，特别在滨海的地带被分划成无数的洲岛。有一区域被称为基洛夫群岛，是为了纪念基洛夫而得名，岛上有森森的古木，优美的花圃，各种文化娱乐的场所，是工人们休息的地方。人工美与天然美，配合得十分妥帖。在那儿闲步着，浴着皎洁的阳光，吸着清新的空气，耳之所接，目之所承，我感觉着都是一片的闲适。

有一处临海的平台，有石栏可凭眺，石栏的两端有两个狮子相对，前腿的一只在戏弄圆球。平台的两侧有石级，可步入海中游泳。我们也在这儿凭眺过一刻，海水在夕阳光中反射着璀璨的虹彩，只微微漾出一些舐岸的波音。

游人很稀少，大约因为不是星期，或许也是列宁城市民伤亡太重的原故。在围城两年的期中，听说连饿死的也在十七万人以上。因此，这样的英雄城市在外表上却显示得异常肃静，和莫斯科的印象完全不同。

齐先生说：他是列宁格勒的人，他喜欢列宁格勒。我虽然不是列宁格勒的人，让我平心静气地说一句话的话，我也喜欢列宁格勒。

七点钟的时候到市政府去，应市长的邀宴。市政府就是有名的斯摩尔尼宫，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指挥作战的地方。来宾怕有两千人的光景，苏联科学院的各位翰林，外国的学者，保卫列宁城的各位英雄，及其他。

在前厅里面宾主云集当中，我第一次会见司徒鲁卫先生，他是奴隶制研究的权威，担任着科学院东方学院的院长。身体魁梧，腰背挺直，头发已经斑白。他是非常有礼貌的；他不通中国话，我们的交谈，全靠齐先生翻译，每逢说话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他一定要把右手掌举到胸前敬礼一次。他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成了例外。”我的一些粗枝大叶的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他差不多都知道，愈见增加了我的敬意。

由前厅的正面通到横长的食堂，主席设在左侧，席后有舞台装置，宾席是四列横队，与主席成垂直。我们坐在第七席上。和我对面坐着一位老画家，也是科学院的翰林，他向我问到了徐悲鸿。他说：徐悲鸿往年经过莫斯科，他们曾经见过面。（这位老画家是很有名的，可惜我忘了记下他的名姓。）

市长很精干，主持觞政，甚有条理。每逢酒过一巡，即简单发言，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科学院的学者、各国的来宾、红军、红海军，各业的英雄……而干杯。每提名一次，全场即鼓掌应之。发言者均简短，不作长篇大套的演说或“训辞”，即此已是值得效法的一件大好事。

市长的旁边坐着科学院院长科玛洛夫先生，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须髯都已经全白了，行步虽然要人扶持，但精神尚属矍铄。各国的学者们都轮流着去和市长和院长干杯。阿翰林走来，特别引我去和市长与院长介绍，市长异常高兴，称我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立刻干了一杯。植物学世界权威的科玛洛夫院长，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研究过中国的《本草》，我对中国的植物科学向来表示敬意。”老先生的话，听来是很诚恳的，中国的《本草》，确是一种带有科学性的药用植物的研究，可惜自明以后这项研究便沉沦了，刻本是依样葫芦，事实上是连“样”也走了。医师，认真读过《本草》的，就没有好几位。

菜是很丰盛的，舞台上有歌舞和音乐助兴。酒是不断的醴泉，伏特加，香槟，葡萄，长统的枪弹，尖底的圆锥，不断的向嘴里射击。我自己感觉着有点不能支持了。但我看见那些老教授们却是愈来愈见精神焕发，秃着的头迸射着珍珠，在电灯光下放着红彩。有的互相拥抱，接吻接出了声音。齐先生告诉我，这是俄国的旧礼节，年青的人就不来这一套了。我自己大约是已经不年青的原故吧，很想去抱着那些老教授们接吻，但我还是忍耐着了。

十一点半了，朱庆永先生走来告诉我：他得到一个好消息，宋院长已经由重庆起飞。他担心我醉倒，促我退席。退席的人已经很频繁，我们也就和齐先生一道退席。走出斯摩尔尼宫的时候，看见胡小姐的背影，被两位外国记者搀扶着，上了汽车。朱先生说：“她已经喝醉了。”

天还没有黑尽，列宁城真可谓不夜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