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亮了。看表却才仅仅三点钟，疑心表是停了。上它两手依然是满的，疑心表是坏了。分明天是亮了的，只好起床，但馆内馆外都毫无动静。走到楼口的柜台间去看，挂钟也依然只有三点过。

问题得到解决了：莫斯科天亮得快。

把行李检点了一下，准备只带一口小手提箱去，到列宁格勒是只有三两天的耽搁的。

苏布拉清夫人来了，约我同到食堂早餐，食毕她又告辞而去，她说要去替我买干粮，准备在飞机上用的。

齐赫文斯基先生来了，手里提着一口皮箱，很匆遽地一进门便向我说：“我陪你到列宁格勒，九点钟的飞机，已经八点半了，我们要赶快动身！”

我说：“苏太太刚才来过，去办干粮去了，是不是要等她？”

“等不及了。”

旅馆里的执事来了，把行李点交了给她，要她保管。我自己也提着一口小提箱，便跟着齐先生出发。

刚走到电梯口，苏太太抱了一大包干粮从电梯里出来，她说：“替你们把干粮办来了，我另外还有事，不能送行。”

齐先生把干粮接过了手，随即一同跨进电梯。

乘着汽车到了飞机场，特罗伊次克先生早在，他把旅行证和飞机票交给了我，同时又送了我一个科学院的纪念章，圭形，有别针可挂，我便把它挂在衣领的左襟上。

到了九点钟，飞机却没有准时到。前线的红军正在部分复员，复员红军是有乘机的优先权的，因此飞机不够分配。的确，机场上不断有飞机降落或起飞，上下的大抵都是军人，虽然也有少数的公民，但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什么阔佬，这和别的地方只有阔佬才有乘机身份的毕竟不同。

飞机一直等到午后五点过钟才到。

在这期间，我们乘着汽车回到国际饭店去过两次。第一次去取来三种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是预备送给科学院作为纪念的。第二次去取《世界史年表》，以备万一要作报告时的使用。

带来的干粮也在三点钟的时候打开来吃了。面包、黄油、干酪、香肠，还有茶叶和饼干，后两者留着没有用。特罗伊次克先生，我们也请他吃了。他在机站上足足陪了我们一天，我过意不去，请他老先生先回去了。

最后我们还巡览过莫斯科的市容。到过红场，从列宁墓前经过，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绕了一转。“克里姆林”据说就是堡垒的意思，是蒙古人侵入时开始建筑的。也到过体育场，把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莫斯科时所住过的那间屋子也绕了一遍。

依然是运输机。沿途都是低飞，足足飞了三个钟头，飞到了列宁格勒。阿列克塞也夫先生和另一位科学院的代表在机场上迎接。我坐上了阿先生的车，齐先生和另一位代表同车，向市内驶去。

阿先生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大家，今年六十二岁，苏联的汉学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从前到过北平，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司空表圣的《诗品》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能讲中国话，但他的中国话每每是纯粹的文言。身体很魁梧，衣服很朴素，用着一枝丁字形的大手杖，很有些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袁同礼，顾颉刚，马衡诸君无恙乎？”阿先生在车上问我。

我回答道：“无恙，诸位都在重庆。”

“胡适博士，近来见解有变乎？”

我不明白所问是何种“见解”，踌躇着没有回答。

“他认为施耐庵高过司马迁，《水浒传》胜过《史记》，不免是偏激之见哉！司马迁毕竟是大天才，《史记》是一世界大杰作。”

我没有表示意见。在我看来，两位古人都是伟大的作家，两部书也都是伟大的杰作。这或许骑墙得一点，但事实上是时代不同，性质也不同，我们似可不必强为轩轾。

阿先生说他打算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用外国文写中国文学史，首先须得把中国历代的代表作翻译成外文，这是一项极艰巨的工作。阿先生正不辞劳苦地从事着古典作品的翻译。他翻译了陆机的《文赋》，谢庄的《月赋》，宋玉的《风赋》等，甚至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之类也翻译了，实在是值得惊佩。阿先生也主张翻译一定要信、达、雅，而特别注重雅。假使失掉了原文的美，那就等于把原文糟踏了。他这样说。

汽车停到了加斯妥里亚旅馆的门口，把房间看好之后，阿先生和科学院的代表告退了。房间是三二四与三二五的联号，一共是三间，一间客厅，一间寝室，一间洗澡间，陈设颇为堂皇，有点像王宫的感觉。但听说当列宁城解围之后，久经饥饿的市民曾被收容在这里疗养，久的有住了三个月才恢复了的。

到食堂里用晚餐，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聚集在这里。但也有趣，大抵总是依着自己的国籍，自然而然地分据着个别的席面。各国的新闻记者都有，同样地受着招待。在这儿遇着胡济邦女士，她是大使馆的职员，以新闻记者的资格而出席的。在出国之前，邵力子先生和王昆仑兄戈宝权兄都曾经向我介绍过，我到了这边，便可以请她帮忙。满以为在莫斯科便可以见面的，是她先到列宁城来了。她的身材不高，两颊和嘴唇的胭脂很红，眼眶染着蓝黛，头发蓬在前头像宫女髻，一身橙红色的西装，这在我习惯了看阴丹布的眼睛不免有点眩晕。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尼德罕先生，也碰见了。他看见我很高兴，他说：“你来得真好，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中国学者没有人来？我作过两次报告，都是替中国学者说话。我差不多成了中国代表。”

尼先生把几位英国学者给我介绍了，其中一位是赫胥黎，他是《天演论》的作者的孙子，和威尔士父子合著《生命之科学》的一位生物学家。

饭后，齐赫文斯基先生回家省亲去了。齐先生是列宁城的人，他的父亲是军医，听说在围城期中他一直是留守着的。胡小姐和另一位中国记者来访，后者是朱庆永先生，曾经做过中大教授，他现在是中央社社员。

“你有什么表示庆祝的东西带来？”胡小姐问我。

“我只带来我自己著的几部书。”

“别国的学者都有很精致的‘祝辞’，在大会上当场诵读之后，便奉献给科学院。你有准备吗？”

“丝毫也没有！”我有点着急了，“来的时候，走得很匆忙，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上来。”

“回到莫斯科去再想办法吧，”朱先生插着说，“在大使馆里面总有办法可想的。”

“别国的学者差不多都作了报告，你怕也免不了的。”

“有必要时也可以作，关于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东西，我还可以应付得来。”